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社區如何發揮社會組織作用
1.整合社會資源,為提供社區居民更好公共服務。以社區居民實際需求為取向,社區社會組織發揮自身的人才、資源等優勢來滿足社區居民多樣化的服務需求。
2.社區服務對象,以福利性服務的「老、殘、孤、困、優撫」社會救助對象為重點,逐步拓展到共享福利性、公益性、社會性多層次服務的全體居民。
3.參與社區建設,為拓寬社區建設資金投入渠道。社區建設標準的高低,取決於政府財力的投入。由於政府財力有限,這些社會組織的涌現吸引了許多社會資金投入社區,回報社會、服務社會,積極參與社區建設和發展,優勢互補,資源共享,從而拓寬了社區建設資金的資源。
4.社區建設的一個首要任務是推進城市精神文明建設。這些社區社會組織,尤其是如老年協會、群眾文化團隊、志願者協會、康復協會等組織具有民間性、自發性的特點,以共同的興趣愛好為紐帶。
社區是若干社會群體或社會組織聚集在某一個領域里所形成的一個生活上相互關聯的大集體,是社會有機體最基本的內容,是宏觀社會的縮影。
社會學家給社區下出的定義有140多種,社區是具有某種互動關系的和共同文化維系力的,在一定領域內相互關聯的人群形成的共同體及其活動區域。
盡管社會學家對社區下的定義各不相同,在構成社區的基本要素上認識還是基本一致的,普遍認為一個社區應該包括一定數量的人口、一定范圍的地域、一定規模的設施、一定特徵的文化、一定類型的組織。社區就是這樣一個聚居在一定地域范圍內的人們所組成的社會生活共同體。
社區工作需要每一個居民的共同參與,需要社區基層黨組織的正確引導,宣傳主流思想,凝聚民心、多措並舉,基層黨組織必須自身過硬,才能發揮核心作用,促進和諧社區的建設。
充分調動社區黨員幹部的工作積極性,打造一支政治素質優、業務能力強、服務群眾好的社區黨員幹部隊伍。經常組織學習、業務培訓,提升社區黨員幹部業務知識、素質能力。切實用知識武裝自己,提高自己,做到學以致用,用以促學,為居民提供更優質的服務。
② 區塊鏈項目注冊新加坡基金會出局token非證券化法律意見書的意義
證券型Token是各國監管的重點。一旦Token被認定為證券型, 與之相關的區塊鏈項目的合規性要求就會被提高,比如需要取得相應的金融牌照,通過所在國監管機構的審批,接受監管部門的監管等等。相較於證券型Token,非證券化Token發行比較容易易,面臨的監管也較少。因此,區塊鏈項目發行Token時,由律師事務所出具Token非證券化的法律意見對整個項目的正常推進有著重要意義。
目前,新加坡的主流數字貨幣交易所為規避自身的風險,大多 要求項目方提供Token非證券化的法律律意見書。
以本司操作過的區塊鏈項目新加坡律律師出具的法律意見書為例, 主要從Token本身和Token持有人權益兩方面來闡述Token不屬於SFA定義的資本市場產品。
在新加坡進行區塊鏈項目的主要流程:
一、注冊新加坡公眾非盈利基金會
因為區塊鏈的業務性質使然,所以在新加坡進行項目的企業都是注冊公眾非盈利基金會,也更有說服力;注冊新加坡基金會需要的資料有:
1、基金會名稱:英文名(結尾為FOUNDATION LTD.)
2、需要3名董事成員身份證(一名新加坡國籍成員由卓志提供,另外兩名自行提供)
3、經營范圍:62019 Development of other software and programming activities n.e.c.
