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氏基金會

⑴ 百家姓里方姓排第幾位

來按百家姓原文排名: 方姓自確實排在第56位。
依次為：趙錢孫李 周吳鄭王 馮陳褚衛 蔣沈韓楊 朱秦尤許 何呂施張 孔曹嚴華 金魏陶姜 戚謝鄒喻 柏水竇章 雲蘇潘葛 奚范彭郎 魯韋昌馬 苗鳳花方

方氏至今有近4700年的悠久歷史， 出自方雷氏。神農炎帝十一世孫即八代帝榆罔長子曰雷，黃帝伐蚩尤時，雷因功被封於方山（今為河南省禹州市），雷受封於方山後，稱方雷氏，子孫以地為氏，分為雷姓和方姓。源於姬姓，出自西周後期周宣王時大夫姬方叔將軍，他智勇過人。奉命南征，平定過荊蠻的叛亂，為周室的中興立下了大功。因此，後世不少方姓宗譜採用了「周大夫方叔之後」之說。

⑵ 歷史家有哪些

岑仲勉
(1886～1961)
[] 中國歷史學家。學名銘恕，字仲勉，別名汝懋。廣東順德縣人。1886年 9月出生。青年時，入兩廣大學堂（清廣雅書院，後改為兩廣高等學堂）,就讀兩年半,考入兩廣游學預備科（清粵秀書院）。1908年10月入北京高等專門稅務學校，1912年12月畢業。其後在上海江海關及廣東財政廳等處任職員，業余從事植物名實考訂及中外史地考證。1934年7月至1935年6月，任上海暨南大學秘書兼文書主任,業余撰著佛游天竺記考釋,於1934年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從而引起史學界注意1933～1937年在《聖心》《輔仁學志》《金陵學報》、《中山大學文史專刊》等雜志發表一批論著，其中尤以《水經注卷一箋校》及《金石證史》等引起一些史學名家的注目。1937年經陳垣推薦入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同年7月至1948年6月任該所專任研究員。1948年 7月至1961年10月任中山大學歷史系教授，先後擔任《隋唐五代史》、《唐代石刻文選讀》、《兩漢西域學》、《蒙古初期史》、《隋唐史》等課程。曾任廣東省政協委員。1961年10月7日病逝於廣州。
岑仲勉的家鄉順德是清代著名西北史地學家李文田的故鄉，故其治學深受清代西北史地學派的影響。岑仲勉把《西域水道記》、《漢書西域傳補注》、《登科記考》的作者徐松奉為先驅，因而有《漢書西域傳地理校釋》和《登科記考訂補》之作。岑仲勉還受到清季英年早逝的唐史學者勞格的影響，所著《郎官石柱題名新著錄》、《郎官石柱題名新考訂》、《續勞格讀全唐文札記》、《元和姓纂四校記》等都發揚了勞格的未竟之業，而在博大方面有所超過。
岑仲勉治學最重要的成就是以碑刻考證歷史，清代金石家的碑跋，多述小學、碑例、書法等專義，岑仲勉則以碑誌考證史實，又糾正了清金石家過信石刻、偏責史實的毛病，客觀地論證碑誌之價值。除郎官石柱研究外，1936～1942年，著有《金石證史》、《貞石證史》、《續貞石證史》，後收入《金石論叢》，於1981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在隋唐史校勘考釋之學中，在辨偽方面，《白集醉吟先生墓誌銘存疑》等文受到國內外學者廣泛好評，與《白氏長慶集偽文》、《論白氏長慶集源流並評東洋本白集》一起，對白居易文集整理有重要貢獻。在追錄史源方面，指出《元和姓纂》為《新唐書?宰相世系表》之史源,此為一重要發現。在職官典制考證方面,《翰林學士壁記注補》、《補唐代翰林兩記》是超邁清人的作品。在地理考證方面，《括地誌序略新銓》論定孫星衍排列之非。這方面的專著有50～60年代的《隋書求是》、《唐史余審》、《通鑒隋唐紀比事質疑》、《唐人行第錄》。《行第錄》為對唐代文學史及傳記學很有裨益的首創之作。
岑著《隋唐史》(1950～1953年撰成)，反映了作者在隋唐史通論中的創見。如其中對李德裕、陳子昂、四鎮的研究,新意迭出。此外,在他晚年還著有《黃河變遷史》、《府兵制度研究》《西周社會制度問題》《兩周文史論叢》、《墨子城守各篇簡注》。這些專著反映了作者對西周以來的歷史乃至黃河歷史的廣泛興趣。
在中外史地研究方面、尤其是西北史地方面，出版有《西突厥史料補闕及考證》、《突厥集史》、《中外史地考證》等。在突厥史料的搜輯方面受到國內外學者的好評。岑仲勉自四十歲至七十五歲三十餘年間，全部史學著作約一千萬字，自1912年起發表論文一百八十餘篇，已刊專著十八種，特刊專著二種。

