基金會資助型運作型

A. 徐永光的爭議人生

這位中國最知名也最富爭議的半官方公益組織負責人，選擇加盟一家非公募基金會，成為一名社會投資家。
徐永光已經從中國青少年基金會引退，轉而成為一家非公募基金會的操盤手，從一名官方公益組織的領導者轉變成一名社會投資家。他運用南都基金會的資金進行社會投資，與商業風投追求經濟利潤最大化不同，他作為社會投資家追求的是所投機構的社會效應最大化。新公民學校是他的第一個社會投資項目。
從北京朝陽公園南門一路往東，經過北京綠化最好的地段，直到五環外的馬各庄，蔥蔥綠樹和街心公園逐漸消失，取而代之的是路兩旁的低矮平房與小五金商鋪，和一座名叫「朝陽區第一新公民學校」的小學。
這所小學，目的是要為在城市打工的農民工子弟提供高質量的教育。在9月開學之前，它已經悄然完成了一次轉變，一家名為南都公益基金會的機構介入了這所私人學校，為它提供155萬元的資金，並且為之建立校董會，挑選校長。新校長胡益文將家搬到了學校，每天6點就起床迎接學生的到來，他在這里非常快樂，「因為看到學生們眼睛發亮精神好」！一學期100元的學費，和50元的餐飯費，就可以讓孩子們穿著免費的新校服，在中午時排隊到食堂打飯，然後對師傅說「謝謝」。老師們的月薪上漲了兩倍，盡管只有1500元。
毀譽參半退出希望工程1949年出生的徐永光在30歲時開始離開溫州。用了7年時間，徐永光從一個幹事成為正局級幹部，職位是共青團中央組織部長。在政治機構內部的升遷中，據說很多人一輩子也難以完成這一過程。
但是徐永光在這個位置上只待了兩年。1988年，徐永光決定辭去團中央組織部部長職務時，祖籍溫州的南懷瑾先生希望徐永光為自己運營他推動修建的「金溫鐵路」，這也是中國第一條無政府投資的地方鐵路。但徐永光選擇以10萬元注冊資金成立中國青少年發展基金會。徐永光的個人網站上寫道，「希望工程17年，募集海內外捐款逾30億元人民幣，救助貧困地區失學兒童289萬人，建設希望小學12559所，成為中國最具影響力的社會公益品牌」。
從1994年香港《壹周刊》對希望工程資金使用的質疑開始，關於徐永光的爭論就從未停息。日後徐永光總用一句話為自己辯解，他說這句話是南懷瑾在十多年前就告誡他的：謗隨名高。徐永光的臉柔和而毫無稜角，對任何人都笑臉相迎，頭發總是梳理得整齊，總是身著並不昂貴的深色套裝西服。難以想像這樣的人會身處爭議的漩渦中長達數年，曾經和《壹周刊》進行了6年的馬拉松官司，並曾接受過8小時的律師當庭盤問。
基金會的進化徐永光自稱，在1997年前後，希望工程和徐本人風頭正旺時，他就已萌生退意，「希望工程風險太大，我幾次提出要結束。1997年時，我提出這是希望工程最後一輪」，原因是一個他無法解決的制度性難題：「任何一個社會都有三種社會組織：第一是政府部門；第二是企業；第三是非政府非營利部門。這個部門應該是脫離政府的。但在官辦的情況下，政府是管著第三部門的。從制度上講，理事會應該是第三部門的最高機構，可是後面還有政府這個婆婆，到底是理事會大還是政府大？」
另一個難題是這些官辦的非政府組織並沒有專門的運營費用。從公眾手中募集來的資金如果用來作為運營費用，必定難逃外界的指責。徐永光的解決辦法是用募集資金投資，用投資賺來的錢做運營費用。這也是他備受指責的原因：投資失敗、資金在誰的名下運作等等。
徐永光堅持在2001年辭去了秘書長職務，2005年他又辭去了青基會常務副理事長和隨後的中國慈善總會副會長職務，從當年11月開始籌辦南都基金會。
南都集團的董事長周慶治是徐永光多年的朋友，二人同是溫州人。18年前，「我離開政府做公益，他離開政府做商業；我看著他做大，他看著我做大」，希望工程名揚天下，《福布斯》2001年把周慶治排在大陸百富第45位。
18年後二人殊途同歸，「沒有人說服我，我們一拍即合」。上海南都集團投入三億元，一億元為注冊資金，另外兩億元作為基金會的本金，徐永光則是操盤手。「資助型基金會的定位有三種：一種資助社區服務和公益項目；一種培育非政府機構和社會企業家，比如阿育王；第三種資助學術研究和思想庫。南都基金會是前兩類。」徐永光說。這種新型的基金會和徐永光服務多年的半官方基金會截然不同。徐永光終於逃離了始終懸掛在他頭上的那把達摩克利斯之劍：首先，南都基金會的架構容易理順；第二，不存在運營費用的問題；第三，徐永光也不用擔心投資的問題。南都基金會的最高決策機構是理事會，同時有獨立監事來監督基金會的運作。在理事會下設專門的投資管理委員會，負責資本運作基金會的本金。運作產生的收益則由專門的項目評審委員會和新公民學校發展中心來分配。因為他多年的公益組織經驗，徐永光正是負責資金分配的最好人選，「我從2007年的7月開始項目招標，招標的資金大體是2000萬元。這個錢要用來建設10所新公民學校。這樣的方式能夠保證資金使用的高效率。我會選擇優秀的機構，做得不好的得不到資源，這樣也有利於這個行業的優勝劣汰。」
以風投方式運作除了專業的投資團隊之外，充裕的運營費用也讓徐永光可以為基金會招募到可以長期工作的優秀人才，「南都中有香港大學的碩士，也有北大EMBA的畢業生。雖然我們的收入仍比商業機構低，但是適當的金錢回報可以讓理想主義更持久」。南都基金會目前的中層管理者年薪10萬元。
徐永光至此成為一個管理著專業團隊的社會投資家。基金會的運作完全類似商業投資機構，只是社會投資家的目的是要尋求社會效益的最大化。舉例而言，在新公民學校的項目中，南都基金會投錢保證學校初期啟動和三五年內的正常運行，卻並不參與學校的管理工作；正如風投投入資金保證一家有前途的公司有運營和擴張費用，但卻不會介入公司的管理。商業投資機構如投行和PE會幫助自己投資的公司建立董事會，南都基金會也會幫助新公民學校建立校董會，「校董會的任務是把握學校大勢，整合社會公益資源，讓學校成為自助和可持續的公益機構，不再依賴南都基金會的資金投入」。然後，商業投資機構等待自己的投資產生豐厚股權回報；南都基金會則期待自己的投資能夠解決盡量多的農民工子女教育問題。
不過徐永光面臨著和風投同樣的問題，手中握著錢，卻不知道投給誰，「找不到好的機構，好的個人。這個行業太弱」，「到時候，徐永光有錢花不出去，才會成為新聞」！這筆錢在2007年是800萬元，2008年將是1800萬元。