62022 Software consultancy
4、注冊資本:不用驗資,最低1新幣,無最高上限。
5、公司秘書(卓志擔任持牌秘書)
6、新加坡注冊地址(卓志提供)
7、注冊時間:10到25個工作日
二、出具token非證券法律意見書
前面已經提到法律意見書的作用,出具法律意見書不僅需要基金會的文件,也需要項目的白皮書提供給律師,來進行修改,使其符合新加坡現行的法律法規。
③ 民間組織促進會的定義是非營利的嗎社會團體、基金會和民辦非企業單位都是非盈利的嗎
非營利抄機構的定義並不是說這個機構沒有任何的收入,或者這個機構的財務上必須要支出大於收入,才叫做非盈利機構。非盈利,指的是「不以營利為目的」,考察的是它的收入是如何來的、用到哪去了(如果是NGO還要考察它與政府的關系如何)。
「民間組織促進會」前身是一個科研社團,如果網上的資料屬實,那麼它應該是非營利機構。簡單理解,它的工作領域就是幫助催化民間組織更快更好的發展。
④ 三馬是指什麼
三馬指的是馬雲,馬化騰。馬明哲。說到姓馬的有錢人,很多人應該都會想到馬雲,其實除了馬雲,在商界還有二馬也是非常厲害的,他們就是平安的馬明哲和騰訊的馬化騰,相信大家對於馬雲和馬化騰應該非常熟悉了,然而對於馬明哲可能會比較陌生點。
雖然馬明哲的名氣沒有馬雲和馬化騰大,如今已經是互聯網趨勢,如果你不甘於平凡,想賺錢,想成功,想改變自己,沒有方向,請加上微T666然後999連起來,教你如何藉助互聯網趨勢在家輕松賺錢但是馬明哲的吸金能力絲毫不低於其他兩人。在「三馬」中,其實最賺錢的是馬明哲。
現在中國平安在保險行業發展的非常好,很多人都選擇了中國平安的壽險和車險以及各種理財險,而且中國平安涉及的業務廣,運作方式也多,遵循著把雞蛋放在不同的籃子里的原則。
中國平安發布了2019年的全年業績報告,從報告看,在同行中它遙遙領先,公司全年歸屬於母公司的營運利潤高達1329.55億元,同比上一年增長18.1%。其中歸屬於母公司股東的凈利潤1494.07億元,同比大漲39.1%。
截止到2019年年末,它的總資產已經高達8.22萬億元。而阿里巴巴在此前發布了2019年的業績報告顯示,阿里巴巴全年實現營收3768.44億元,同比上一年大漲51%。目前騰訊還沒有發布2019年全年的營業財報,但是從騰訊發布的第三季度財報來看,第三季度收入972.36億元同比增長21%,凈利潤有203.82億元,同比下降了13%。一對比,很明顯馬明哲的中國平安更加賺錢,然而大家對馬明哲的罵聲也最多。
這主要是因為保險這個行業的制度還不夠完善,很多業務員專業能力不強,為了將保險推給客戶,沒有從客戶的角度考慮,也沒有將保險的利弊介紹清楚,因此很多人覺得保險就是「騙人」的。
⑤ 什麼是基礎學科專業
「基礎學科」 在學術文獻中的解釋:
1、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NSF)在財源調查時專對基礎學科屬的定義是:基礎學科的研究目的是獲取被研究主體全面的知識和理解而不是去研究該主體的實際應用;
2、所謂基礎學科,是指研究社會基本發展規律,提供人類生存與發展基本知識的學科,一般多為傳統學科,如哲學、科社、歷史、文學等。基礎學科,特別是其中的人文學科,很難具備直接創造經濟效益的條件;
3、以前的基礎學科主要是指素描、色彩、泥塑等,而藝術空間的拓展給當代學院教學帶來很多變化,影像、自由繪畫、綜合材料等等也正在作為基礎學科引入,逐漸打破各種固有思想的制約。
七大基礎學科依次為數學、邏輯學、天文學和天體物理學、地球科學和空間科學、物理學、化學、生命科學。應用型學科都是在基礎學科上的衍生學科。
⑥ 大數據分析一般用什麼工具呢
雖然數據分析的工具千萬種,綜合起來萬變不離其宗。無非是數據獲取、數據存儲、數據管理、數據計算、數據分析、數據展示等幾個方面。而SAS、R、SPSS、python、excel是被提到頻率最高的數據分析工具。
Python
Python,是一種面向對象、解釋型計算機程序設計語言。Python語法簡潔而清晰,具有豐富和強大的類庫。它常被昵稱為膠水語言,能夠把用其他語言製作的各種模塊(尤其是C/C++)很輕松地聯結在一起。
常見的一種應用情形是,使用Python快速生成程序的原型(有時甚至是程序的最終界面),然後對其中有特別要求的部分,用更合適的語言改寫,比如3D游戲中的圖形渲染模塊,性能要求特別高,就可以用C/C++重寫,而後封裝為Python可以調用的擴展類庫。需要注意的是在您使用擴展類庫時可能需要考慮平台問題,某些可能不提供跨平台的實現。
R軟體
R是一套完整的數據處理、計算和制圖軟體系統。它可以提供一些集成的統計工具,但更大量的是它提供各種數學計算、統計計算的函數,從而使使用者能靈活機動的進行數據分析,甚至創造出符合需要的新的統計計算方法。