顧頡剛
(1893～1980)
[] 中國歷史學家原名誦坤,字銘堅。筆名有無悔、天游、張久、誠吾、桂姜園、余毅、勞育、康爾典、周、武興國等。江蘇蘇州人。1893年5月8日（光緒十九年三月二十三）生於一個書香世家。幼年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1913年考入國立北京大學預科，1916年考入本科中國哲學門，1920年畢業留校，以助教名義任圖書館編目。1922年在上海任商務印書館編輯，與王鍾麒（伯祥）合編《新學制本國史教科書》，與葉聖陶合編《新學制國語教科書》。1924年回北京大學，任研究所國學門助教，先後編輯《國學季刊》、《歌謠周刊》、《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周刊》。1926年以後，歷任廈門、中山、燕京、北京、雲南、齊魯、中央、復旦、蘭州、震旦等大學和社會教育學院、誠明文學院、上海學院教授，中山大學語言歷史學研究所、齊魯大學國學研究所主任和國立中央研究院院士等職。
顧頡剛是「古史辨」派的創始人，繼承和發展了前人的疑古思想。他的「傳」、「紀」不可信的思想來自崔述，「經」不可盡信的思想來自姚際恆，治學要融會貫通的思想來自鄭樵。他用歷史進化論的尋求事物演變線索的治學方法學自胡適，對今、古文家的看法則受之於錢玄同。王國維用實物材料研究古史所取得的成就也給他深刻的影響，王氏所考出的真古史被用以破壞偽古史。1909年，他有志於考辨偽古史，從事資料搜集、積累。1914年始作筆記，記錄讀書心得，終生不輟，計約二百冊，四百餘萬字。1916年作《清代著述考》初稿二十冊，對清代學者的治學成績有了全面了解。1921年他計劃推翻偽古史。1923年在《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一文中提出「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觀，引起史學界的激烈爭論。以後，將自己和他人研討爭辯的文章編為《古史辨》八冊。
他認為古史傳說中的帝王都有神性，都是從神演化為人，古書中所講的古史是由不同時代的神話傳說一層一層地積累起來的，神話傳說發生時代的先後次序和古書上所載的古史系統排列的先後恰恰相反。研究古史要打破四項非信史的基本觀念：①打破民族出於一統的觀念；②打破地域向來一同的觀念；③打破古史人化的觀念；④打破古代為黃金世界的觀念。他的「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觀，把崔述的「世益晚則其采擇益雜」之說發展為系統的理論認識，為考辨古史傳說提出了新的思想方法，是中國辨偽史上劃時代的發展。
他對古代的民族和地理也作了深入的考辨，以為自西周以至春秋初年，許多種族各自把本族形成時的人作為自己的始祖,而沒有各族公有的共同始祖,只是春秋以後,經過了二百多年的大國攻滅小國,把無數種族並到一起,到了戰國中期才出現唐虞、夏、商、周同出於黃帝的說法秦漢以前的中國只是沒有統一的許多小國,《禹貢》的九州 《堯典》的流放四罪之處、《史記》的黃帝所到的四方是戰國時七國的疆域,而《堯典》的羲和四個居住地,以交趾入版圖,更是秦、漢的疆域, 他以為研究古代地理應當以各時代的地域為地域，不能以戰國的七國和秦的四十郡作為古代早就定局的地域。為了促使史地學者鑽研中國地理沿革史及民族史，他於1934年發起組織禹貢學會，創辦《禹貢》半月刊。在他領導下，學術研究成績卓著，為國內外學者所重視，稱之為《禹貢》派。
他把考定古書著作的時代作為研究古代神話、傳說以及民族和地理等演變過程的重要前提為此,他對《周易》《尚書》《詩經》、《左傳》、《國語》、《公羊傳》、《穀梁傳》、《周禮》、《儀禮》、《禮記》、《論語》《老子》《莊子》、《墨經》、《山海經》、《穆天子傳》、《戰國策》等書的著作時代，作了不同深度的考訂。他在觀看各種戲劇和搜集整理歌謠時，注意到小說、戲劇、歌謠中故事的隨時隨地變化性，認為研究這一變化過程可以印證古史傳說的變遷。他對吳歌、孟姜女故事作了開創性的研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對香會、廟宇、神道、婚喪禮節等也作了調查研究。他又熱心於創辦研究民俗的團體和刊物，1926年在廈大創立風俗調查會，1927年創辦中山大學民俗學會和《民俗周刊》，編印《民俗學會叢書》。1936年又在北平創辦風謠學會。此外,他亦重視邊疆問題的研究1938年為昆明益世報編《邊疆周刊》。1941年在成都創立中國邊疆學會。同時,他又先後主編學術刊物《責善》半月刊《齊大國學季刊》和《文史雜志》。
1949年以後，他任中國科學院、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學術委員,主持標點《資治通鑒》、二十四史晚年深入研究《尚書》,作成《周公東征考證》和《校釋譯論》多篇。1980年12月25日在北京病逝。生平著述極富，已出版的有《秦漢的方士與儒生》（原名《漢代學術史略》）、《三皇考》、《中國上古史研究講義》《史林雜識初編》《中國歷史地圖集》、《孟姜女故事研究集》、《妙峰山》、《吳歌甲集》、《蘇州史志筆記》、《西北考察日記》、《論巴蜀與中原的關系》、《顧頡剛選集》、《顧頡剛古史論文集》等。