B. 基金會是如何運作的謝謝!

用原始資金進行投資,利用利益進行基金會的運轉.簡單原理就是這樣.

C. 基金會和基金管理公司的區別

名稱而已。
基金會，一般是非盈利的。
基金管理公司，通常是盈利性的。

D. 基金會怎麼運作，基金會怎麼運作資訊

基金會，是指利用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組織捐贈的財產，以從事公益事業為目的，按照本條例的規定成立的非營利性法人。
基金會分為面向公眾募捐的基金會和不得面向公眾募捐的基金會。公募基金會按照募捐的地域范圍，分為全國性公募基金會和地方性公募基金會。
對興辦、維持或發展某項事業而儲備的資金或專門撥款進行管理的機構。一般為民間非盈利性組織。宗旨是通過無償資助，促進社會的科學、文化教育事業和社會福利救助等公益性事業的發展。基金會的資金具有明確的目的和用途。基金會在20世紀蓬勃發展。1900年的卡內基基金會和洛克菲勒基金會最有名。1936年成立的福特基金會，由福特家族資助，擁有數十億美元。已成為世界最大的基金會。其他世界性的大型基金會還有： 約翰·古根海姆紀念基金會、丹福思基金會、凱洛格基金會等。80年代以後，中國基金會也獲得了長足的發展，國務院常務會議在1988年9月通過了基金會管理辦法， 對基金會的性質、建立條件、籌款方式、基金的使用和管理等一系列事項作出了規定。中國已建立的基金會有中國老年基金會、中國殘疾人福利基金會、中國福利基金會、宋慶齡基金會、中國青少年發展基金會等。
基金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從廣義上說，基金是機構投資者的統稱，包括信託投資基金、單位信託基金、公積金、保險基金、退休基金，各種基金會的基金。在現有的證券市場上的基金，包括封閉式基金和開放式基金，具有收益性功能和增值潛能的特點。從會計角度透析，基金是一個狹義的概念，意指具有特定目的和用途的資金。因為政府和事業單位的出資者不要求投資回報和投資收回，但要求按法律規定或出資者的意願把資金用在指定的用途上，而形成了基金。

E. 基金會的發展現狀

據基金會中心網統計的數據顯示，截至2014年12月8日，中國共有基金會4115家，其中公募基金會1476家，非公募基金會2639家。自2010年非公募基金會數量超過公募基金會之後，非公募基金會的數量增長速度一直保持很快。非公募基金會數量增長迅速主要原因在於以下幾個方面：政策推動，《基金會管理條例》明確了非公募基金會的地位和基本運作規則，近幾年非公募基金會登記管理許可權下放進一步促進了非公募基金會的數量增長；2008年之後社會對慈善行業有了更多的了解和關注；2008年1月1日起《企業所得稅法》的實施提高了企業發生的公益性捐贈支出免稅比例等。
從數量與分布概況看，基金會發展顯現出以下趨勢：
1. 基金會數量自2004年以來保持20%左右的增長率；
2. 活動領域發展趨勢：一枝獨秀、整體多樣；
3. 7個省市基金會數量占據全國總數的61%。