SPSS
SPSS是世界上最早的統計分析軟體,具有完整的數據輸入、編輯、統計分析、報表、圖形製作等功能,能夠讀取及輸出多種格式的文件。
Excel
可以進行各種數據的處理、統計分析和輔助決策操作,廣泛地應用於管理、統計財經、金融等眾多領域。
SAS軟體
SAS把數據存取、管理、分析和展現有機地融為一體。提供了從基本統計數的計算到各種試驗設計的方差分析,相關回歸分析以及多變數分析的多種統計分析過程,幾乎囊括了所有最新分析方法,其分析技術先進,可靠。分析方法的實現通過過程調用完成。許多過程同時提供了多種演算法和選項。
⑦ 請問從那裡可以得到《美國基金會研究》這本書
中國非營利組織:定義、發展與政策建議
王 名 賈西津
一、非營利組織的定義與分類
討論「非營利組織」問題,首先面對的是對這一詞彙的定義及相關的分類問題。這兩個方面又都容易引起歧義,故這里首先分別作較詳細的闡釋。
1.非營利組織的定義
非營利組織是英文non-profit organization(NPO)的中譯,一般認為現代意義上的非營利組織出現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後[1]。與非營利組織類似的詞彙還有「非政府組織」(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公民社會組織」(civil society organization)、「第三部門」(third sector)等。1998年國務院將設於民政部的原社會團體管理局改為民間組織管理局,「民間組織」一詞從此作為「非營利組織」的中國官方用語開始被正式使用[2]。這些詞彙的含義大同小異,這里不作深入探討,本文所稱「非營利組織」,在一定意義上和上述詞彙是相通的,可互換使用。
那麼,如何理解非營利組織呢?國際社會對這種社會組織的關注大致始於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開始有學者關注中國的類似組織。關於非營利組織的定義,較為流行的是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萊斯特 · 薩拉蒙(Lester Salamon)教授提出的所謂五特徵法,即將具有以下5個特徵的組織界定為非營利組織:(1)組織性;(2)非政府性;(3)非營利性;(4)自治性;(5)志願性。這一定義被用於薩拉蒙教授主持的對全球42個國家非營利組織開展的國際比較研究項目,後來常為人們所引用。在這一定義的5個特性中,非政府性和非營利性被公認為是非營利組織的基本特徵,組織性被視為一個不言而喻的前提,但對非營利組織的其他特徵,有人針對不同國家、地區的情況提出了修正。
日本的重富真一提出結合亞洲國家的國情,可將上述定義修正為如下6個條件:(1)非政府性;(2)非營利性;(3)自發性;(4)持續性/形式性;(5)利他性;(6)慈善性[3]。他強調亞洲的多數國家屬發展中國家,從經濟上和社會上救助弱勢群體是非營利組織存在和發展的特殊背景,因而應將利他性作為一個重要指標,以區別那些以相互扶助為目的的社區非營利組織;進一步來看,具有利他目的的非營利組織,其開展活動的主要資金不能來自受益者,而應主要來源於社會捐贈和受益者之外的其他主體,換言之,是否非政府組織的另一個重要標准,是看其資金是否來自向受益者收費之外的其他來源,即慈善性。重富真一的標准比流行的非營利組織定義嚴格,突出了發展中國家非營利組織扶助救濟的重要屬性。
在我國,完全符合西方標準的非營利組織幾乎不存在。但又確實存在一些從行為和運作機制上不同於政府又不同於企業的社會組織,因而中國學者大多更傾向於從推動和促進非營利部門的發展的角度出發,不將定義限製得過於嚴格。比如康曉光認為,只要是依法注冊的正式組織,從事非營利性活動,滿足志願性和公益性要求,具有不同程度的獨立性和自治性,即可稱為「中國的非政府組織」。[4]
無論在中國還是在國際上,非營利組織都並非是一個具有明確內涵和外延的術語,各個國家和地區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有不同的側重,但這一概念總體上強調的是類似的屬性,即指獨立於政府和企業之外的社會組織,從這個意義上非政府組織被稱之為區別於政府與企業的「第三部門」。
基於上述認識,我們提出,在觀察中國的非政府組織時需要注意如下三個方面的問題:
第一,法律地位與實際屬性不完全對等。在中國,與薩拉蒙的定義最為接近的法律實體,是在各級民政部門登記注冊、並為《民法通則》所承認的社會團體,以及按照有關行政法規所定義的民辦非企業單位。[5]但它們並不代表中國非營利組織的全部,也稱不上是典型。這主要與中國民間組織在雙重管理體制下的登記困境和稅收法律體系不完善造成的公益不足相關。如一些從事非營利公益活動的組織不得不以企業法人的身份存在,而一些營利性的培訓機構等也登記為民辦非企業單位,在名義上成為非營利組織。同時,社會團體大多缺乏「獨立性」和「自治性」,而許多未經注冊的組織卻在不同程度上合乎非營利組織的定義。在國外,非營利組織的法律地位一般依據稅收情況確定,如美國非營利機構在國稅局申請,大量基層組織並未經過國稅局登記而存在,雖不享有免稅待遇但具有合法地位;日本除正式登記為NPO法人之外,存在大量的任意團體;我國台灣地區也存在許多合法的「非法人」非營利組織。
第二,處於轉型中的事業單位可以被納入觀察視野。由於計劃經濟下的政企合一、政社合一,中國在改革開放前不僅缺乏獨立於政府運作的民間組織,甚至連真正意義上的企業也不存在,有的只是國家概念下的「單位」。[6]隨著市場經濟的發育,這些「單位」逐漸分化成為市場體系中不同運作機制的部門。事業單位正處在轉型的時期,一部分已經相對獨立出來,成為具有一定自治性的實體,更多的還在轉化的過程中。而從發展的角度看,事業單位今後必將趨於分化,除少量重要者由國家財政支持成為國立的非營利機構,大量的事業單位或者轉化為市場經濟中獨立運作的經濟實體,即企業,或者成為社會中自治性的非政府組織。如目前醫院的非營利、非營利性分類管理已經實施,體現了衛生事業單位轉型的思路。
第三,政治性自治組織屬於廣義的非政府組織概念。薩拉蒙在其早期研究中,對非政府組織的界定還有「非政治性」和「非宗教性」的限制,但後來特意去掉了這兩個條件,擴大了非政府組織的范圍。有人認為在中國村民自治過程中產生的村民自治組織(村委會)以及社區建設中出現的社區自治組織(居民委員會),也應被包括在非政府組織的概念中[7]。我們認為,在廣義上,村委會和居民委員會也合乎非政府組織的屬性,但其產生背景較特殊,且是一個數量眾多的同質群體,因此在研究時需要將其與一般意義上的非營利組織區分開來。
概而言之,我們認為,定義中國非營利組織需要滿足的基本條件是:不以營利為目的且具有正式的組織形式、屬於非政府體系的社會組織,它們具有一定的自治性、志願性、公益性或互益性,但並非面面俱到,需要客觀而動態地加以觀察和理解。在當前這樣一個處於轉型時期的歷史條件下,較寬泛的界定標准將有利於更好地推動相關社會組織的發展。當然,進行科學的分析、研究和管理,應當細致分類,以便針對各種類型的非營利組織按其特性區別對待。真正較嚴格地滿足上述組織性、非政府性、非營利性、自治性、志願性的組織,可理解為狹義的或典型的非營利組織。
2.中國非營利組織的分類體系
目前,中國尚沒有一個明確的非營利組織分類標准。現行法規體系中只將其劃分為「社會團體」和「民辦非企業單位」,這對於完善稅收與管理體系顯然不利。從長遠看,美國的做法值得借鑒。在美國,只為會員服務的互益型組織雖可享受免稅待遇,但接受捐贈時要計算所得稅;只有那些為公民服務的公益型組織不僅享受免稅待遇,且其接受捐贈時會得到優惠的扣稅待遇。參照這一思路,可將中國現階段的非營利組織大體上分為會員制互益型組織、會員制公益型組織、運作型組織和實體型社會服務機構等,其中各種類型下還可以再作細分。另外,人民團體、未登記或轉登記團體(如在工商部門登記的非營利性團體),都可依照其組成分別劃入這些組織形式中。值得一提的是國有事業單位,它們是使用國有資產舉辦的從事各種非營利性活動的組織,其中包括各種國有的醫院、學校、劇團、養老院、研究所、中心、圖書館、美術館等等,這類事業單位在登記管理上屬中央編制辦。許多事業單位目前正處在一個轉型過程,部分也將逐漸分化成不同形式的非政府組織。圖1概括了中國現有的各種主要的非政府組織。
圖1 中國非營利組織基本分類
與現有法規框架下的分類標准相比,上述分類體系突出了以下幾個特點:
第一,以公益性和互益性作為基本區分標准。「公益」是指社會上不特定多數人的利益(或社會全體的利益),「互益」是指某一特定群體內的互助性利益。將單純互助性的社團與公益性社團區別開來有利於稅收政策的制定。這里側重說明一下互益型組織,它們存在於社會生活的各個不同方面,最主要有兩個方面,即經濟領域和社會領域。存在於經濟領域里的互益型組織,包括我們通常所說的行業協會、商會、職業團體、工會等,其共有的一個重要特點是它們的活動和企業等營利組織密切聯系在一起,是市場經濟存在和發展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在美國、日本等發達國家,這類組織通常被稱之為「經濟團體」、「產業團體」、「勞工組織」等,而區別於通常所說的社團。我們稱之為經濟性團體,由於其與市場經濟結合最緊密,在運作機制、管理方法上都有別於其他類型的團體。互益型組織的另一類是社會性團體,如各種學會、同學會、聯誼會、興趣團體等,較為集中地體現了非營利組織的基本屬性。