何茲全
(1911～ )
[] 中國歷史學家。山東菏澤人。1911年9月7日（宣統三年七月十五）生1935年在北平大學史學系畢業後,去日本留學，翌年因病回國。1939～1940年接受中英庚款董事會的專款資助，在中央大學歷史系研究魏晉南北朝史，並在該系講授「中國通史」課。1941～1944年任國民黨中央訓練委員會編審。1944年秋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助理研究員。1947年赴美國，在紐約哥倫比亞大學讀書，並受霍普金大學資助，協助法蘭西斯教授將範文瀾著《中國通史簡編》翻譯為英文。1950年抗美援朝戰爭發生後回國，在北京師范大學任教，先後任副教授、教授，兼任魏晉南北朝研究室主任。
何茲全主要集中研究漢唐經濟史、兵制史、寺院經濟和魏晉南北朝史幾個方面。是國內最早倡導魏晉封建說的學者之一。早在學生時代，他就發表《魏晉時期庄園制的芻形》、《三國時期國家的三種領民》、《中古時期大族寺院領戶研究》等論文，論述了魏晉南北朝封建依附關系的出現和盛行。以後，他又在《關於中國古代社會的幾個問題》、《漢魏之際社會經濟的變化》等論文中比較系統地闡發了魏晉封建說的主張。此外，他的《中國中古時期佛教寺院》(1934)一文，在學術界頗有影響。80年代，他又發表《佛教經律中關於寺院財產的規定》和《佛教經律中關於僧尼私有財產的規定》兩文，把寺院經濟的研究引向深入。他在兵制史研究方面，亦有創見,對世兵制魏晉中軍孫吳兵制十六國兵制和府兵制前的北朝兵制諸問題，他進行了深入探討。《中國古代社會》一書，是他多年研究古代社會及古代向中世紀演變的重要成果全書分四部分,對西周封建說、春秋戰國之際封建說和亞細亞型東方社會說提出不同意見，並就「人類社會發展道路的同與異」發表獨到見解。
作為訪問學者，他於1987～1988年去美國西雅圖華盛頓大學講學。
他是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中央監察委員會委員。中國共產黨黨員。秦漢史學會、魏晉南北朝史學會、唐史學會和北京史學會的理事、副會長和顧問。中國文化書院院務委員兼導師、北京師范大學東西方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東西方文化研究》主編。他發表的論文，一部分已收入《讀史集》和《五十年來漢唐佛教寺院經濟研究》。

