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都公益基金會秘書長

A. 南都公益基金會的介紹

南都公益基金會成立於2007年5月11日，是一家經民政部批准成立的全國性非公募基金會，業務主管單位為民政部。南都基金會原始基金1億元人民幣，來源於上海南都集團有限公司。

B. 南都公益基金會的公益項目

新公民計劃
宗旨：改善農民工子女的成長環境 隨著中國城市化進程的加速，越來內越多的農民容工進城，農民工子女(包括「流動兒童」和「留守兒童」)的教育、心理健康、道德養成等方面存在許多困難和問題，這些問題如得不到妥善解決，不僅對農民工子女個人的成長產生不利影響，而且對國家和社會的未來也將帶來嚴重的後果。為改善農民工子女的成長環境，南都基金會決定實施新公民計劃，以項目招標的方式，資助非營利組織開展農民工子女教育、心靈關懷的志願服務和公益創新項目，捐建民辦非營利農民工子女學校。南都基金會願與社會各界一起，共襄義舉，為農民工子女的健康成長，為和諧社會建設盡綿薄之力。

C. 中國聽力醫學發展基金會的組織概況

基金會的宗旨是：促進中國聽力醫學、康復醫療、科研教育事業發展，籌集善款，幫助更多的聾人聽力、語言康復。
中國聽力醫學發展基金會始終恪守本會宗旨，積極倡導聽力保健意識，廣泛動員社會力量，多方籌措慈善資金，配合政府有關部門在防聾治聾科普知識宣傳、扶貧濟困、安老助孤等多項公益性服務活動中，充分發揮自身特殊的社會職能，為改變我國「十聾九啞」的局面做出了應有的貢獻。特別是發起的中國兒童聽力保健萬里行活動，對於增強群眾防聾治聾意識，起到了非常積極的推動作用，得到社會各界的高度評價。
基金會接受海內外熱心於公益事業的企業、社團及個人捐贈，所募資金用於資助貧困地區進行聽力現狀調查、普及聽力保健知識；幫助貧困聾人進行康復醫療；資助設立聽力醫學研究機構，進行有關基礎理論和臨床醫學研究；資助聽力學專業人才培訓、設立聽力康復語言培訓機構等，設立中國聽力醫學發展基金獎，表彰為我國聽力醫學事業做出傑出貢獻的人士。
在新的征程中，理事會將一如既往地保持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和使命感，遵循本會宗旨，努力推動防聾治聾工作，提高人們聽力保健水平，使「十聾九啞」的局面逐步得到改善。 通過社會倡導資助與服務，傳遞愛心與善心，促進聽力障礙者自我發展
能力的成長。
強化防聾治聾，促進中國聽力語言康復、科研事業的發展，使更多的聽力障礙者受益。 資助貧困社區的聽力障礙者，特別是貧困地區聾兒；
資助為貧困社區中的窮人提供技術性服務的專業人士和基層組織。 將用全部的熱情和愛去幫助那些貧困地區的聾人；
將在社會公眾的關注下竭盡所能去幫助那些聽力障礙的人們。 標識中心形似三塊聽小骨又象形兩只耳朵。上部呈球面的放射狀線條為縱向傳導聲波，寓意失聰者在社會關愛下聽力語言康復後的美好前景，下半實體圓象徵充滿著愛的堅實大地。
英文字母書寫的「中國聽力醫學發展基金會」環繞外周，象徵著基金會在接受全社會幫助的同時也關心全球聽力事業發展。主色調藍色象徵愛心的博大和深遠。 邰麗華
邰麗華，宜昌市特殊教育學校畢業，聾啞人舞蹈家，全國政協委員，無黨派人士，中國殘疾人藝術團團長、舞蹈演員、藝術總監，中國特殊藝術協會副主席，全國青聯副主席。
邰麗華2歲時就因發高燒注射鏈黴素而失去聽力，從此進入一個無聲世界。但她以獨特方式創造藝術，15歲成為中國殘疾人藝術團的領舞演員，1994-1998年湖北美術學院本科畢業，1998-1999年武漢第一聾啞學校教師，1999-2003年進入湖北省殘疾人聯合會藝術團，2002年8月調入北京中國殘疾人藝術團，擔任演員隊隊長，同時兼任中國特殊藝術協會副主席。28歲成為藝術總監，塑造了特殊藝術經典《我的夢》。她領舞的《千手觀音》在2004年雅典殘奧會上震撼世界，在2005年央視春節聯歡晚會上演繹舞蹈「千手觀音」。被評為《感動中國》2005年度人物 ；她創編並主演的精縮舞劇《化蝶》轟動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總部。
她是努力「發聲」的婦女委員、殘疾人權益的維護者。在擔任全國政協委員期間，邰麗華的提案都與殘疾人的權益保護相關。今年，她將提交三份提案：將特殊教師資格納入到教師資格證中；將致聾基因的檢查放入婚前或孕前的檢查項目之中；以及建議中央電視台率先將新聞聯播和重大活動的直播進行字幕同步。
邰麗華曾在2009年兩會上提交了一份關於允許殘疾人駕車的提案，在第二年，公安部就放寬限制，五類殘疾人可申領駕照；2010年兩會，她呼籲將殘疾兒童篩查納入常規檢查，早發現、早治療，如今也已在各地落實。
「愛，讓你聽得見」邰麗華寫下這一行字。
大事記
2015年12月，基金會向赤峰市殘疾人聯合會、寧夏回族自治區殘疾人聯合會捐贈了價值125萬元人民幣的圖書，用於兩地特教學校師生閱讀。
2015年5月9日，基金會與中國市長協會共同舉辦了第四屆 「世界從此歡聲笑語」中國項目·慈善之夜活動。北京延安兒女聯誼會會長、中國著名政治理論家胡喬木之女胡木英女士，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國際交流部主任許朝友先生，中國兒童罕見病公益基金秘書長范笑天先生等被評為2014年度志願者。南都公益基金會副理事長、希望工程創始人、著名公益人徐永光先生，著名媒體人、新華社主任記者唐師曾先生，著名演員王志飛先生，老牛基金會理事長、大自然保護協會亞太首席代表、著名公益人張醒生先生被評為榮譽志願者。