第二,將基金會單獨列出。目前我國的法規體系中將基金會同其他會員制社團統一歸為社會團體,而實際上基金會與會員制社會團體的組織性質與運作模式均有很大不同,將會員制組織與運作型基金會區分是當今世界常見的做法,如我國台灣地區分別用公益社團法人和公益財團法人來規范社會團體和基金會。基金會又按照資金運營方式分為自行運營資金的「運作型基金會(Operating foundation)」和專門用於資助的「資助型基金會(Grant-making foundation)」。
第三,將實體型社會服務機構進一步細分。由於學校和醫院在滿足公益需求中的特殊性和專業屬性,一般均被單獨列出,並通過特別立法加以規范,如日本的「特殊法人」(學校法人和醫療法人)等。這類組織因其實體性和服務性的特點,通常不列入所謂狹義非營利組織的范疇。在我國,現行法規中只有1998年公布的《民辦非企業單位登記管理暫行條例》能夠對這類組織加以規范,但即使按照上述條例等級確認以後,也因沒有明確的法人地位而在稅收上難以定性。因此,我們主張:將非營利醫院和非營利學校單獨列出實行特殊政策。
第四,給各種非營利組織以更大的法律生存空間。如「未登記或轉登記團體」,其中大量的是因找不到業務主管單位,無法去民政部注冊登記,它們採取多種變通的方式以便生存和活動,包括注冊為工商企業等。對於這類組織,不應一概視為「非法」而加以取締,應依照法律允許它們生存和開展必要的活動。
二、中國非營利組織的發展與特徵
1.中國非營利組織的發展機遇
截至2001年底,民政部登記的全國各類社會團體12.9萬個,重新登記確認的民辦非企業單位8.2萬家。[8]中國的非營利組織自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得到了迅速的發展,這種狀況體現了非營利組織面臨的許多有利的發展機遇,主要包括如下6個方面:
第一,始於1978年的經濟體制改革為中國非營利組織的發展帶來了生存空間。經濟體制改革釋放了蘊涵在中國社會各個層面的巨大的能量和多樣化的需求,原有的政治化、行政化、一體化的社會走向了開放化、市場化和多元化。20多年的經濟體制改革已經形成不可逆轉的歷史潮流,為整個社會走向自我服務、自我管理的多元治理模式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第二,逐步走向深入的政府改革將為中國非營利組織的發展提供更為廣闊的空間。政府改革在90年代通過以「小政府、大社會」為目標的機構改革和職能轉變,為非營利組織的發展提供了很大的社會需求和相應的部分資源,政府改革的深化將會進一步觸動原有單位體制的核心,政府將從更多的直接控制的領域退出來,將更多更具體的職能轉移給包括非營利組織在內的社會中介組織,地方政府創新將在總結經驗的基礎上繼續推進,加速整個社會的民主化和多元化進程,這一切都將大力推動中國非營利組織的發展。
第三,隨著現行法律法規的改善,一個法制化的外部環境正在逐步形成。對非營利組織來說一個不可否認的事實是:十多年來中國政府正在探索一條走向分類管理和逐步實現法制化的道路,1988年和 1989年,國務院先後發布了《基金會管理辦法》和《外國商會管理暫行規定》,1989年10月又發布了《社會團體登記管理條例》。1998年10月,國務院在對原有條例作了大幅度修訂的基礎上頒布了新的《社會團體登記管理條例》,同時發布《民辦非企業單位登記管理暫行條例》; 1999年8月,中國歷史上第一個有關非營利組織的專門法案《公益事業捐贈法》出台。目前,重新修訂的有關基金會登記管理和海外駐華民間組織登記管理方面的行政法規,也有望在近期內出台。同時,要求從法律上明確定位民間組織的修改民法或制定基本法的呼聲也越來越高,地方政府在這方面的創新之舉[9]則推動著整個法律政策環境的不斷改善。
第四,隨著市場經濟走向成熟,社會轉型和多元化的趨勢愈漸明朗。市場經濟的發展使社會趨向多元化,政府不再是社會公共事務的唯一主宰,單位制度在逐漸瓦解;以基層政權選舉為代表的政治民主化正在穩步推進。改革開放以來非營利組織的發展盡管起步較晚,但它們在環境保護、扶貧開發、社會服務等諸多領域,已經積極介入並在其中發揮有效的作用。隨著社會轉型的進一步展開,自上而下的改革探索和自下而上的參與沖動推動著中國非營利組織越來越多地介入到各種社會事務及其決策過程中,並在其中發揮越來越大的作用。
第五,加入世貿為中國非營利組織的發展帶來機遇和挑戰。加入世貿對政府、企業和非營利組織有程度不同的影響。對非營利組織來說,主要的機遇是拓寬了國際視野並打開了爭取更多外部資源的可能性,同時政府職能轉變的步伐加快了非營利組織與政府之間走向聯合與合作的過程;中國非營利組織面臨的主要挑戰是:來自海外的競爭者出現了,對專業化能力的要求提高,必須適應國際慣例和參與國際競爭的轉型需要,加強自身能力建設和走向彼此聯合與互律等等。