侯外廬
(1903～1987)
[] 中國歷史學家。原名兆麟,又名玉樞,自號外廬。山西省平遙縣人。1903年2月6日（清光緒二十九年正月初九）生於平遙縣西王智村，1987年 9月14日病逝於北京。出身於書香人家，自幼習四書五經。1922年到北京求學，分別考入北京法政大學和北京師范大學，兼攻法律和歷史。1927年赴法留學，入巴黎大學。1930年，侯外廬經莫斯科回國。初在哈爾濱法政大學任教授，講授經濟思想史等課程。「九?一八」事變後，輾轉回到關內，在北平大學、北平師范大學等校任教授。抗日戰爭期間他在重慶一面從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工作，一面從事學術研究，相繼出版了《中國古典社會史論》（後改名《中國古代社會史論》）、《中國古代思想學說史》和《中國近世思想學說史》等重要著作，在中國古史和思想史研究領域內取得了突出的成就。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歷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文教委員會委員、北京師范大學歷史系主任、西北大學校長、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副所長、哲學社會科學學部委員等職。「文化大革命」後，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副所長、所長。
侯外廬堅持應用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和方法研究中國歷史，對上下幾千年的社會史和思想史做了廣泛、深入的研究，著作宏富，自成體系，開創了一個獨具特色的學派，其主要特點是：①注重對歷史做整體的、動態的研究。②依據馬克思主義探討中國文明的起源與古代社會的發展路徑。指出「亞細亞的古代」不同於以希臘為代表的「古典的古代」的原因在於後者是國家取代家族的革命，而前者則是國家混合在家族中（即「社稷」的維新）。而氏族制的遺留，規定了國民思想的晚出以及偏重於倫理道德的賢人作風；舊傳統遂又成為阻礙歷史前進的巨大惰力。③皇權壟斷的土地所有制（即土地國有制）是秦漢以來中央集權的專制主義以及定於一尊的封建思想的社會根源。④與土地權力相聯系，皇族地主占據了封建社會整個階梯的頂端。豪族地主既有支持皇權的一面，又有對抗皇權的一面。庶族地主則更多地擁護皇權。豪族地主與庶族地主彼此勢力之消長，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封建社會不同時期政治、經濟以及思想文化發展的特點，也是封建社會從前期向後期轉變的一個重要標志。⑤對思想史的研究，注重批判維護封建主義的正宗思想，更注重發掘不為人所重視的「異端」思想和哲學史上的唯物主義傳統。⑥強調以法典作為歷史分期的標志。如從奴隸制社會進入封建制社會是以秦漢之際一系列法律形式為標志；唐代的兩稅法是封建社會從前期向後期轉變的標志，明代的「一條鞭法」則是封建社會進入晚期的標志。
主要著作有：《中國古代社會史論》、《中國封建社會史論》、《蘇聯歷史學界諸論爭解答》、《中國古代思想學說史》、《中國近世思想學說史》(上、下卷)、《中國思想通史》（與杜國庠、趙紀彬、邱漢生等合著，五卷）、《中國思想史綱》（上、下冊）、《宋明理學史》（上、下卷）、《韌的追求》（回憶錄）等。
侯外廬長期擔任中國史學會理事。晚年，擔任中國哲學史學會名譽會長，中國孔子基金會名譽顧問、《中國大網路全書?中國歷史》編輯委員會主任等。他還曾當選為第一、二、三、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第六屆全國政協委員、常務委員。

譚其驤
(1911～1992)
[] 中國歷史學家、歷史地理學家。字季龍。浙江嘉興人。1911年 2月25日（清宣統三年正月二十七）生於奉天府(今遼寧沈陽)。1930年畢業於上海暨南大學，1932年畢業於燕京大學研究生院。1932年起歷任北平圖書館館員，輔仁大學、燕京大學、國立北京大學和國立清華大學兼任講師，廣州學海書院導師。1940年起任浙江大學副教授、教授。1950年起任復旦大學教授、歷史系主任、中國歷史地理研究所所長。1981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地學部委員。同年受聘為《中國大網路全書?中國歷史》編輯委員會委員。
作為中國歷史地理學的奠基人之一，他在1934年協助顧頡剛發起成立了以研究歷史地理為宗旨的學術團體——禹貢學會，創辦了《禹貢》半月刊。他又是中國地理學會的發起人之一,長期任理事,1981年以來任《歷史地理》主編。他主持編繪的《中國歷史地圖集》，是一部由數十位專家通力合作完成的迄今最權威最精確最詳細的中國歷史政區地圖集。他主持編纂《中國國家地圖集?歷史地圖集》，這將是一部包括自然、人文二十個專題的綜合歷史地圖集。
譚其驤長期從事中國史和中國歷史地理的教學，開設過中國通史斷代史史學史、文化史、專著研究、中國歷史地理概論名著選讀歷史地理研究法等課程，培養了許多優秀人才他的研究領域涉及中國歷代疆域政區、都市、河流湖泊的變遷，海陸變遷，人口、民族的分布和遷徙，文化史，經濟史，歷史地理古籍注釋，地理學史、遼史及歷史人物等方面。已發表的百餘篇論文提出了很多獨到的見解和新的結論，其中如對秦漢政區、晉永嘉之亂後的移民、湖南的移民和民族、貴州古代楊保族的歷史、徐霞客（見徐弘祖）的學術貢獻、西漢前黃河變遷史、東漢以後黃河安流的原因、雲夢和雲夢澤的變遷、上海的海陸變遷和開拓過程、馬王堆出土古地圖研究、《漢書地理志》選釋、《山海經》研究、海河水系的形成、中國歷史文化的地域差異等方面的研究成果，都受到學術界的高度評價。1982年前的主要論著已收入《長水集》上、下冊。還主編有《辭海》歷史地理分冊、《中國自然地理、歷史自然地理》、《黃河史論叢》等。此外，譚其驤還擔任過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學科評議組成員，國務院古籍規劃小組成員，中國史學會理事、常務理事，上海史學會副會長，上海市社會科學聯合會副主席等職。