從地域分布上看，基金會數量與當地經濟發展水平密切相關，在經濟比較發達的東部沿海地區分布著較多的基金會。截止2013年底，江蘇省、浙江省、廣東省、北京市、上海市、福建省、內蒙古、湖南省是基金會最多的10個省份。 在美國，基金會經過上百年的發展，關注的范圍日益擴展，除了關注傳統的扶貧、教育、環境、醫療、公共事業等領域外，還擴展到全球發展、精神、個人潛質發掘等方面。比爾和梅琳達蓋茨基金會的捐贈范圍為全球發展、健康、教育。E-bay創始人奧米迪亞夫婦的基金會則是積極支持個人潛質發掘。懷特基金會則將主要精力放在古代研究、藝術、人文科學上。
截止2013年底，我國基金會的活動領域大多集中在教育以及傳統的救災濟貧、扶弱助殘、醫療救助、文化等方面，而致力於推動藝術、環境保護、公共服務、社區發展、及公益支持等更為廣闊的社會公共領域內的基金會則比較少。也有一些新成立的基金會已經更多地關注新興領域，包括國防建設、傳媒、地質科學等方面，包括：雲南三益文化國防基金會、環球公益基金會、中國古生物化石保護基金會等。 2011年，中國公益慈善界經歷了一個名副其實的多事之秋，先是郭美美網路炫富的行為引發了紅十字會的信任危機；接著，中華慈善總會發票事件、中國青少年發展基金會的中非希望工程、河南宋慶齡基金會的投資放貸，又相繼遭到輿論的質疑和抨擊。在「一人生病，全家吃葯」的公益界，不斷涌現的慈善丑聞使得整個公益行業的公信力都受到影響。
正如當年的希望工程創始人、如今的南都公益基金會理事長徐永光所言，由郭美美引發的「官辦」慈善公信力危機的多米諾骨牌效應已經顯現：「盡管四個機構涉及的麻煩和背景、原因、性質各不相同，但社會對這些事件的質疑和責問，不論是專業還是外行，理性還是不理性，無不指向『官辦』慈善機構的透明度和公信力，表達了對『官辦』慈善機構的不信任。這個亂局的出現看似偶然實屬必然，歸根到底是官民不分的慈善體制惹的禍。」
2012年8月29日，中基透明指數(簡稱FTI)在北京發布。中基透明指數，即中國公益基金會透明指數。這是一套有關基金會透明標準的評價系統，其評價指標包括基金會的基本信息、財務信息、項目信息、捐贈信息等共60個，並以基金會信息披露的渠道和完整度等作為參數，以排行榜單為呈現形式。排行榜將按照基金會最新透明分數每周更新一次，排名越靠前，代表基金會透明度越高。中基透明指數由基金會中心網、清華大學廉政與治理研究中心、中國NPO自律行動委員會、中國非公募基金會論壇和眾多基金會組織參與研發。「它標志著我國公益基金會在制定社會管理標准方面邁出了重大一步。」北京師范大學公益研究院院長王振耀說。據介紹，這個指數具有公開性、科學性、民間性、國際性，將推動我國公益基金會行業提升信息化水平。
中基透明指數一方面樹立行業可量化的透明度標准，另一方面分享實踐經驗和互聯網工具，實現基金會透明度的提升和基金會管理能力的跨越式發展。這個指數將幫助基金會根據標准增強自身透明度，並了解自己的信息公開程度在行業內的位置。對於公眾而言，可以以透明指數作為捐贈參考，從而促進慈善行業增強透明度和公信力。 1、公募基金會亟需轉型
公募基金會擁有著公募權這一優勢資源，很多老牌公募基金會規模擴大迅速。然而，「如何把錢花好」成為這些基金會當前面臨的最大難題，這促使他們思考基金會的未來定位。有些則開始了由運作型向資助型基金會過渡的轉型嘗試；也有基金會開始創造平台，將公募權分享給草根公益組織。
事實上，自2010年開始，一些全國大型公募基金會就紛紛宣布，將從操作型基金會轉向資助型基金會,即基金會由籌資後自己做項目，轉變為培育和資助草根公益組織。
越來越多的全國性公募基金會試圖從操作性基金會轉型資助型基金會，然而捐贈人不理解、不支持的態度以及草根公益組織專業性不高、執行項目效果難以預估的現狀，使得公募基金會轉型步履維艱。
2、非公募基金會發展過程中的挑戰
對於大多數非公募基金會來說，其自身的可持續性的資金來源問題也開始引起重視。按《基金會管理條例》的要求，基金會每年支出資金不是來源於投資回報，而是來源於企業和個人的捐贈。因此如何保證基金會自身的良性發展已經是個問題。
如何獲得持續性的基金來源，採取多樣的基金增值方式，獲得安全的高收益，已經成為中國非公募基金會發展過程中無法繞過的課題。事實上，在一些基金會發展發達的國家，捐助基金會不是單純的捐助，而是一種「投資」。非公募基金會應該利用自身的創始基金進行運作投資，產生效益，從而使基金會可以依靠自身的力量進行可持續地發展。

F. 什麼是運作型基金會，什麼是資助型基金會，兩者關鍵的區別是什麼

這是按照基金會的資金使用方式進行的劃分。
資助型基金會將籌集到的資金主要用於回資助其它答組織運作公益項目，而不是自己運作公益項目；
運作行基金會自己使用自己籌集到的資金運作公益項目。
——《基金會導論》P16

說白了就是資助型的給別人錢辦事；運作型的拿自己的錢辦事。

G. 社會上一些非公募的公益基金會是怎麼運作以及怎麼籌資的

現在都是由一些基金會和公司在運營吧，其實感覺你要是有錢的話，還不如直接去到一比較苦的地方幫助她們呢，或者資助幾名學生也好。

H. 基金會的分類與作用有哪些

看門狗財富為您解答。
針對基金會有不同的分類方法。
歐美同學基金會-中華文化基金按照資金的使用方式可將其劃分為資金主要用於資助其他組織運作公益項目的資助型基金會、自籌資金運作公益項目的運作型基金會和二者兼有的混合型基金會。
按照資金捐贈者的來源，可以分為私人基金會(來源於個人)，企業基金會(以企業資產為基礎)，社區基金會(服務於社區建設與改善，基金來源多樣)和政府基金會(由政府資助或創辦)。
我國《基金會管理條例》中將基金會分為公募基金會和非公募基金會。分類的標准為是否具有面向社會公眾籌款的資格。公募基金會和非公募基金會的本質區別是，前者屬於公共籌款型的基金會
(Fund-Rising oriented)，主要依靠從社會募集的資金從事公益項目；而後者屬於獨立基金型(Endowment)的基金會，依靠自有資金的運作增值和發起人及親友的捐贈從事公益活動。
基金會的作用
基金會的活動領域包括以下三類：慈善，除慈善以外的其他公益領域
(如教育、科學、文化、藝術)和社會創新。三者之間是層層遞進、不斷深入的關系。
在這些領域中，基金會通過運作項目，開展活動起到以下作用：
對政府的補充。在政府現有資源不足以全面滿足社會需求的情況下，基金會面向社會募集資金，將其投入社會各領域的公益項目，運用自身資源擴大公共服務的范圍，實現對現有公共服務體系的補充。
再分配。基金會可以在以效率、公平為標準的社會資源分配完成後，進行「第三次分配」，使資源配置結果更加合理。不同於某些機構、項目全部依靠國家財政撥款，基金會資金的重要來源是社會各界的捐款，通過這種運作模式，起到了對社會資源和財富的再分配作用。
價值倡導。基金會在開展活動時會傳播自己的價值觀念，啟發受眾的思考和進步，倡導高尚、先進的價值理念。改善環境。各種出於公益目的的活動，不管是環境保護還是發展教育事業、扶持弱勢群體，都能夠起到改善社會環境，促進和諧發展的作用。