2014年5月23日，基金會與中國市長協會在中華世紀壇共同舉辦了 「世界從此歡聲笑語」中國項目·慈善之夜，活動對2013年為中國項目做出貢獻的政府領導、社會名流、愛心人士給予表彰並對於今年的項目進行了宣傳。北大後EMBA學院捐贈人民幣200萬元專項基金用於斯達克「世界從此歡聲笑語」中國項目，共同開展聽障人士救助活動。此次活動邀請到元勛後代毛澤東之女李敏女士、劉少奇之女劉愛琴女士以及前博鰲亞洲論壇秘書長龍永圖先生、原商務部副部長魏建國先生、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國際交流部主任許朝友、馬艷麗高級時裝定製中心董事長馬艷麗女士及北大後EMBA促進會的優秀學員等。活動共募集善款約294萬元用於救助貧困聽障兒童。
2013年5月15日，基金會與中國市長協會共同舉辦了 「世界從此歡聲笑語」中國項目·慈善之夜活動，對做出貢獻的政府領導、社會名流、愛心人士給予表彰。此次活動為功勛志願者頒發了獎牌及證書：元勛後代毛澤東女兒李敏女士、劉少奇女兒劉愛琴女士、周恩來侄女周秉德女士、陳雲女兒陳偉力女士。同時還邀請到前駐美大使李道豫先生、鳳凰衛視資訊台總編輯、首席時事評論員阮次山先生、前博鰲亞洲論壇秘書長龍永圖先生、原商務部副部長魏建國先生、著名作家學者易中天先生、菊香書屋有限公司董事長孔東梅女士、國家射擊隊總教練王義夫先生、馬艷麗高級時裝定製中心董事長馬艷麗女士、著名羽毛球運動員謝杏芳女士、中坤集團董事長黃怒波先生、中國銀泰投資有限公司董事長兼總裁沈國軍先生擔任榮譽志願者，並向他們頒發了榮譽志願者獎牌及證書。
2012年7月，與美國斯達克聽力基金會共同在華展開斯達克「世界從此歡聲笑語」中國項目。本次活動救助聽障人士6338人，捐贈助聽器12830台。
2012年7月，基金會向沈陽市殘疾人福利基金會捐贈總價值100萬元助聽器，向貧困縣漳武縣捐贈總價值27萬元助聽器。
2012年3月，「女市長愛爾慈善基金」與中國婦女報社、國務院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群眾工作局、中國發展戰略學研究、中國市長協會女市長分會在北京舉辦「女市長愛爾慈善基金」公益之夜，500名女性企業家及愛心人士出席活動，募集善款200萬元。
2012年3月，基金會與光華基金會合作舉辦了「愛未來」慈善書畫筆會，邀請知名畫家親臨現場。捐助名人字畫26幅，紀念劉少奇110周年書畫作品178幅。
2012年，基金會設立聯邦快遞專項基金，向基金會捐贈人民幣100萬元，指定用於貧困聾兒救助活動。
2011年9月，Sonova聽力集團在基金會復聰教育基金中設立「Sonova獎助學金」，支持首都醫科大學生物醫學工程學院舉辦聽力學教育，鼓勵從事聽力學研究及應用工作成績優秀的青年學者、學生。
2011年7月，復聰教育基金在安徽舉辦「愛要讓你聽到」公益培訓活動。培訓歷時3天，共為246名來自基層一線康復教師進行了培訓。意在提高聽力語言康復教育質量和康復教育的專業化水平。
2011年2月，老牛基金會向「女市長愛爾慈善基金」捐款100萬元，用於貧困聾兒人工耳蝸植入資助。牛根生理事長與陶斯亮理事長進行了捐贈儀式。該項目得到北醫三院、寶迪康公司的大力支持。
2010年，萬敏向基金會捐贈人民幣590萬元，深圳市南方同正投資有限公司捐贈人民幣300萬元，作為基金會原始基金。
2009年6月15日，基金會與解放軍總醫院聯手發起的「愛爾啟聰中國行」大型公益活動啟動。為新生兒實施聽力及基因聯合篩查，實現聾病的早發現、早診斷及早預防，降低我國聾啞疾病發病率。
2008年4月26日，首屆中國聽力事業高峰論壇暨中國聽力醫學發展基金會專家委員會會議召開。我國聽力醫學保健、聽力科學發展以及慈善助殘事業的大型高峰論壇，薈集了覆蓋全國神經耳科學、耳外科學、聽力科學、生物醫學工程科學等各方面享有盛譽的近100名專家學者。倡議撰寫《中國聽力事業發展報告》。
2008年4月21至27日，中國聽力醫學發展基金會與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醫院耳鼻咽喉頭頸外科臨床聽力醫學中心的專家學者們在山東省殘聯、日照市人民政府及市殘聯、教委的聯合協助下，為山東省日照市周邊聾啞兒童及其家長進行了耳聾易感基因的篩查診斷工作。
2007年11月2日與中國市長協會合作，基金會啟動了「中國貧困聾兒救助行動萬人簽名活動」，動員知名人士和公眾為「中國貧困聾兒救助行動」倡議書簽字。同步舉行「七彩雲雀飛進廣東」慈善晚宴，獲得100萬元善款。
在北京分別舉辦了「助聾復康·燕山善宴」慈善晚宴，小雲雀藝術團小演員募集到280萬元善款。
2006年12月1日，與中國聾兒康復研究中心共同設立了「天才小畫家」專項基金。突破單純救助范疇，幫助聽障兒童尋求發展。倡導殘障人士自立自強。
2006年5月啟動親子培訓班，編寫培訓教材3冊，培訓家長百餘名。
2006年2月23日—24日，我會《貧困聾兒聽力語言康復訓練親子培訓班》項目入選由世界銀行、國務院扶貧開發領導小組辦公室、民政部主辦的『2006中國發展市場』。
2005年11月25日，陝西彬縣聾兒接受基金會資助（奧地利人工耳蝸醫療電子儀器公司捐贈），由我會專家委員會委員餘力生教授主刀電子耳蝸手術。
2005年8月12日，「千手觀音」邰麗華出任中國聽力醫學發展基金會「愛心大使」新聞發布會在國家衛生部科技樓舉行。衛生部及其他有關部委領導和專家學者出席了儀式。
2005年3月3日全國第六個「愛耳日」，中國聽力醫學發展基金會救助的聽障兒童在京進行人工耳蝸手術，包括北京電視台在多家媒體進行大量新聞報道，促進公眾對於聽障兒童給予更多關懷。
2005年1月26日，嘉里糧油商務拓展（深圳）有限公司向基金會設立的「人工耳蝸專項基金」捐款人民幣30萬元，資助兩名聾兒進行人工耳蝸手術。
2004年12月3日國際殘疾人日，基金會副會長曲折、梁濤出席「復聰工程」人工耳蝸基金啟動儀式，新華社發布全國通告宣傳，大量媒體轉載，自此公眾對於植入人工耳蝸術有了新的認識，意識到聽障兒童有了與健全兒童一樣融入社會的可能。
2004年10月17—23日，由基金會發起，科研教育部承辦實施，在全國舉辦了第一屆「全國助聽器選配師培訓班」，特邀請解放軍總醫院、協和醫院、同仁醫院等著名教授為40名學員授課，經考試合格頒發結業證書。國家衛生部醫政司、人事司官員參加了開課和結業典禮，為全國聽力驗配機構的專業化建設邁出了堅實的一步。