徐中舒
(1898～1991)
[] 中國歷史學家、古文字學家。初名道威。安徽懷寧（今安慶市）人。1925年考入國立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1928年任復旦大學和暨南大學中文系教授。所撰《古詩十九首考》一文受陳寅恪賞識，1930年經其推薦，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任編輯員，兩年後升為研究員。在歷史語言研究所八年，發表一系列學術論著，受到學術界的重視。30年代初期參加整理清代內閣大庫所藏明清檔案,頗著成績；同時在北京大學歷史系兼課,講授「殷周史料」。1934年與容庚等共同發起成立考古學社。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後，應中英庚款和四川大學協聘，任四川大學歷史系教授，從40年代起，他先後還在樂山武漢大學、成都燕京大學、華西協和大學、南京中央大學執教。1949年以後除繼續擔任川大教授外，並兼西南博物館和四川博物館館長、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學部委員、國務院古籍整理小組顧問、四川省歷史學會會長、中國先秦史學會理事長、中國古文字學會常務理事、中國考古學會名譽理事，以及《中國大網路全書?中國歷史》編輯委員會委員等職務。
徐中舒長期從事科研和教學工作，先秦史和古文字學是其主攻方向，對明清史和四川地方史的研究也有顯著貢獻。他在治學方法上，除繼承王國維的「二重證據法」外，擴大研究視野，力求掌握全面，盡量利用有關學科的科學知識，聯系補充，以體現歷史本身的完整性。他熟悉先秦文獻，既能得心應手地運用這些資料，又具有宏觀素養，善於把田野考古、民族學、人類學、社會學、工藝學諸方面的專業知識結合起來,反復論證,力求其是。他強調研究古文字學應和古史研究相結合。他的研究成果豐碩。有關中國古典文學的論文有《木蘭歌再考》、《五言詩發生時期的討論》等。古史和古文字方面有《耒耜考》、《再論小屯與仰韶》、《〈左傳〉的作者及其成書年代》、《論〈戰國策〉的編寫及其有關蘇秦諸問題》、《論周代田制及其社會性質》、《論西周是封建社會――兼論殷代社會性質》、《陳侯四器考釋》《金文嘏辭釋例》《禹鼎的年代及其相關問題》《甲骨文中所見的儒》、《西周牆盤銘文箋釋》、《西周利簋銘文箋釋》、《周原甲骨初論》等論文，論證古史、考辨文字,不乏獨到的見解。從40年代開始,還對四川地方史進行研究，撰寫《巴蜀文化初論》、《續論》、《論〈蜀王本紀〉成書年代及其作者》、《〈交州外域記〉蜀王子安陽王史跡箋證》等文。
考著有氏編鍾圖釋附考釋、《史學論著輯存》、《論巴蜀文化》、《左傳選》等；還主持編纂了大型辭書《漢語大字典》和《漢語古文字字形表》、《殷周金文集錄》、《甲骨文字典》等多種工具書。

李學勤
(1933～ )
[] 中國歷史學家、古文字學家。北京市人。1933年 3月28日生。1952年肄業於清華大學哲學系。1952～1953年在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參加編著《殷虛文字綴合》。1954年到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工作，1985～1988年任該所副所長。先後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學術委員會副主任，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歷史系主任，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學術委員會委員，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委員。並任中國史學會理事、中國先秦史學會副理事長、中國古文字研究會理事等。1985年被選為美國東方學會榮譽會員。
李學勤長期致力於漢以前的歷史與文化的研究，注重將文獻與考古學古文字學成果相結合,在甲骨學、青銅器、戰國文字、簡牘帛書及其相關歷史文化的研究領域，均有重要建樹。50年代，他綴合、整理殷墟發掘所獲甲骨,用排譜法研究甲骨文反映的史事和歷史地理,並首次鑒定出西周的甲骨文；他首創殷墟甲骨的非王卜辭說，繼而又就歷組卜辭等問題提出兩系九組的新分期法。在青銅器及其銘文的分期、分區、分國別研究中，也取得了較大成就。在系統研究甲骨、金文的基礎上，他對商周時期的禮制、職官、家族法律等方面作了探索50年代後期,他綜合研究戰國時期金文陶文、古璽、貨幣文字及簡帛，從而促使古文字學領域中新的分支——戰國文字研究形成。他從1975年起先後參加湖南長沙馬王堆帛書、湖北雲夢睡虎地竹簡、湖北江陵張家山竹簡等出土文物的整理注釋，並利用這些新材料，對戰國以至漢初的學術史、文化史進行探索，引起學術界的廣泛注意。
李學勤曾多次前往歐美澳、日、香港等國家和地區,考察研究當地公私收藏的中國古代文物,與外國學者合作進行搜集和研究,出版了《英國所藏甲骨集》,同時准備出版有關歐洲所藏青銅器的專著。已出版的專著有《殷代地理簡論》(1959)、中國青銅器的奧秘(1980)《東周與秦代文明》(1984) 《古文字學初階》(1985)、《中國美術全集?青銅器》(主編,1985～1986)等,論文迄今已發表近二百篇，主要有論殷代親族制度(1957)《戰國題銘概述》（1959）、《論婦好墓的年代及有關問題》(1977)、《西周甲骨的幾點研究》(1981)、《重新估價中國的古代文明》(1982)、《西周金文中的土地轉讓》(1983)、《對古書的反思》(1986)等。