I. 基金的運作方式是什麼

1. 分級基金來分為母基金自、子基金，子基金會分為進取、穩健兩個，杠桿是因為穩健型子基金把錢「借」給進取型子基金，使得進取型子基金可使用資金大於本身自有資金，因此可以博取更大的收益，當然虧損也會同比放大；一般子穩健型子基金會設計為可在交易所買賣，類似傳統封閉式基金；
2. 由於可以在交易所買賣，所以會出現市價（交易所報價）與基金凈值有偏離（如果市價大於凈值，就是溢價，反之就是折價）；
3. 大部分分級基金只能申購母基金，然後按約定比例拆分為進取、穩健兩個子基金給客戶，申購時按基金當時凈值價格交易；
4. 客戶也可以選擇在市場上，從其他客戶手上購買進取型子基金，此時交易價格為市價；
5. 假設某分級基金的份額杠桿是2.0，若用戶在市場上購買了1份1.2圓的穩健，且當時母基金凈值為2圓，穩健基金凈值為1圓，進取基金凈值為1圓，經過若干時間之後，觸發了強制折算條件，此時進取子基金的市價漲到2圓，母基金凈值為3圓，穩健基金凈值為還是1圓，進取基金凈值為2圓，按1:2折算之後，用戶得到了1.33份母基金
股票

J. 請問從那裡可以得到《美國基金會研究》這本書

中國非營利組織：定義、發展與政策建議

王 名 賈西津

一、非營利組織的定義與分類

討論「非營利組織」問題，首先面對的是對這一詞彙的定義及相關的分類問題。這兩個方面又都容易引起歧義，故這里首先分別作較詳細的闡釋。

1.非營利組織的定義

非營利組織是英文non-profit organization(NPO)的中譯，一般認為現代意義上的非營利組織出現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後[1]。與非營利組織類似的詞彙還有「非政府組織」(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公民社會組織」(civil society organization)、「第三部門」(third sector)等。1998年國務院將設於民政部的原社會團體管理局改為民間組織管理局，「民間組織」一詞從此作為「非營利組織」的中國官方用語開始被正式使用[2]。這些詞彙的含義大同小異，這里不作深入探討，本文所稱「非營利組織」，在一定意義上和上述詞彙是相通的，可互換使用。

那麼，如何理解非營利組織呢?國際社會對這種社會組織的關注大致始於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開始有學者關注中國的類似組織。關於非營利組織的定義，較為流行的是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萊斯特 · 薩拉蒙(Lester Salamon)教授提出的所謂五特徵法，即將具有以下5個特徵的組織界定為非營利組織：(1)組織性；(2)非政府性；(3)非營利性；(4)自治性；(5)志願性。這一定義被用於薩拉蒙教授主持的對全球42個國家非營利組織開展的國際比較研究項目，後來常為人們所引用。在這一定義的5個特性中，非政府性和非營利性被公認為是非營利組織的基本特徵，組織性被視為一個不言而喻的前提，但對非營利組織的其他特徵，有人針對不同國家、地區的情況提出了修正。

日本的重富真一提出結合亞洲國家的國情，可將上述定義修正為如下6個條件：(1)非政府性；(2)非營利性；(3)自發性；(4)持續性/形式性；(5)利他性；(6)慈善性[3]。他強調亞洲的多數國家屬發展中國家，從經濟上和社會上救助弱勢群體是非營利組織存在和發展的特殊背景，因而應將利他性作為一個重要指標，以區別那些以相互扶助為目的的社區非營利組織；進一步來看，具有利他目的的非營利組織，其開展活動的主要資金不能來自受益者，而應主要來源於社會捐贈和受益者之外的其他主體，換言之，是否非政府組織的另一個重要標准，是看其資金是否來自向受益者收費之外的其他來源，即慈善性。重富真一的標准比流行的非營利組織定義嚴格，突出了發展中國家非營利組織扶助救濟的重要屬性。

在我國，完全符合西方標準的非營利組織幾乎不存在。但又確實存在一些從行為和運作機制上不同於政府又不同於企業的社會組織，因而中國學者大多更傾向於從推動和促進非營利部門的發展的角度出發，不將定義限製得過於嚴格。比如康曉光認為，只要是依法注冊的正式組織，從事非營利性活動，滿足志願性和公益性要求，具有不同程度的獨立性和自治性，即可稱為「中國的非政府組織」。[4]

無論在中國還是在國際上，非營利組織都並非是一個具有明確內涵和外延的術語，各個國家和地區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有不同的側重，但這一概念總體上強調的是類似的屬性，即指獨立於政府和企業之外的社會組織，從這個意義上非政府組織被稱之為區別於政府與企業的「第三部門」。