第六,在經濟市場化和社會多元化的進程中,公民參與的熱情越來越高,公民自由、自主、自治和志願服務的意識逐步培養和覺醒起來。中國自古有著社會自組織和自願結社的傳統,隨著經濟和社會的改革,隨著政府逐步退出許多社會控制領域,自上而下的人為的行政限制越來越少,公民通過各種形式參與經濟、社會乃至政治過程的機會越來越多、熱情越來越高,在這個過程中人們的自由權力得到認同,自主精神得到倡揚,自治機製得到培育,志願服務的社會風尚逐漸形成,推動著整個社會資本的建設,從而為中國非營利組織的發展奠定了重要的文化基礎。
總之,在轉型時期,中國非營利組織的發展面對的經濟、社會、制度、文化、國際等各方面的環境都是富有挑戰性的,也充滿了機遇;反過來,非營利組織的發展又將成為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社會改革和政治體制改革的助推器。
2.中國非營利組織發展的特徵
回顧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非營利組織發展所走過的道路,可以清晰地看到:隨著政府改革和市場經濟的推進,非營利組織越來越成為解決許多社會問題時必不可少的組織機制,無論政府也好,公眾也好,乃至企業等市場力量,都在推進以非營利組織為主體的公民社會的形成。
但是,分析一下就會發現,在改革開放以後發展起來的中國非營利組織中,有兩種來源不同的類型,一種是被稱為自上而下的非營利組織,它們與政府改革相關聯,在相當程度上是政府改革和政府職能社會化的產物,因此他們的主要的社會資源包括人、財、物、信息、管理和相應的組織資源等,主要來自黨和政府的相關機構等受權力控制的壟斷領域;另一種是被稱為自下而上的非營利組織,他們與市場經濟的發展以及與之相關聯的經濟、社會民主化進程有關,是公民有組織地參與經濟過程、社會過程乃至政治過程的產物,所以他們主要的社會資源包括人、財、物、信息、管理和相應的組織資源等,主要來自市場、社會、海外等開放的競爭世界。這樣兩種截然不同的資源來源及其所形成的非營利組織,體現了轉型時期中國公民社會的兩條不同的發展道路。
第一條道路可稱之為「自上而下的自治化道路」,其基礎在於政府改革和由此帶來的政府職能的社會化,表現為:在政府周延出現一大批不以黨政面目出現的機構,它們通常登記為獨立的法人,往往行使著原由黨政機構承擔的職能。主要包括三種形式:一是補充形式,即在外交、農業、環保等一些政策領域,主要作為相關公共政策的補充形式發揮作用;二是協調形式,即在如冶金、紡織等一些行業管理領域,主要作為政府對相關行業進行管理的協調形式發揮作用;三是執行形式,即在如婦女、勞工、殘疾人等一些社會政策和福利領域,主要作為政府特定方針和政策的執行形式發揮作用。這條道路的基本特徵是:具有轉型時期典型的雙重屬性:一方面具有模擬政府的行政性或自上而下的官僚性,另一方面又具有逐步增強的自治性,以及基於不同利益形成的面向市場和社會的不斷增長的自我意識、自我利益維護、自我主張、自主決策的沖動。這樣雙重屬性形成兩種相互對立的力量:回歸政府的行政化傾向和走向民間的自治化傾向。前者表現為這類組織對於自上而下的各種資源,包括編制、預算、職能、地位等,有著依然強烈的執念,會在各種適當的場合努力靠近黨政機關並積極謀求來自上面的庇護和特權;後者則表現為隨著這類組織的成長,他們越來越感受到來自政府的干預過多及其嚴重的束縛,會積極謀求在資源配置上的自主權,並努力爭取來自政府之外的各種有利的資源。
第二條道路可稱之為「自下而上的自主化道路」,其基礎在於經濟改革和對外開放所帶來的民主化和廣泛的公民參與,表現為:在黨政權力不及、政策失靈或者默許的邊緣地帶,往往依靠精英人物發起成立一定的組織(正式的或非正式的),他們動員媒體和各種社會力量,利用來自民間的各種資源,瞄準一定的社會問題開展積極的活動。具體形式體現為8個方面:(1)出現一批擁有廣泛群眾基礎的精英組織,如地球村、自然之友等;(2)出現如天則研究所、天恆可持續發展研究所、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等獨立的思想庫;(3)出現一批依託城市社區的志願者組織;(4)出現一批依託大學、開展公益咨詢的專家組織;(5)出現一批主要面向殘疾人等特殊人群的福利組織;(6)出現以大學為背景、面向社會的大學生組織;(7)出現市場經濟孕育的自發性行業組織;(8)出現深入農村基層的民眾組織。這條道路的基本特徵是:具有轉型時期典型的多樣性、自發性和隨意性,具體表現為:活動領域及方式的多樣性,組織管理及運作的自發性,制度設計及約束的隨意性。這些特徵制約著這類組織的發展,使其在組織的規模、績效、影響、社會公信度等許多方面受到限制。