⑶ 百家姓氏

百家姓

趙錢孫李 周吳鄭王 馮陳褚衛 蔣沈韓楊
朱秦尤許 何呂施張 孔曹嚴華 金魏陶姜
戚謝鄒喻 柏水竇章 雲蘇潘葛 奚范彭郎
魯韋昌馬 苗鳳花方 俞任袁柳 酆鮑史唐
費廉岑薛 雷賀倪湯 滕殷羅畢 郝鄔安常
樂於時傅 皮卞齊康 伍余元卜 顧孟平黃
和穆蕭尹 姚邵湛汪 祁毛禹狄 米貝明臧
計伏成戴 談宋茅龐 熊紀舒屈 項祝董梁
杜阮藍閔 席季麻強 賈路婁危 江童顏郭
梅盛林刁 鍾徐丘駱 高夏蔡田 樊胡凌霍
虞萬支柯 昝管盧莫 經房裘繆 干解應宗
丁宣賁鄧 郁單杭洪 包諸左石 崔吉鈕龔
程嵇邢滑 裴陸榮翁 荀羊於惠 甄曲家封
芮羿儲靳 汲邴糜松 井段富巫 烏焦巴弓
牧隗山谷 車侯宓蓬 全郗班仰 秋仲伊宮
寧仇欒暴 甘鈄厲戎 祖武符劉 景詹束龍
葉幸司韶 郜黎薊薄 印宿白懷 蒲邰從鄂
索咸籍賴 卓藺屠蒙 池喬陰郁 胥能蒼雙
聞莘黨翟 譚貢勞逄 姬申扶堵 冉宰酈雍
郤璩桑桂 濮牛壽通 邊扈燕冀 郟浦尚農
柴瞿閻充 慕連茹習 宦艾魚容 向古易慎
戈廖庾終 暨居衡步 都耿滿弘 匡國文寇
廣祿闕東 歐殳沃利 蔚越夔隆 師鞏厙聶
晁勾敖融 冷訾辛闞 那簡饒空 曾毋沙乜
養鞠須豐 巢關蒯相 查後荊紅 游竺權逯
蓋益桓公 萬俟司馬 上官歐陽 夏候諸葛
聞人東方 赫連皇甫 尉遲公羊 澹臺公治
宗政濮陽 淳於單於 太叔申屠 公孫仲孫
轅軒令狐 鍾離宇文 長孫幕容 鮮於閭丘
司徒司空 丌官司寇 仉督子車 顓孫端木
巫馬公西 漆雕樂正 壤駟公良 拓拔夾谷
宰父穀梁 晉楚閻法 汝鄢塗欽 段干百里
東郭南門 呼延歸海 羊舌微生 岳帥緱亢
況後有琴 梁丘左丘 東門西門 商牟佘佴
佰賞南官 墨哈譙笪 年愛陽佟 第五言福
百家姓終