2004年6月23日，基金會在人民大會堂舉行「天籟再現」大型公益宣傳活動新聞發布會，全國人大副委員長彭佩雲及有關部委領導出席，組織委員會主席陶斯亮代表組委會講話。千名聾兒手語唱國歌、觀升旗活動。著名歌手韓紅、孫悅、林依倫、沙寶亮等出席活動。
2004年2月20日—22日，應香港參加中國聽力醫學發展基金會（香港）赴陝西省銅川市「愛心訪問團」之邀，基金會秘書長梁濤先生率醫療隊赴陝西省銅川市進行義診活動，並向殘聯捐贈助聽器。
2001年9月16—28日，基金會與國家科技部舉辦了「第一期發展中國家聽力醫學新技術國際培訓班」，此次培訓班由我國著名聽力學專家為6個國家共22名學員授課，極大地促進了與發展中國家的相關行業間的聽力醫學技術發展與交流。
2000年12月3日基金會五周年，邀請出席會議的領導有：著名經濟學家劉鴻儒、衛生部原副部長郭子恆、譚雲鶴、曹榮桂、中國紅十字會原副會長曲折以及企業各界人士；中央電視台、電台、報刊等新聞媒體；與會並邀請基金會資助的貧困地區10名聽力康復的兒童代表出席。
2000年3月3日，值全國第一個「愛耳日」之際，我會組織醫務人員在北京市王府井街頭做了聲導抗聽力檢測，並積極宣傳防聾治聾科普知識、進行聽力保健咨詢服務。
1999年10月，中國聽力醫學發展基金會增選了譚雲鶴同志為名譽會長、曲折同志為副會長。
1999年5月26日香港共濟會梁經倫先生個人向中國聽力醫學發展基金會捐款5000港幣。
1999年5月25日中國聽力醫學發展基金會（香港）與香港共濟會一行四人（廖美英、簡安迪女士、梁經倫、蒂姆先生）向中國聽力醫學發展基金會捐贈了峰力助聽器儀器設備，價值為22585美元。（峰力高增益超傳真PPC-2助聽器12台、瑞士峰力組別（單耳）無限調頻系統（共12學生用）一套、手提實時真耳測驗及助聽器分析儀1套）。隨後中國聽力醫學發展基金會與中國聽力醫學發展基金會（香港）、香港共濟會派人攜帶聽器儀器設備送往徐州新沂市港頭鎮聾兒語訓班，並看望了語訓班的聾兒。
1998年3月2日，中國聽力醫學發展基金會（香港）總幹事雷湘萍女士受該基金會主席袁漢源先生委託，在聽基會梁濤秘書長、市殘聯孫副理事長、申主任的陪同下對銅山聾啞學校、新沂市港頭鎮聾兒語訓班的聾兒語訓情況進行了考察。國內著名聽力學家、全軍耳鼻喉專科主任斐洪恩教授對聽障兒童康復工作提出專業建議。
1997年12月5日，中國聽力醫學發展基金會（香港）的成立。梁濤秘書長與香港慈善團體進行了工作交流，分別接受了《南華早報》、《星島日報》、《大公報》和《文匯報》記者的采訪，還在中國聽力醫學（香港）發展基金會總幹事雷湘萍女士的陪同下參觀了香港的聾兒康復機構。在港期間梁濤秘書長與香港熱心社會公益事業的各界知名人士進行了廣泛接觸。
1997年7月30日，中國聽力醫學發展基金會社第一次常務理事會在昆明舉行。出席會議的有：譚雲鶴會長、副會長袁漢源、姜其溫、朱福林、曲折、秘書長梁濤、常務理事陳玉琰、袁文錦、梁華萍、特邀專家；梁尚敏、徐其昌、卜行寬。中國聽力醫學發展基金會（香港）雷湘萍女士，衛生部人事司官員張兆華女士，應邀新聞單位有、新華社雲南分社、中新社雲南分社、雲南日報社、雲南衛生報社、春城晚報社、雲南教育電視台、昆明電視台等。
香港萬裕集團董事局主席袁漢源先生向基金會捐贈了價值180餘萬元的儀器設備和救護車，徐州市的企業向基金會捐贈物資。衛生部曹榮桂副部長發表了重要講話。
1996年3月23日，中國聽力醫學發展基金會在召開中國聽力醫學發展基金會新聞發布暨接受捐款大會。中國聽力醫學發展基金會秘書長梁濤匯報了基金會成立後開展的工作和中國兒童聽力保健萬里行活動的情況。
a) 衛生部副部長曹榮桂，民政部社團管理司劉治國、江蘇省衛生廳副廳長郭興華出席大會。
b) 江蘇省徐州市人民政府王希龍市長、丁養華副市長和徐州市有關部門領導出席大會。
c) 中國聽力醫學發展基金會副會長姜其溫、袁漢源，秘書長梁濤，常務理事陳玉琰、梁華萍等出席大會。
d) 徐州市人民政府王希龍代表市政府向大會致詞。
1995年12月7日，中國聽力醫學發展基金會發起的「中國兒童聽力保健萬里行」活動拉開序幕，首先組織醫療隊，由譚雲鶴會長，梁濤秘書長帶隊奔赴河北省易縣、平山縣老區、保定市、石家莊市等地，免費學齡前兒童做系統聽力檢測。
1995年12月3日，「中國聽力醫學發展基金會成立大會暨中國兒童聽力保健萬里行授旗儀式」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
a) 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王光英、盧嘉錫出席大會。
b) 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王光英、盧嘉錫、吳階平、國務委員彭佩雲、衛生部部長陳敏章為基金會題詞。
c) 國家衛生部、中國人民銀行、民政部的有關官員出席大會。
d) 中國聽力醫學發展基金會會長譚雲鶴致歡迎詞。
e) 中國聽力醫學發展基金會秘書長梁濤匯報基金會籌備工作情況。
f) 中國聽力醫學發展基金會副會長袁漢源介紹了基金會領導成員和常務理事。
g) 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盧嘉錫與基金會名譽會長姜泗長（中國工程院醫葯與衛生學部院士）為基金會揭匾。
h) 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王光英講話，對中國聽力醫學發展基金會的成立表示熱烈祝賀。
1995年4月6日，中國聽力醫學發展基金會在民政部獲得准登記注冊（社證字第1781號，社團代碼：50001775）。法定代表人：梁濤。
1995年1月25日，中國人民銀行銀發（1995）20號文件批准成立「中國聽力醫學發展基金會」。
1994年8月8日，香港萬裕集團董事局主席袁漢源先生向基金會籌備組捐贈注冊基金和活動基金人民幣210萬元，成為第一個向基金會捐款的境外人士。