基於上述認識，我們提出，在觀察中國的非政府組織時需要注意如下三個方面的問題：

第一，法律地位與實際屬性不完全對等。在中國，與薩拉蒙的定義最為接近的法律實體，是在各級民政部門登記注冊、並為《民法通則》所承認的社會團體，以及按照有關行政法規所定義的民辦非企業單位。[5]但它們並不代表中國非營利組織的全部，也稱不上是典型。這主要與中國民間組織在雙重管理體制下的登記困境和稅收法律體系不完善造成的公益不足相關。如一些從事非營利公益活動的組織不得不以企業法人的身份存在，而一些營利性的培訓機構等也登記為民辦非企業單位，在名義上成為非營利組織。同時，社會團體大多缺乏「獨立性」和「自治性」，而許多未經注冊的組織卻在不同程度上合乎非營利組織的定義。在國外，非營利組織的法律地位一般依據稅收情況確定，如美國非營利機構在國稅局申請，大量基層組織並未經過國稅局登記而存在，雖不享有免稅待遇但具有合法地位；日本除正式登記為NPO法人之外，存在大量的任意團體；我國台灣地區也存在許多合法的「非法人」非營利組織。

第二，處於轉型中的事業單位可以被納入觀察視野。由於計劃經濟下的政企合一、政社合一，中國在改革開放前不僅缺乏獨立於政府運作的民間組織，甚至連真正意義上的企業也不存在，有的只是國家概念下的「單位」。[6]隨著市場經濟的發育，這些「單位」逐漸分化成為市場體系中不同運作機制的部門。事業單位正處在轉型的時期，一部分已經相對獨立出來，成為具有一定自治性的實體，更多的還在轉化的過程中。而從發展的角度看，事業單位今後必將趨於分化，除少量重要者由國家財政支持成為國立的非營利機構，大量的事業單位或者轉化為市場經濟中獨立運作的經濟實體，即企業，或者成為社會中自治性的非政府組織。如目前醫院的非營利、非營利性分類管理已經實施，體現了衛生事業單位轉型的思路。

第三，政治性自治組織屬於廣義的非政府組織概念。薩拉蒙在其早期研究中，對非政府組織的界定還有「非政治性」和「非宗教性」的限制，但後來特意去掉了這兩個條件，擴大了非政府組織的范圍。有人認為在中國村民自治過程中產生的村民自治組織(村委會)以及社區建設中出現的社區自治組織(居民委員會)，也應被包括在非政府組織的概念中[7]。我們認為，在廣義上，村委會和居民委員會也合乎非政府組織的屬性，但其產生背景較特殊，且是一個數量眾多的同質群體，因此在研究時需要將其與一般意義上的非營利組織區分開來。

概而言之，我們認為，定義中國非營利組織需要滿足的基本條件是：不以營利為目的且具有正式的組織形式、屬於非政府體系的社會組織，它們具有一定的自治性、志願性、公益性或互益性，但並非面面俱到，需要客觀而動態地加以觀察和理解。在當前這樣一個處於轉型時期的歷史條件下，較寬泛的界定標准將有利於更好地推動相關社會組織的發展。當然，進行科學的分析、研究和管理，應當細致分類，以便針對各種類型的非營利組織按其特性區別對待。真正較嚴格地滿足上述組織性、非政府性、非營利性、自治性、志願性的組織，可理解為狹義的或典型的非營利組織。

2.中國非營利組織的分類體系

目前，中國尚沒有一個明確的非營利組織分類標准。現行法規體系中只將其劃分為「社會團體」和「民辦非企業單位」，這對於完善稅收與管理體系顯然不利。從長遠看，美國的做法值得借鑒。在美國，只為會員服務的互益型組織雖可享受免稅待遇，但接受捐贈時要計算所得稅；只有那些為公民服務的公益型組織不僅享受免稅待遇，且其接受捐贈時會得到優惠的扣稅待遇。參照這一思路，可將中國現階段的非營利組織大體上分為會員制互益型組織、會員制公益型組織、運作型組織和實體型社會服務機構等，其中各種類型下還可以再作細分。另外，人民團體、未登記或轉登記團體(如在工商部門登記的非營利性團體)，都可依照其組成分別劃入這些組織形式中。值得一提的是國有事業單位，它們是使用國有資產舉辦的從事各種非營利性活動的組織，其中包括各種國有的醫院、學校、劇團、養老院、研究所、中心、圖書館、美術館等等，這類事業單位在登記管理上屬中央編制辦。許多事業單位目前正處在一個轉型過程，部分也將逐漸分化成不同形式的非政府組織。圖1概括了中國現有的各種主要的非政府組織。

圖1 中國非營利組織基本分類

與現有法規框架下的分類標准相比，上述分類體系突出了以下幾個特點：

第一，以公益性和互益性作為基本區分標准。「公益」是指社會上不特定多數人的利益(或社會全體的利益)，「互益」是指某一特定群體內的互助性利益。將單純互助性的社團與公益性社團區別開來有利於稅收政策的制定。這里側重說明一下互益型組織，它們存在於社會生活的各個不同方面，最主要有兩個方面，即經濟領域和社會領域。存在於經濟領域里的互益型組織，包括我們通常所說的行業協會、商會、職業團體、工會等，其共有的一個重要特點是它們的活動和企業等營利組織密切聯系在一起，是市場經濟存在和發展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在美國、日本等發達國家，這類組織通常被稱之為「經濟團體」、「產業團體」、「勞工組織」等，而區別於通常所說的社團。我們稱之為經濟性團體，由於其與市場經濟結合最緊密，在運作機制、管理方法上都有別於其他類型的團體。互益型組織的另一類是社會性團體，如各種學會、同學會、聯誼會、興趣團體等，較為集中地體現了非營利組織的基本屬性。