百家姓的來歷
姓，是標志家族系統的稱號，是人們進行社會交往的先決條件，涉及千家萬戶，關繫到每一個社會成員。但是，我們現在所說的姓，與原始的姓並非同一概念，而是包含了古代的姓與氏兩方面的內容。 中華民族的姓，起源於原始社會的母系氏族公社初期的人，以為每個氏族都與某種動物、植物或無生物有血緣關系，往往以此作為本氏族的名稱，即氏族的微號，這就是圖騰。「圖騰」系印第安語，意為「他的親族」；馬克思在《摩爾根<古代社會>一書中摘要》中明確指出：「圖騰一辭表示氏族的標志和符號」。有些圖騰，後來轉化為人的姓。由於那時的子女知其母，不知其父，所以姓是代表有共同血緣關系的氏族稱號，即一個氏族名下的成員都出自一個母系祖先。「姓」的造字屬於會意，古形體是由「人」和「生」組成，意為人所生，因生而為姓。用「女」與「生」組合成姓字，最早見於秦國該石《詛楚文》，意思是女子所生為姓，生而有姓。因此，中國早期的許多姓，如姬、姒、姜、贏等，都帶有「女」字。 氏是姓衍生的分支，出現較晚，起源於父系氏族社會，為古代貴族標志宗族系統的稱號。「氏」的造字方法是象形，早在甲骨文中就有，解釋為木本，即植物之根；後來轉注為姓氏的氏，就是取水之源頭、木之根本的意思。 《左傳·隱公八年》記有：「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這是說，帝王立有德之人為諸侯，根據他的出生血統賜給姓，分封給他土地並且根據封地命名氏。由此可見，先秦時的姓與氏，既有著十分密切的關系，又是兩個不同的概念。從社會職能上說，二者的不同點在於：姓是決定是否能夠通婚的依據，氏則是用來區別貴賤的，正如南宋史學家鄭樵《通志·氏族略序》所說：「氏所以別貴賤的，貴者有氏，賤者有名無氏……姓所以別婚姻，故有同姓、異姓、庶姓之別。氏同姓不同者，婚回可通；姓同氏不同者，婚姻不可能」。

戰國時期，奴隸制宗法制度的崩潰，姓與氏已無什麼區別，姓氏成為表明個人及所生家庭的符號，亦即鄭樵所雲：「三代（即夏、商、周三個朝代）之後，」姓氏合而為一，皆所以別婚姻，而以地望明貴賤。見於文字記載正式將姓氏混用的，是西漢時的司馬遷，他在《史書》中寫秦始皇曰「姓劉氏」。此後，或言姓，或言氏，或兼言姓氏，都是一個意思，即實際是專指姓。盡管如此，生活在封建社會的人，仍然有貴與賤之分，其區分依據就是看有無「地望」，即「以地望明貴賤」。地望，就是姓氏古籍中常用的「郡望」，指魏晉至隋唐時每郡顯貴的家庭，意思是世居某郡，以當地所仰望。 隨著姓氏的產生，姓氏之學逐漸興起。《漢書·藝文志》所裁《世本》15篇，據說系戰國時史官所撰，是中國最早系統記裁姓氏來源的典籍。 此後，姓我著作層出不窮，例如：西漢有史游的《急就章》；東漢有王符的《潛夫論·志氏姓》，應劭的《風俗通義·姓氏篇》；南朝宋有何承天的《姓苑》，齊有王儉的《姓譜》，梁有王僧孺的《百家譜》、徐勉的《百家譜》；北齊有魏收的《魏書·官氏志》；唐代有官修的《氏族志》，柳沖的《大唐姓系錄》，韋述的《開元譜》，柳芳的《永秦譜》，張九齡的《姓源韻譜》，林寶的《元和姓纂》；宋代有無名氏的《百家姓》，邵思的《姓解》，王應麟的《姓氏急就篇》，鄧名世的《古今姓氏書辯證》，鄭樵的《通志·氏就篇》；明代有吳沈等的《千家姓》，凌迪知的《古今萬姓統譜》；清代有熊峻運的《新纂氏族箋釋》，任若海的《太平圖話姓氏綜》，張澍的《姓氏尋源》，等等。這些姓氏書，盡管由於受時代的=階段的制約而都有一定的局限性，但仍可為今天的姓氏研究提供許多有用的資料。 那麼，從古至今中國人到底有多少姓呢？據《半月談》報道，「中華民族的姓氏多達11939個」。這些姓氏，源遠流長，豐富多彩，幾乎都有一番來歷，都蘊含著一段生動有趣的故事，歸納起來，分門別類，大致有以下十幾種來源： 一、以國名為姓氏。夏、商、周三代，尤其是周朝，大小諸侯國遍布神州，有許多國的王族以國名作為姓氏。 二、以邑、亭、鄉名為姓氏。邑指采邑，也叫食邑、采地或封地，是奴隸社會時期諸侯封給卿、大夫的連同土地上勞動的奴隸在內的土地。鄉、亭都是古代行政區劃，秦漢時，大體上十里一亭。每鄉約12500戶，十亭為一鄉。 三、以居住地為姓氏。一般是無封土之人採用這種方式，其中復姓較多，大都表示出不同環境的居住地點。 四、以先人的名或字為姓氏。 五、以祖上謚號為姓氏。古代帝王、諸侯、卿大夫死後，根據其生平行為褒貶善惡所加的稱號叫溢號。 六、以爵位為姓氏。爵位是君主國家對貴族所封的等級。 七、以親屬的排行為姓氏。 八、以官職為姓氏。 九、以技藝為姓氏。 十、以德行或著聞之事為姓氏。 十一、因賜姓、避諱而改姓。賜姓即天子、皇帝賜給臣民的姓。避諱，是指凡遇到皇帝或尊親的名字都不能直接說出或寫出。 十二、因避仇、避禍而改姓。 十三、少數民族的姓及其改姓。古代北部、西部和西北部的匈奴、鮮卑、羌、氏、羯等少數民族原有的復姓、三字姓、四字姓，經過多次民族融合，有的已改成單姓，和漢族的姓氏融合為一體。 十四、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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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還有新的百家姓：
新華網北京2006年1月10日電（記者 李斌、張建松）根據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支持的一項最新研究表明，我國新的「百家姓」順序已經新鮮出爐。