D. 基金會的發展現狀

據基金會中心網統計的數據顯示，截至2014年12月8日，中國共有基金會4115家，其中公募基金會1476家，非公募基金會2639家。自2010年非公募基金會數量超過公募基金會之後，非公募基金會的數量增長速度一直保持很快。非公募基金會數量增長迅速主要原因在於以下幾個方面：政策推動，《基金會管理條例》明確了非公募基金會的地位和基本運作規則，近幾年非公募基金會登記管理許可權下放進一步促進了非公募基金會的數量增長；2008年之後社會對慈善行業有了更多的了解和關注；2008年1月1日起《企業所得稅法》的實施提高了企業發生的公益性捐贈支出免稅比例等。
從數量與分布概況看，基金會發展顯現出以下趨勢：
1. 基金會數量自2004年以來保持20%左右的增長率；
2. 活動領域發展趨勢：一枝獨秀、整體多樣；
3. 7個省市基金會數量占據全國總數的61%。

從地域分布上看，基金會數量與當地經濟發展水平密切相關，在經濟比較發達的東部沿海地區分布著較多的基金會。截止2013年底，江蘇省、浙江省、廣東省、北京市、上海市、福建省、內蒙古、湖南省是基金會最多的10個省份。 在美國，基金會經過上百年的發展，關注的范圍日益擴展，除了關注傳統的扶貧、教育、環境、醫療、公共事業等領域外，還擴展到全球發展、精神、個人潛質發掘等方面。比爾和梅琳達蓋茨基金會的捐贈范圍為全球發展、健康、教育。E-bay創始人奧米迪亞夫婦的基金會則是積極支持個人潛質發掘。懷特基金會則將主要精力放在古代研究、藝術、人文科學上。
截止2013年底，我國基金會的活動領域大多集中在教育以及傳統的救災濟貧、扶弱助殘、醫療救助、文化等方面，而致力於推動藝術、環境保護、公共服務、社區發展、及公益支持等更為廣闊的社會公共領域內的基金會則比較少。也有一些新成立的基金會已經更多地關注新興領域，包括國防建設、傳媒、地質科學等方面，包括：雲南三益文化國防基金會、環球公益基金會、中國古生物化石保護基金會等。 2011年，中國公益慈善界經歷了一個名副其實的多事之秋，先是郭美美網路炫富的行為引發了紅十字會的信任危機；接著，中華慈善總會發票事件、中國青少年發展基金會的中非希望工程、河南宋慶齡基金會的投資放貸，又相繼遭到輿論的質疑和抨擊。在「一人生病，全家吃葯」的公益界，不斷涌現的慈善丑聞使得整個公益行業的公信力都受到影響。
正如當年的希望工程創始人、如今的南都公益基金會理事長徐永光所言，由郭美美引發的「官辦」慈善公信力危機的多米諾骨牌效應已經顯現：「盡管四個機構涉及的麻煩和背景、原因、性質各不相同，但社會對這些事件的質疑和責問，不論是專業還是外行，理性還是不理性，無不指向『官辦』慈善機構的透明度和公信力，表達了對『官辦』慈善機構的不信任。這個亂局的出現看似偶然實屬必然，歸根到底是官民不分的慈善體制惹的禍。」
2012年8月29日，中基透明指數(簡稱FTI)在北京發布。中基透明指數，即中國公益基金會透明指數。這是一套有關基金會透明標準的評價系統，其評價指標包括基金會的基本信息、財務信息、項目信息、捐贈信息等共60個，並以基金會信息披露的渠道和完整度等作為參數，以排行榜單為呈現形式。排行榜將按照基金會最新透明分數每周更新一次，排名越靠前，代表基金會透明度越高。中基透明指數由基金會中心網、清華大學廉政與治理研究中心、中國NPO自律行動委員會、中國非公募基金會論壇和眾多基金會組織參與研發。「它標志著我國公益基金會在制定社會管理標准方面邁出了重大一步。」北京師范大學公益研究院院長王振耀說。據介紹，這個指數具有公開性、科學性、民間性、國際性，將推動我國公益基金會行業提升信息化水平。
中基透明指數一方面樹立行業可量化的透明度標准，另一方面分享實踐經驗和互聯網工具，實現基金會透明度的提升和基金會管理能力的跨越式發展。這個指數將幫助基金會根據標准增強自身透明度，並了解自己的信息公開程度在行業內的位置。對於公眾而言，可以以透明指數作為捐贈參考，從而促進慈善行業增強透明度和公信力。 1、公募基金會亟需轉型
公募基金會擁有著公募權這一優勢資源，很多老牌公募基金會規模擴大迅速。然而，「如何把錢花好」成為這些基金會當前面臨的最大難題，這促使他們思考基金會的未來定位。有些則開始了由運作型向資助型基金會過渡的轉型嘗試；也有基金會開始創造平台，將公募權分享給草根公益組織。
事實上，自2010年開始，一些全國大型公募基金會就紛紛宣布，將從操作型基金會轉向資助型基金會,即基金會由籌資後自己做項目，轉變為培育和資助草根公益組織。
越來越多的全國性公募基金會試圖從操作性基金會轉型資助型基金會，然而捐贈人不理解、不支持的態度以及草根公益組織專業性不高、執行項目效果難以預估的現狀，使得公募基金會轉型步履維艱。
2、非公募基金會發展過程中的挑戰
對於大多數非公募基金會來說，其自身的可持續性的資金來源問題也開始引起重視。按《基金會管理條例》的要求，基金會每年支出資金不是來源於投資回報，而是來源於企業和個人的捐贈。因此如何保證基金會自身的良性發展已經是個問題。
如何獲得持續性的基金來源，採取多樣的基金增值方式，獲得安全的高收益，已經成為中國非公募基金會發展過程中無法繞過的課題。事實上，在一些基金會發展發達的國家，捐助基金會不是單純的捐助，而是一種「投資」。非公募基金會應該利用自身的創始基金進行運作投資，產生效益，從而使基金會可以依靠自身的力量進行可持續地發展。