第二，將基金會單獨列出。目前我國的法規體系中將基金會同其他會員制社團統一歸為社會團體，而實際上基金會與會員制社會團體的組織性質與運作模式均有很大不同，將會員制組織與運作型基金會區分是當今世界常見的做法，如我國台灣地區分別用公益社團法人和公益財團法人來規范社會團體和基金會。基金會又按照資金運營方式分為自行運營資金的「運作型基金會(Operating foundation)」和專門用於資助的「資助型基金會(Grant-making foundation)」。

第三，將實體型社會服務機構進一步細分。由於學校和醫院在滿足公益需求中的特殊性和專業屬性，一般均被單獨列出，並通過特別立法加以規范，如日本的「特殊法人」(學校法人和醫療法人)等。這類組織因其實體性和服務性的特點，通常不列入所謂狹義非營利組織的范疇。在我國，現行法規中只有1998年公布的《民辦非企業單位登記管理暫行條例》能夠對這類組織加以規范，但即使按照上述條例等級確認以後，也因沒有明確的法人地位而在稅收上難以定性。因此，我們主張：將非營利醫院和非營利學校單獨列出實行特殊政策。

第四，給各種非營利組織以更大的法律生存空間。如「未登記或轉登記團體」，其中大量的是因找不到業務主管單位，無法去民政部注冊登記，它們採取多種變通的方式以便生存和活動，包括注冊為工商企業等。對於這類組織，不應一概視為「非法」而加以取締，應依照法律允許它們生存和開展必要的活動。

二、中國非營利組織的發展與特徵

1.中國非營利組織的發展機遇

截至2001年底，民政部登記的全國各類社會團體12.9萬個，重新登記確認的民辦非企業單位8.2萬家。[8]中國的非營利組織自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得到了迅速的發展，這種狀況體現了非營利組織面臨的許多有利的發展機遇，主要包括如下6個方面：

第一，始於1978年的經濟體制改革為中國非營利組織的發展帶來了生存空間。經濟體制改革釋放了蘊涵在中國社會各個層面的巨大的能量和多樣化的需求，原有的政治化、行政化、一體化的社會走向了開放化、市場化和多元化。20多年的經濟體制改革已經形成不可逆轉的歷史潮流，為整個社會走向自我服務、自我管理的多元治理模式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第二，逐步走向深入的政府改革將為中國非營利組織的發展提供更為廣闊的空間。政府改革在90年代通過以「小政府、大社會」為目標的機構改革和職能轉變，為非營利組織的發展提供了很大的社會需求和相應的部分資源，政府改革的深化將會進一步觸動原有單位體制的核心，政府將從更多的直接控制的領域退出來，將更多更具體的職能轉移給包括非營利組織在內的社會中介組織，地方政府創新將在總結經驗的基礎上繼續推進，加速整個社會的民主化和多元化進程，這一切都將大力推動中國非營利組織的發展。

第三，隨著現行法律法規的改善，一個法制化的外部環境正在逐步形成。對非營利組織來說一個不可否認的事實是：十多年來中國政府正在探索一條走向分類管理和逐步實現法制化的道路，1988年和 1989年，國務院先後發布了《基金會管理辦法》和《外國商會管理暫行規定》，1989年10月又發布了《社會團體登記管理條例》。1998年10月，國務院在對原有條例作了大幅度修訂的基礎上頒布了新的《社會團體登記管理條例》，同時發布《民辦非企業單位登記管理暫行條例》； 1999年8月，中國歷史上第一個有關非營利組織的專門法案《公益事業捐贈法》出台。目前，重新修訂的有關基金會登記管理和海外駐華民間組織登記管理方面的行政法規，也有望在近期內出台。同時，要求從法律上明確定位民間組織的修改民法或制定基本法的呼聲也越來越高，地方政府在這方面的創新之舉[9]則推動著整個法律政策環境的不斷改善。

第四，隨著市場經濟走向成熟，社會轉型和多元化的趨勢愈漸明朗。市場經濟的發展使社會趨向多元化，政府不再是社會公共事務的唯一主宰，單位制度在逐漸瓦解；以基層政權選舉為代表的政治民主化正在穩步推進。改革開放以來非營利組織的發展盡管起步較晚，但它們在環境保護、扶貧開發、社會服務等諸多領域，已經積極介入並在其中發揮有效的作用。隨著社會轉型的進一步展開，自上而下的改革探索和自下而上的參與沖動推動著中國非營利組織越來越多地介入到各種社會事務及其決策過程中，並在其中發揮越來越大的作用。

第五，加入世貿為中國非營利組織的發展帶來機遇和挑戰。加入世貿對政府、企業和非營利組織有程度不同的影響。對非營利組織來說，主要的機遇是拓寬了國際視野並打開了爭取更多外部資源的可能性，同時政府職能轉變的步伐加快了非營利組織與政府之間走向聯合與合作的過程；中國非營利組織面臨的主要挑戰是：來自海外的競爭者出現了，對專業化能力的要求提高，必須適應國際慣例和參與國際競爭的轉型需要，加強自身能力建設和走向彼此聯合與互律等等。

第六，在經濟市場化和社會多元化的進程中，公民參與的熱情越來越高，公民自由、自主、自治和志願服務的意識逐步培養和覺醒起來。中國自古有著社會自組織和自願結社的傳統，隨著經濟和社會的改革，隨著政府逐步退出許多社會控制領域，自上而下的人為的行政限制越來越少，公民通過各種形式參與經濟、社會乃至政治過程的機會越來越多、熱情越來越高，在這個過程中人們的自由權力得到認同，自主精神得到倡揚，自治機製得到培育，志願服務的社會風尚逐漸形成，推動著整個社會資本的建設，從而為中國非營利組織的發展奠定了重要的文化基礎。

總之，在轉型時期，中國非營利組織的發展面對的經濟、社會、制度、文化、國際等各方面的環境都是富有挑戰性的，也充滿了機遇；反過來，非營利組織的發展又將成為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社會改革和政治體制改革的助推器。