上述兩種類型的組織和相應的兩條道路,其實襯托出中國非營利組織的艱難處境及其還處在發展起步階段的過渡性或轉型期的特徵:一方面,大量的非營利組織還很難真正成為獨立於政府的自治組織,尤其進入法律登記體系的非營利組織,許多還保留著政府或事業單位的色彩;而一些具有獨立性的社會自發組織,被排除在法律體系之外,生存空間受限。另一方面,管理和社會監督機制很不健全,存在較嚴重的非營利組織的營利行為,影響了非營利組織的社會公信度。
三、中國非營利組織發展困境的分析
盡管總的來看,非營利組織已經並正在成為我國社會經濟發展中的一支重要力量,但就其能夠和應當發揮的作用而言,中國非營利組織的發展是遠遠不夠的。特別是和國外非營利組織的發展相比,和正在興起並日趨完善的市場經濟的發展相比,和改革開放中社會巨大變遷帶來的需求相比,我國的非營利組織顯得明顯的先天弱質、後天困難。它們在獲取和運用資源、協調關系、發揮作用等方面都不存在明顯的優勢。大多數非營利組織在政府規制和市場擠壓下艱難尋求生存和發展之路,難以展現像我們在國外非營利組織身上看到的勃勃生機。調查顯示,41.4%的非營利組織認為資金缺乏是他們面臨的首要問題,其他相關的重要問題依次是:缺乏活動場所和辦公設施 (11.7%),缺乏人才(9.9%),政府支持力度不夠 (8.5%),組織內部管理問題(7.5%)等。
具體來說,當前中國非營利組織存在的主要問題集中在以下四個方面:
第一,資源不足。相當一部分非營利組織資金嚴重不足,無法開展正常的活動,其中有不少組織處在名存實亡的「休眠狀態」;也有一些組織為了維持生存發展,在通過各種渠道開展與其自身業務不相乾的經營性活動或者違法活動。在人力資源方面,絕大多數受到政府支持的自上而下的非營利組織中,基本的工作人員幾乎都來自政府機構,其中有許多是從第一線退下來的離退休人員;很多自下而上的非營利組織則沒有或幾乎沒有固定的人才渠道,定員和編制極為有限,主要依靠志願者開展活動,這導致了普遍存在的制度不健全、管理不科學、家長制等問題。
第二,能力不足。資金、人才等資源不足之所以制約組織的發展,除了受到社會經濟發展水平、制度環境與社會文化方面的限制之外,更重要的原因在於非營利組織自身的能力不足。這里所說的能力是綜合來看的,包括一個組織的活動能力、管理能力、創新能力、擴張能力和可持續發展能力等。中國的非營利組織一般來說規模比較小,資金籌措能力比較低,動員社會資源的能力也就比較弱,加上組織管理不規范、不透明、不民主,又缺乏評估和社會監督,使得它們難以得到社會的廣泛認同和普遍的社會公信,不能發揮應有的積極作用。能力不足的背後是缺少具有創新能力的領導人。國內外無數成功的經驗表明,優秀的領導人是非營利組織發展中至關重要的一個條件,但我國現行組織人事制度限制了優秀人才進入非營利組織,使得其中難以產生具有企業家精神的優秀的領導人。
第三,缺乏自治。從前述非營利組織的五個特徵屬性看,無論非政府性、非營利性,還是自治性、志願性或組織性,在中國的非營利組織身上都表現得不鮮明。究其原因,最根本的還在於缺乏自治。中國有相當一部分非營利組織是通過獲取自上而下的資源建立和發展起來的,它們或者由各級黨政機構所直接創辦,或者本身就從黨政機構轉變過來,或者由原黨政官員及與黨政關系密切的知名人士所創辦。這些組織,不僅其主要的資源來源於黨政機關,且在觀念上、組織上、職能上、活動方式上、管理體制上等各個方面,都嚴重依賴於政府,甚至依然作為政府的附屬機構發揮作用。即使民間自發建立的非營利組織,由於要掛靠在業務主管單位上,也會受到政府各方面的限制和干涉。這種狀態隨著政府改革的進一步深入,不僅束縛了自身的手腳,也嚴重束縛了政府的手腳。解決這種政社不分的問題,需要實現體制的轉變和觀念上的革命,充分認識到非營利組織的性質、地位、作用,使其成為真正具有自主性的自治組織。
第四,發展不平衡。這表現在:中國非營利組織的發展在區域之間、城鄉之間和不同領域之間,呈現巨大的差距。就區域不平衡來說,不僅東西相比西部發展嚴重不足,沿海和內地相比內地發展嚴重不足,而且同為東部和沿海,區域之間非營利組織的發展也有很大差距;就城鄉不平衡來說,城市、特別是特大城市非營利組織發展得較快,開展的活動較為集中,社會對非營利組織的認知和公信度也較高,但是在中小城鎮特別是廣大的農村地區,除了扶貧開發的少數外來的非營利組織之外,真正當地的非營利組織很少,社會對這些組織的關注和支持也很少;就不同領域之間的不平衡來說,非營利組織在那些相對說來政策寬松、易於得到資源而進入門檻較低的領域已經開始出現低水平重復的現象,但那些存在大量社會問題、迫切需要公民參與的領域,包括一些重要的公共政策領域,如失業與就業、社會保障、勞工權益保護、國際區域沖突和外交等領域,卻因種種原因極少有非營利組織進入。這對於非營利組織整體部門的發展無疑是一個很大的欠缺。