E. 王珞丹的個人簡介是怎麼樣的

王珞丹，1984年1月30日出生於內蒙古自治區赤峰市，中國內地女演員，畢業於北京電影學院表演系本科班。2004年，出演愛情劇《蝴蝶飛飛》，從而正式進入演藝圈。

2005年3月，在家庭倫理劇 《母親是條河》中飾演大桃。2006年，主演都市愛情劇《奮斗》，她則憑借該劇獲得金鷹獎最佳女演員的提名。2007年10月，主演勵志劇《排球女將》 。2008年7月，在青春勵志劇《我的青春誰做主》中飾演錢小樣 。

2010年1月，主演勵志愛情劇《杜拉拉升職記》，她則憑借該劇獲得第十七屆上海電視節白玉蘭獎最佳女演員的提名。

2011年10月，在懸疑電影《搜索》中飾演實習記者楊佳琪 ；11月，獲得第十三屆金鳳凰獎最佳新人獎。2012年8月，在犯罪情感電影《邊境風雲》中飾演小安。2013年3月，主演犯罪懸疑電影《烈日灼心》；8月，在古裝宮廷劇《衛子夫》中飾演皇後衛子夫。

2014年6月，主演愛情電影《破風》。2015年9月，在戰爭電影《我的戰爭》中飾演孟三夏 。2016年10月，主演都市醫療劇《急診科醫生》；11月，獲得第八屆澳門國際電影節最佳女主角獎。2020年7月，主演都市勵志情感劇《兩個人的上海》。

(5)南都公益基金會秘書長擴展閱讀

王珞丹參加的社會活動

2008年1月29日，王珞丹以朝陽行動大使的身份參加了「朝陽行動2008·水窖寄深情」的公益活動；5月15日，王珞丹與劉燁、孫儷等一起為四川汶川災區的人民祈福[109]；5月20日，王珞丹參加了《大周末Hotspot》組織的慈善義拍活動 。

2009年2月23日，王珞丹參與拍攝了紀念汶川地震一周年的公益廣告；5月1日，王珞丹抵逾，探訪災區兒童；5月3日，前往四川省平昌縣參加了由中國扶貧基金會同搜狐網聯合組織的孤兒愛心助養回訪活動，並被授予愛心形象大使；8月22日，王珞丹參與了I Do兒童基金「慈善愛心西藏行」的活動，並為孩子們製作了「愛心卡」。

2010年3月22日，王珞丹出席了「母親水窖，潤澤十年」的公益活動，並被授予「母親水窖」公益大使稱號。2011年11月30日，王珞丹前往由南都公益基金會創辦的北京行知新公民學校，看望農民工子女學生，並帶去了保暖羽絨服、牛奶等捐贈物品 。

2013年9月9日，參加了"飛天之夢"保護敦煌的公益活動；10月14日，王珞丹參加了鳳凰網「美麗童行」公益盛典，並擔任該公益慈善活動的明星助拍人。

2014年9月1日，王珞丹以「蒙都·王珞丹愛心慈善基金」愛心大使的身份，代表蒙都公司向赤峰市慈善總會捐款100萬；11月20日，參與國際愛護動物基金會（IFAW）「拯救大象羅拉」的項目啟動儀式，並擔任愛護動物行動特使」 。

2016年4月20日，參加「大師之光」公益晚宴 ；8月22日，擔任「螢火蟲計劃」的公益大使 。2017年11月25日，參加第六屆白絲帶活動發起的「如果我是她」公益活動 。

F. 南都公益基金會的組織徽標

南都公益基金會標識設計以銀杏樹為原型。銀杏樹植根本土，生命力旺盛，有中國國樹之稱。圖形突出了銀杏葉的特徵，形似一棵紮根大地的小樹，象徵著中國民間公益組織從小到大，頑強生長的品格，同時又蘊含著南都公益基金會傾力培育民間公益之樹的美好寓意。圖形設計簡潔，造型優美，色彩採用暖色，亮麗溫暖；張開的樹冠像陽光懷抱需要關懷的人，讓人心懷希望，體現了公益精神。
南都基金會資助非營利組織為農民工子女開展的各項公益項目和志願服務活動，包括：農民工子女道德輔導項目、學業輔導項目、健康成長指導項目、就業服務項目、生活方式輔導項目、社會交往指導項目以及改善農民工子女成長環境的研究和政策推動項目。公益項目最高資助額為人民幣20萬，重點項目最高資助額不超過30萬，其中資助額在5萬元以下的為小額資助項目。