2.中國非營利組織發展的特徵

回顧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非營利組織發展所走過的道路，可以清晰地看到：隨著政府改革和市場經濟的推進，非營利組織越來越成為解決許多社會問題時必不可少的組織機制，無論政府也好，公眾也好，乃至企業等市場力量，都在推進以非營利組織為主體的公民社會的形成。

但是，分析一下就會發現，在改革開放以後發展起來的中國非營利組織中，有兩種來源不同的類型，一種是被稱為自上而下的非營利組織，它們與政府改革相關聯，在相當程度上是政府改革和政府職能社會化的產物，因此他們的主要的社會資源包括人、財、物、信息、管理和相應的組織資源等，主要來自黨和政府的相關機構等受權力控制的壟斷領域；另一種是被稱為自下而上的非營利組織，他們與市場經濟的發展以及與之相關聯的經濟、社會民主化進程有關，是公民有組織地參與經濟過程、社會過程乃至政治過程的產物，所以他們主要的社會資源包括人、財、物、信息、管理和相應的組織資源等，主要來自市場、社會、海外等開放的競爭世界。這樣兩種截然不同的資源來源及其所形成的非營利組織，體現了轉型時期中國公民社會的兩條不同的發展道路。

第一條道路可稱之為「自上而下的自治化道路」，其基礎在於政府改革和由此帶來的政府職能的社會化，表現為：在政府周延出現一大批不以黨政面目出現的機構，它們通常登記為獨立的法人，往往行使著原由黨政機構承擔的職能。主要包括三種形式：一是補充形式，即在外交、農業、環保等一些政策領域，主要作為相關公共政策的補充形式發揮作用；二是協調形式，即在如冶金、紡織等一些行業管理領域，主要作為政府對相關行業進行管理的協調形式發揮作用；三是執行形式，即在如婦女、勞工、殘疾人等一些社會政策和福利領域，主要作為政府特定方針和政策的執行形式發揮作用。這條道路的基本特徵是：具有轉型時期典型的雙重屬性：一方面具有模擬政府的行政性或自上而下的官僚性，另一方面又具有逐步增強的自治性，以及基於不同利益形成的面向市場和社會的不斷增長的自我意識、自我利益維護、自我主張、自主決策的沖動。這樣雙重屬性形成兩種相互對立的力量：回歸政府的行政化傾向和走向民間的自治化傾向。前者表現為這類組織對於自上而下的各種資源，包括編制、預算、職能、地位等，有著依然強烈的執念，會在各種適當的場合努力靠近黨政機關並積極謀求來自上面的庇護和特權；後者則表現為隨著這類組織的成長，他們越來越感受到來自政府的干預過多及其嚴重的束縛，會積極謀求在資源配置上的自主權，並努力爭取來自政府之外的各種有利的資源。

第二條道路可稱之為「自下而上的自主化道路」，其基礎在於經濟改革和對外開放所帶來的民主化和廣泛的公民參與，表現為：在黨政權力不及、政策失靈或者默許的邊緣地帶，往往依靠精英人物發起成立一定的組織(正式的或非正式的)，他們動員媒體和各種社會力量，利用來自民間的各種資源，瞄準一定的社會問題開展積極的活動。具體形式體現為8個方面：(1)出現一批擁有廣泛群眾基礎的精英組織，如地球村、自然之友等；(2)出現如天則研究所、天恆可持續發展研究所、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等獨立的思想庫；(3)出現一批依託城市社區的志願者組織；(4)出現一批依託大學、開展公益咨詢的專家組織；(5)出現一批主要面向殘疾人等特殊人群的福利組織；(6)出現以大學為背景、面向社會的大學生組織；(7)出現市場經濟孕育的自發性行業組織；(8)出現深入農村基層的民眾組織。這條道路的基本特徵是：具有轉型時期典型的多樣性、自發性和隨意性，具體表現為：活動領域及方式的多樣性，組織管理及運作的自發性，制度設計及約束的隨意性。這些特徵制約著這類組織的發展，使其在組織的規模、績效、影響、社會公信度等許多方面受到限制。

上述兩種類型的組織和相應的兩條道路，其實襯托出中國非營利組織的艱難處境及其還處在發展起步階段的過渡性或轉型期的特徵：一方面，大量的非營利組織還很難真正成為獨立於政府的自治組織，尤其進入法律登記體系的非營利組織，許多還保留著政府或事業單位的色彩；而一些具有獨立性的社會自發組織，被排除在法律體系之外，生存空間受限。另一方面，管理和社會監督機制很不健全，存在較嚴重的非營利組織的營利行為，影響了非營利組織的社會公信度。

三、中國非營利組織發展困境的分析

盡管總的來看，非營利組織已經並正在成為我國社會經濟發展中的一支重要力量，但就其能夠和應當發揮的作用而言，中國非營利組織的發展是遠遠不夠的。特別是和國外非營利組織的發展相比，和正在興起並日趨完善的市場經濟的發展相比，和改革開放中社會巨大變遷帶來的需求相比，我國的非營利組織顯得明顯的先天弱質、後天困難。它們在獲取和運用資源、協調關系、發揮作用等方面都不存在明顯的優勢。大多數非營利組織在政府規制和市場擠壓下艱難尋求生存和發展之路，難以展現像我們在國外非營利組織身上看到的勃勃生機。調查顯示，41.4％的非營利組織認為資金缺乏是他們面臨的首要問題，其他相關的重要問題依次是：缺乏活動場所和辦公設施 (11.7％)，缺乏人才(9.9％)，政府支持力度不夠 (8.5％)，組織內部管理問題(7.5％)等。