以上簡要概括了中國非營利組織發展中存在的主要問題。這些問題並不是孤立的,不完全是由非營利組織自身的管理和能力建設不足所造成的。在這些問題的背後,是處在轉型時期的整個中國社會。可以說,中國非營利組織發展中出現的問題實際上是社會結構變遷的結果,反映了整個社會在轉型過程中價值觀念、治理模式與體制的根本轉變。
第一,社會轉型中基本價值與制度構建的雙重缺陷。中國正處於經濟體制轉軌和社會轉型的歷史時期,相比社會經濟的迅速變遷,制度和文化建設方面出現一定程度的空缺。對非營利組織的發展而言,首先面對的是來自現行法規和政策上的嚴格的制度限制。當前我國在民間組織管理上的基本特點是:門檻高、限制多、監管不力。現行的雙重管理體制[10]、分級管理原則[11]和非競爭性原則[12],都與傳統的計劃經濟管理體制相關,它們設置了一個對於普通公民來說高得難以逾越的門檻,在相當程度上限制了非營利組織通過登記注冊來獲得合法地位。但是另一方面,一個組織一旦登記成立,除了象徵性地接受財務管理方面的「年檢」之外,沒有任何日常性的評估和監督管理方面的制度約束,同時也難以落實有關公益事業的減免稅待遇。其結果,使得整個第三部門內部良莠皆存,實際上損害了真正的公益組織。近來頻頻出現的公益腐敗現象,包括挪用巨額善款進行非正常投資等問題,其根本原因也在於非營利組織管理上長期存在的制度缺陷。國外一般按照宗旨、收入分配及其開展的活動嚴格劃分營利和非營利兩種不同性質的組織,並對不同性質的非營利組織給以不同的稅制待遇和相應的管理辦法。國內則沒有這樣的區分和明確規定,比如把本來就包括營利和非營利兩種類型的民辦學校全部規定為非營利,對
⑧ 創立私募基金和公益基金的意義是什麼
美國基金會中心給「基金會」定義是:「非政府的、非營利的自由資金,並自設董事會管理工作規劃的組織,其創辦的目的是支持或援助教育、社會、慈善、宗教或其他活動以服務於公共福利,主要途徑是通過對其他非營利機構的贊助。」
資料顯示,美國基金會中,獨立的私人基金會約佔85%,公司基金會約佔5%,兩項在數量和總資產上佔90%以上,它們均屬於我國意義上的「非公募基金會」一類;而面向公眾籌款的社區基金會和運作型基金會的總數和資產加起來還不及10%,私人基金會占據著絕對領導地位。
美國基金會的影響決不止於美國,而是遍及全世界。
美國的私募基金會不僅在國內大唱主角,並且將影響擴大到全世界。圖為2005年2月柯林頓基金會與中國衛生部簽訂捐贈協議。
2007年7月10日,從太平洋彼岸美國傳來喜訊,美國的黃汝斌基金會今年決定再捐資256萬元支持廣東省鶴山市龍口鎮基礎教育工作。
據悉,黃汝斌基金會是遵照祖籍龍口鎮那白村的美籍僑胞黃汝斌先生生前遺囑成立的。黃汝斌先生幼年隨父母移民美國,後來回廣州市中山中學讀中學。1949年到美國謀生創業,經幾十年拼搏,事業有成。黃先生立下遺囑:一旦乘鶴仙去,便變賣旗下所有物業成立黃汝斌基金會,專門捐助祖國教育等公益事業。
事實上,早在改革開放以來,美國基金會已經悄然進入我國的各方面生活,特別是教育學術界,就某個項目向基金會申請資助已是司空見慣之事。除了華僑成立的私人基金會外,還有大型公司設立的非公募基金會,都已同中國開展了不同程度的項目合作。
日前,記者從有關部門獲悉,國家民間組織管理局已批准蓋茨基金會和柯林頓基金會在華設立代表處。
基金會的特殊獨立性
中國社會科學院前美國所所長資中筠在接受媒體采訪時曾表示,在美國,基金會不僅獨立於政府,還獨立於捐贈者。這種獨立有三個含義:
第一,基金會對於捐贈人在經濟上是完全獨立的,基金會的資產不會因為出資人的經濟狀況有所改變,不過以出資人企業的股票為主要本金的基金會會受該公司股票價值升降的影響。
第二,一旦捐贈人把錢捐贈給私人獨立基金會後,就再沒有對這筆錢的支配權,即使他是基金會的董事,可以在董事會上有發言權。第一代捐贈者在實際上發言權較大,有時還自任會長,但是原則上他不是決策者。
第三,受到該基金會資助的團體和個人沒有「感恩」的觀念。比如說,如果某人的研究得到福特基金會的資助,有了研究成果,他不會因此感激福特家族,更不會在購買汽車時優先考慮福特公司的車。他如果對自己的機遇心存感激的話,以後可以以同樣的方式回報社會。
對此,南都公益基金會副理事長兼秘書長徐永光提出,美國的私人基金會的資助主要分為三種類型:一種是直接資助項目;另一種是公益創投,以培育民間組織為目的;第三種是建立思想庫,用於投資研究倡導。
事實上,美國的私募基金會可謂是全世界所有私募基金會的先驅,從私募基金會創立至今百餘年,美國的私募基金會在不斷開拓新領域、自我完善的同時,更是將創新奉為基金會發展的不二法則。
在2006年,當股神沃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