G. 徐永光的人物生平

徐永光是共和國的同齡人，出生於浙江溫州一個城市貧民家庭。還沒學會說話，父親就離開了人世，母親靠給人縫補漿洗養育5個子女。
徐永光8歲才上學。那年母親已上班，哥哥姐姐都上學，誰也顧不上管他。看到鄰家孩子都在上學，徐永光也翻到戶口簿，自己到學校報了名。那時貧民孩子交學費有兩種優惠，一個是分期，一個是減免，這兩種待遇，徐永光都享受過。
「童年的家庭生活和環境影響，往往能決定一個人一生的道路。」這一論斷可以用來概括徐永光的人生。「出人頭地」後推出希望工程幫助失學少年，也是命運讓他做出的選擇。
少年徐永光十分珍惜讀書的機會，小學五年級就當上少先隊大隊長，初一時就成為全校的第一個團員。「文革」開始，身為校幹部加「紅五類」的徐永光成為紅衛兵頭頭，然而不幸「站錯了隊」，被當作「現行反革命」被關、被打。後來越牆逃跑，躲到姐夫家鄉的一個小島養傷避難。
1968年3月，徐永光應征入伍，當兵三年，他的最高職務是班長。退伍後進入溫州郵電局當了汽車修理工。他不滿足於車鉗刨銑焊，想搞點小革新，想讀書。1973年的大學夢終因張鐵生而破滅。
「四人幫」被粉碎後，徐永光以一名解放者的熱情投入工作，被評為浙江省「郵電學大慶先進個人」。1978年抽調參加共青團十大籌備工作後，時任團中央組織部長的陳白皋要正式調他到團中央組織部工作。徐永光認為自己更適合基層。談話進行了整整一天，他才表態：既然組織上這么信任我，那就留下好好乾吧。
徐永光的創新意識比較強，加上做事一向認真踏實，他在團中央的發展可用「直升飛機」來形容。不到7年，就從一名普通幹事升至組織部長。
徐永光是溫州人，而溫州人在南宋永嘉學派之集大成者葉適的「道不可須臾離物」和「善為國者，務實而不務虛，擇福而不擇禍」的影響下，形成了務實、創新、重商的文化基因。因此，溫州人不怎麼熱衷政治，即使從政，也很少做成高官。
「仕途光明」的局級幹部徐永光也沒有改變溫州人的官場宿命，他認為自己「做官不得要領」。80年代末期，人們都想干點事、社會改革的氣氛很濃，同時，第一波「下海」潮興起，《基金會管理辦法》鼓勵成立「民間基金會」。1988年，共青團十二大通過了體制改革的決議。徐永光希望搞一塊實體，把事業開發做起來。不久成立團中央事業開發委員會，同步推進兩件事：一是創辦中國華青公司，後因清理整頓，公司沒有辦下來；另一個就是籌辦青少年發展基金會，結果基金會辦成了。
「如果公司注冊下來了，我會去做公司而不是做基金會。這樣的結果無非是中國多了一個小商人，也許就少了一個希望工程。」90年代末，徐永光曾經對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康曉光說，「希望工程的出現有許許多多的因素，其中就有這樣一些偶然因素。這也許就是命運！」
「希望工程」的誕生是一個必然。上世紀80年代末，我國未解決溫飽問題的人還有上億，每年有100多萬小學生因家庭貧困交不起四五十元的書雜費而失學。
1986年，徐永光曾在廣西柳州地區進行了兩個月的調查，他發現，「金秀瑤族自治縣共和村，全村人口2000多人，解放後沒有出過一名初中生，250名學生中，小學一年級學生71名，五年級7名，輟學率達90%以上。」
1989年初春，已經請辭團中央組織部長的徐永光和幾位志同道合者在辦公室里暢想基金會的發展方向。大瑤山孩子渴望讀書的眼睛在他腦海中閃現，希望工程的靈感躍然而出。
公益事業有三個最佳選擇：貧困、兒童、教育。希望工程將這三個點捆到一起，一誕生就得到了意想不到的關注。匯款單如雪花從海內外飛來，到1994年，中國青基會和省級青基會接受的捐款總額達到了3.85億元，救助總規模達到了101.5萬名，建希望小學的總數量達到了749所。這些數字，是基金會原計劃的10倍、20倍。
超常規的發展，必然帶來某些方面的失衡，比如，全國地縣基金的數量難以控制，放任自流的現象已經出現。有些地縣籌到錢後不報、不交，要留下自己用於希望工程；有些未經授權，就以希望工程名義接受捐款。
從另外一個角度看，樹大招風，謗隨名高。希望工程的捐款中，既有海外富豪百萬千萬元的投入，也有普通孩子幾元幾角的壓歲錢。由於這樣的規模和影響，整個社會都不允許希望工程有任何污點。因此，1994年1月21日，當香港一家名為《壹周刊》的雜志以「千里追尋七千萬元下落，希望工程善款失蹤」為封面標題，說希望工程「數千萬撥款不知去向」、「窮人讀破校」、「掠水現象到處都有」、「港人捐錢無資料」時，善良的捐款人震驚了。
《壹周刊》的文章造成中國青基會和希望工程名譽的極大損失。據統計，在文章發表之前的25個月內，來自香港的捐款每月平均達300多萬港元，之後的數月內，每月僅有十幾萬港元捐款。
「為了希望工程和青基會的榮譽，我們只有豁出去了，就是刀山也要上，就是油鍋也要下。」徐永光咨詢了律師的意見後，對同事說：「我們打官司！把官司打到他們家門口去！」
徐永光沒有想到，這個官司，一打竟然打了6年。
在法律制度上，香港實施的是「英美法系」，內地實行的是「大陸法系」。由於是異地訴訟，徐永光和青基會毫無經驗，加上《壹周刊》試圖私下和解，其律師運用合理的法律程序設置障礙。對方提出一個證據需求，原告方就要經過6道環節當面呈交。開庭時間就這樣一拖再拖。直到2000年3月13日，此案才得以開庭。
徐永光作為原訴方的第一證人接受了對方律師整整一天半的盤問。在2000年4月出版的《中國青基會通訊》上，徐永光在《庭審歸來談感受》一文中說，有一處「很險」：
大律師讓我看一份1993年的希望工程公告，其中一項「1993年11月30日，希望工程接受捐款1億零400萬」，問我「是正確的嗎」？我回答「正確」。他反復問了幾次，我心裡開始發毛，心想後面一定有個炸彈，不知何時引爆。在繼續盤問中，我突然想起來：審計報告1993年12月31日的捐款數為1億零100萬，就是說時間多了一個月，錢還少了300萬，這是怎麼回事？我很緊張，幸好下午的盤問時間到，沒有引爆。我舒了一口氣，趕緊回去查個究竟。原來在發布公告時，財務沒有經驗，把非希望工程的捐款也統計進去了；而審計時則審查每一筆捐款的內容，減去了非希望工程捐款。第二天，大律師追問我這「300萬」問題時，我不僅把來龍去脈解釋清楚，還變被動為主動，闡明自己的觀點。
官司最終因鐵的事實和律師、證人等的出色表現而獲得勝利。2000年6月20日，法官判《壹周刊》誹謗罪名成立，並賠償青基會350萬港元。這是當時香港誹謗訴訟史上賠償額最高的案件。
凱旋而歸的徐永光沒有因此而輕松，他曾給希望工程概括了「八大隱患」：沒有納入統一管理的募捐「體外循環」；借希望工程之名搞非法牟利的「假名營私」；不按管理規范辦事、另搞一套的「體制摩擦」；法律、政策不完善帶來的「制度風險」；實施機構自己的「管理疏誤」；個別不負責任媒體的「中傷毀譽」；外界以偏概全的「失准評判」；道德風險導致的「自砸招牌」。
「這八大隱患像幽靈一樣徘徊在希望工程的身邊，每一個隱患的惡性發作都可能帶來滅頂之災。而另一方面，公眾要求我們萬無一失，這使得我們猶如在天堂和地獄之間走鋼絲，每日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戰戰兢兢，惶惶不可終日。」