具體來說，當前中國非營利組織存在的主要問題集中在以下四個方面：

第一，資源不足。相當一部分非營利組織資金嚴重不足，無法開展正常的活動，其中有不少組織處在名存實亡的「休眠狀態」；也有一些組織為了維持生存發展，在通過各種渠道開展與其自身業務不相乾的經營性活動或者違法活動。在人力資源方面，絕大多數受到政府支持的自上而下的非營利組織中，基本的工作人員幾乎都來自政府機構，其中有許多是從第一線退下來的離退休人員；很多自下而上的非營利組織則沒有或幾乎沒有固定的人才渠道，定員和編制極為有限，主要依靠志願者開展活動，這導致了普遍存在的制度不健全、管理不科學、家長制等問題。

第二，能力不足。資金、人才等資源不足之所以制約組織的發展，除了受到社會經濟發展水平、制度環境與社會文化方面的限制之外，更重要的原因在於非營利組織自身的能力不足。這里所說的能力是綜合來看的，包括一個組織的活動能力、管理能力、創新能力、擴張能力和可持續發展能力等。中國的非營利組織一般來說規模比較小，資金籌措能力比較低，動員社會資源的能力也就比較弱，加上組織管理不規范、不透明、不民主，又缺乏評估和社會監督，使得它們難以得到社會的廣泛認同和普遍的社會公信，不能發揮應有的積極作用。能力不足的背後是缺少具有創新能力的領導人。國內外無數成功的經驗表明，優秀的領導人是非營利組織發展中至關重要的一個條件，但我國現行組織人事制度限制了優秀人才進入非營利組織，使得其中難以產生具有企業家精神的優秀的領導人。

第三，缺乏自治。從前述非營利組織的五個特徵屬性看，無論非政府性、非營利性，還是自治性、志願性或組織性，在中國的非營利組織身上都表現得不鮮明。究其原因，最根本的還在於缺乏自治。中國有相當一部分非營利組織是通過獲取自上而下的資源建立和發展起來的，它們或者由各級黨政機構所直接創辦，或者本身就從黨政機構轉變過來，或者由原黨政官員及與黨政關系密切的知名人士所創辦。這些組織，不僅其主要的資源來源於黨政機關，且在觀念上、組織上、職能上、活動方式上、管理體制上等各個方面，都嚴重依賴於政府，甚至依然作為政府的附屬機構發揮作用。即使民間自發建立的非營利組織，由於要掛靠在業務主管單位上，也會受到政府各方面的限制和干涉。這種狀態隨著政府改革的進一步深入，不僅束縛了自身的手腳，也嚴重束縛了政府的手腳。解決這種政社不分的問題，需要實現體制的轉變和觀念上的革命，充分認識到非營利組織的性質、地位、作用，使其成為真正具有自主性的自治組織。

第四，發展不平衡。這表現在：中國非營利組織的發展在區域之間、城鄉之間和不同領域之間，呈現巨大的差距。就區域不平衡來說，不僅東西相比西部發展嚴重不足，沿海和內地相比內地發展嚴重不足，而且同為東部和沿海，區域之間非營利組織的發展也有很大差距；就城鄉不平衡來說，城市、特別是特大城市非營利組織發展得較快，開展的活動較為集中，社會對非營利組織的認知和公信度也較高，但是在中小城鎮特別是廣大的農村地區，除了扶貧開發的少數外來的非營利組織之外，真正當地的非營利組織很少，社會對這些組織的關注和支持也很少；就不同領域之間的不平衡來說，非營利組織在那些相對說來政策寬松、易於得到資源而進入門檻較低的領域已經開始出現低水平重復的現象，但那些存在大量社會問題、迫切需要公民參與的領域，包括一些重要的公共政策領域，如失業與就業、社會保障、勞工權益保護、國際區域沖突和外交等領域，卻因種種原因極少有非營利組織進入。這對於非營利組織整體部門的發展無疑是一個很大的欠缺。

以上簡要概括了中國非營利組織發展中存在的主要問題。這些問題並不是孤立的，不完全是由非營利組織自身的管理和能力建設不足所造成的。在這些問題的背後，是處在轉型時期的整個中國社會。可以說，中國非營利組織發展中出現的問題實際上是社會結構變遷的結果，反映了整個社會在轉型過程中價值觀念、治理模式與體制的根本轉變。

第一，社會轉型中基本價值與制度構建的雙重缺陷。中國正處於經濟體制轉軌和社會轉型的歷史時期，相比社會經濟的迅速變遷，制度和文化建設方面出現一定程度的空缺。對非營利組織的發展而言，首先面對的是來自現行法規和政策上的嚴格的制度限制。當前我國在民間組織管理上的基本特點是：門檻高、限制多、監管不力。現行的雙重管理體制[10]、分級管理原則[11]和非競爭性原則[12]，都與傳統的計劃經濟管理體制相關，它們設置了一個對於普通公民來說高得難以逾越的門檻，在相當程度上限制了非營利組織通過登記注冊來獲得合法地位。但是另一方面，一個組織一旦登記成立，除了象徵性地接受財務管理方面的「年檢」之外，沒有任何日常性的評估和監督管理方面的制度約束，同時也難以落實有關公益事業的減免稅待遇。其結果，使得整個第三部門內部良莠皆存，實際上損害了真正的公益組織。近來頻頻出現的公益腐敗現象，包括挪用巨額善款進行非正常投資等問題，其根本原因也在於非營利組織管理上長期存在的制度缺陷。國外一般按照宗旨、收入分配及其開展的活動嚴格劃分營利和非營利兩種不同性質的組織，並對不同性質的非營利組織給以不同的稅制待遇和相應的管理辦法。國內則沒有這樣的區分和明確規定，比如把本來就包括營利和非營利兩種類型的民辦學校全部規定為非營利，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