2002年，《南方周末》准備在3月21日的報紙上刊登記者采寫的調查徐永光的報道。這篇調查列舉了徐永光挪用超過一個億的捐款草率投資、放在私人名下炒股、指示下屬做假賬、為青基會少數領導「謀取」第二套住房、在香港設有「秘密賬戶」等「十大罪狀」。
然而，3月20日晚上，南方日報報業集團和南方周末報社通知全國十餘印點停止印刷，撤換新版。
需要說明的是，這個調查中，沒有徐永光本人的聲音。
這次「舞弊報道」風波，又將徐永光推入「黑幕」。
時隔5年，徐永光對此事表現得十分坦然。「我想得很明白。南懷瑾先生早在十幾年前就告誡我：『永光，你要記住一句話，謗隨名高。』做這么大的事情，承受這些算不了什麼，心底無私天地寬嘛。」
實際上，此時對徐永光困擾最大的，不是此類「中傷毀譽」，而是民間組織的法律制度不完善所帶來的「制度風險」。從1988年國務院《基金會管理辦法》頒布實施直到2004年執行新的《基金會管理條例》，我國基金會一直處於「零成本」運作狀態。《辦法》規定「基金會工作人員的工資和辦公費用，在基金利息等收入中開支」，這意味著基金會不能從捐款中列支工作成本。
「我們只能打捐款收支的時間差，去搞投資增值。」
從整體上看，青基會的投資是盈利而不是虧損的。審計結果表明，到2002年底，中國青基會的增值扣除虧損部分，凈收益是7400多萬。「正是這些純收益，支撐了希望工程10多年的運行。世界上哪個非營利組織能夠『零成本』運行如此？」說到此，徐永光有些憤憤不平。
「投資項目里確實有失誤的，對此，我需要承擔決策責任。但是，我個人的自律是針插不進、水潑不進的。假設我有過一分錢的不檢點，今天也不可能在這兒和你聊天了。」
「希望工程」類的神話和徐永光式的英雄傳奇不會再有了。因為，法制在健全，公益文化正在規范，所有的公益領袖都將回到制度之內，要麼決策，要麼執行，他們只能是「機構治理」中的一部分。
「物有本末，事有始終。」到2005年國家的「兩免一補」政策全面實施的時候，徐永光最初要讓農村窮孩子讀得起書的願望完全實現，他的希望工程的使命已經結束了。
而此時的青基會，已經建立起一套比較完整的管理體系，培養了一批成熟的專業人才。
「青基會有沒有我都無所謂了，我再做其實也是浪費。」受《道德經》「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的影響，徐永光萌生了退意，相繼辭去了秘書長和常務副理事長的職務。
2005年初，受中華慈善總會會長范寶俊的邀請，徐永光出任中華慈善總會副會長。
這一年，民政部部長李學舉提出要召開「中華慈善大會」，徐永光任大會組委會秘書長。他急切地想讓草根組織登堂入室，在他推動下100多位草根組織代表應邀參會，一批草根組織代表獲得中華慈善獎的殊榮。徐永光自己也被最基層的這些民間公益組織朋友們的精神感動得難以自已，也為他們的困難和艱辛憂慮萬分。他寫過一篇《非公募基金會，背負中國第三部門的希望》的文章，現在他想自己試試了。
中華慈善大會一結束，徐永光就向范寶俊會長提出辭職，理由是：「我的心野了，收不回來。」
想起那段短暫的經歷，徐永光半開玩笑地說：「我這個人，一直是有九分能力只做七分的事情。只有這一次，我的能力小於我希望推動的事情。於是，馬上知難而退。」
《易經》中有一句話：「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徐永光深諳此道，總能把理想主義的激情和腳踏實地的務實結合得恰到好處。
今年3月，兩會期間，胡錦濤總書記參加政協工青婦三個團體的聯組討論。小組安排的9名委員發言後，還余半個小時，主持人宣布：「現在自由發言。」全場一片沸騰，委員們舉手一片。徐永光的座位比較靠後，等主持人點是沒戲了。於是也顧不得斯文，跑出座位一把搶到了話筒，向總書記建言應該發揮民間組織在構建和諧社會中的作用，還列舉了民間組織登記難的問題。
該低調時低調，該張揚時張揚，該進則進，該退就退，這就是徐永光，決不含糊。
2006年，徐永光似乎從人們的視線中消失了。直到2007年2月4日，他以南都公益基金會籌辦人的身份露面中央電視台《春暖2007愛心總動員》，並宣布出資千萬元支持農民工子女教育。
頃刻，他的簡訊爆棚了，有人稱他是鳳凰涅盤，有人打聽「南都公益基金會」的出資人是誰。
實際上，這個基金會將由南都集團出資1億元人民幣注冊。該集團董事長周慶治曾在浙江省委工作，是徐永光的同鄉兼朋友。18年前，他倆幾乎同時下海，一個經商，一個做公益，如今做生意的把生意做大了，辦公益的也把公益辦出了名堂，兩人又走到一起關注第二代移民的教育。
南都公益基金會從2006年年初開始醞釀。當年2月，徐、周討論了《南都基金會設立計劃書》，提出「2006年3-4月向民政部遞交注冊申請，2006年6月機構掛牌」。但是到2007年5月11日，他們才收到《南都公益基金會設立登記的批復》。
「基金會審批歷時1年，與預期的時間相去甚遠」，徐永光說，「這個過程，應了好事多磨這句老話。」
雖然「多磨」，「省慣了」的徐永光和籌備組卻一直努力節儉辦事。一年多來，籌備組業務招待費一項共支出7600多元，每月不到600元。有一次，理事長何偉到民政部簽備忘錄，基金會工作人員花費600元安排了一桌飯菜。徐永光當著理事長面批評他們：「理事長又不是外人，點那麼多菜幹嘛！」
南都基金會的運作模式與國際著名的大基金會有諸多相似之處，比如，福特基金會通過一個投資組合來實現基金會的增值，南都基金會在理事會下面也設立了一個投資委員會，「這個做法將為國內基金會的投資探出一條路子。」
在「花錢」方面，南都基金會和福特、蓋茨基金會一樣，定位為資金提供者。「南都基金會鎖定農民工子女教育，80%的支出用於這個領域，我們進行項目招標。」徐永光說，南都基金年會只有五六人管理項目，但是一年下來，「起碼有十倍或更多的人來花這些錢做事。」
「支持民間組織」也是南都基金會的一個使命。「這樣不僅讓優秀的民間組織有錢做事，還能使資金的效率達到最大化。有人可能想不通，我們有這么多錢，幹嘛要給別人花？我們自己養得起幾十個人啊！但是自己養人幹活，一定是低效的。」
8月9日，剛剛立秋的北京迎來了熱情萬丈的艷陽。正在開「新公民學校發展中心理事會」的南都基金會迎來了一位重要的客人——民政部部長李學舉。
李學舉是徐永光在團中央時的領導，後來李學舉到民政部任職，徐永光辦了中國青基會。
「各奔前程」19年後，兩位老同事又「殊途同歸」走到了一起。這次李學舉還是徐永光的領導，代表業務主管單位對南都基金會表示支持，提出希望。滿頭銀發的李學舉與會議室中的專家志願者們一一握手致謝，語重心長地說，保障農民工孩子受教育的權利是政府的責任，但是從他從事政府工作多年的經驗來看，政府做不到「包打天下」，人手也不夠，所以南都基金會實施新公民計劃、捐建新公民學校，關愛農民工子女的成長，意義非凡。
李學舉肯定了南都基金會成立以後的工作，認為非常規范、民主、透明，高效。希望它在非公募基金會類型的民間組織中，能夠起到典型、示範、榜樣的作用，樹起一面旗幟，促進民間組織特別是基金會事業的發展。

H. 個人組織募捐犯法嗎

【法律解讀】2008年4月民政部發布的《救災捐贈管理辦法》，明確規定縣級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門接受救災捐贈款物，根據工作需要可以指定社會捐助接收機構、具有救災宗旨的公益性民間組織實施。

一般正規的捐贈活動都堅持自願、無償、量力而行的原則，指定縣級以上民政部門具體組織實施和接受捐贈。市直單位的捐助由市慈善總會負責接收並出具接收手續，其他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接受捐贈，更不得上門強行募捐。

民政局希望並鼓勵廣大市民積極參與「送溫暖、獻愛心」社會捐贈活動，在非法募集方面鼓勵市民發現借機設立虛假賬號詐騙斂財、強行募捐的，及時向市民政部門舉報。

個人求助行為不屬於公募：

南都公益基金會副秘書長從基金會的角度來看，只有公募基金會或等同於公募基金會管理的公益慈善組織才擁有公募資格，個人肯定沒有公募資格。對於公募行為，按照法律規定一是《基金會管理條例》允許公募基金會在其宗旨和業務范圍內面向社會公開募捐；二是發生符合啟動國家自然災害救助應急預案二級響應(含)以上的災害時，可以視情況由民政部門報請國務院批准後發動社會募捐。張尚武公開自己的賬號，接受公眾匯款不屬於《公益事業捐贈法》規定的募捐行為，可以定義為一種私人的贈與。其他主體面向社會募捐並沒有法律依據。與之類似，現實生活中為自己募捐的行為很多，比如說在網上發求助信為自己的孩子募錢，如果別人願意給錢，應該屬於私人之間的贈與，這是一種性質。另外一個就是為他人募捐，在網上為他人募捐有一種類似公募的行為，你要向別人交代是為誰募款，募集的善款用於何處，其實和很多機構的公募行為是差不多的。如果從捐贈者的角度來看，是不能這樣來做的，由於沒有人監管、不透明，很容易出問題。所以對於募捐行為首先要有募捐資質，然後去相關部門報批，包括要在什麼時間、什麼地點、做什麼募款行為、募得善款如何使用都要有明確的說明。

另外，對於乞討和個人的求助行為與募捐的性質是不一樣的，與公募組織的募款也是不同的。對於公募應該如何來做，還沒有國家層面的相關法規，地方上江蘇已經開始了嘗試。例如於2010年5月1日開始實施的《江蘇省慈善事業促進條例》就明確規定慈善主體共三類，一是慈善組織；二是法律、行政法規規定可以開展慈善募捐活動的組織；三是為幫助特定對象，在本單位或者本社區等特定范圍內開展互助性募捐活動的單位或個人。

I. 南都公益基金會是民間非營利組織嗎

應該是吧

J. 徐永光的個人履歷

1986年任團中央組織部部長；1989年3月任中國青少年發展基金會秘書長並創建希望工程；專2005年任屬中華慈善總會副會長、中華慈善大會組委會副主任兼秘書長；2007年5月任南都公益基金會副理事長兼秘書長；2011年任南都公益基金會理事長。潛心中國NGO事業20年，在非營利組織管理和研究領域有重要建樹，主編《中國第三部門研究叢書》，著有《叩問天人之際—徐永光說希望工程》。南都公益基金會以「支持民間公益」為宗旨，關注轉型期的中國社會問題，其實施的旨在改善農民工子女成長環境的新公民計劃，被譽為徐永光的第二個希望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