新順序是：李，王，張，劉，陳，楊，黃，趙，周，吳，徐，孫，朱，馬，胡，郭，林，何，高，梁，鄭，羅，宋，謝，唐，韓，曹，許，鄧，蕭，馮，曾，程，蔡，彭，潘，袁，於，董，余，蘇，葉，呂，魏，蔣，田，杜，丁，沈，姜，范，江，傅，鍾，盧，汪，戴，崔，任，陸，廖，姚，方，金，邱，夏，譚，韋，賈，鄒，石，熊，孟，秦，閻，薛，侯，雷，白，龍，段，郝，孔，邵，史，毛，常，萬，顧，賴，武，康，賀，嚴，尹，錢，施，牛，洪，龔。

⑷ 誰有這幾個人的簡介

伯夷、叔齊
伯夷為商末孤竹君之長子，叔齊為三子，姓墨胎氏。初，孤竹君欲以次子叔齊為繼承人，及父卒，叔齊讓位於伯夷。伯夷以為逆父命，遂逃之，而叔齊亦不肯立，亦逃之。後來二人聽說西伯昌善養老人，盡往歸焉。及至，正值西伯卒，武王興兵伐紂，二人叩馬而諫，說：「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弒君，可謂仁乎？」武王手下欲動武，被姜太公制止，說：「此義人也」，扶而去之。後來武王克商後，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食周粟，逃隱於首陽山，採集野菜而食之，及餓將死，作歌。其辭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於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餓死於首陽山。

管仲
管仲（?～公元前645），名夷吾，字仲，又稱管敬仲。
襄公時，與摯友鮑叔牙同為齊國公室侍臣。周莊王十二年(前685)，在齊國內亂中，助公子糾同公子小白(齊桓公)爭奪君位失敗。雖一度為齊桓公所忌恨,終以經世之才,經鮑叔牙力薦，被桓公重用為卿，主持國政。
經商時賺了錢，管仲總是多分給自己，少分給鮑叔牙。對此人們背地議論說，管仲貪財，不講友誼。鮑叔牙知道後就替管仲解釋，說管仲不是不講友誼，只貪圖金錢。他這樣做，是由於他家貧困。多分給他錢，是我情願的。管仲三次參加戰斗，但三次都從陣上逃跑回來。因此人們譏笑他，說管仲貪生怕死，沒有勇敢犧牲的精神。鮑叔牙聽到這譏笑後，深知這不符合管仲的實際情況，就向人們解釋說，管仲不怕死，因為他家有年邁的母親，全靠他一人供養，所以他不得不那樣做。管仲同鮑叔牙的友誼非常誠摯，他也多次想為鮑叔牙辦些好事，不過都沒有辦成；不但沒有辦成，反給鮑叔牙造成很多新困難，還不如不辦好。因此人們都認為管仲沒有辦事本領，鮑叔牙卻不這樣看，他心裡明白，自己的朋友管仲是個很有本領的人。事情所以沒有辦成，只是由於機會沒有成熟罷了。在長期交往中，他們兩人結下了深情厚誼，管仲多次對人講過：生我的是父母，知我的是鮑叔牙。

司馬遷
司馬遷（約公元前145——前90年），字子長，左馮翊夏陽（今陝西韓城）人。他10歲開始讀古書，學習十分認真，遇到疑難問題，總是反復思考，直到弄明白為止。20歲那年，司馬遷從長安出發，到各地游歷。後來回到長安，做了郎中。他父親司馬談死後，公元前108年（元封三年），司馬遷接替做了太史令。公元前104年（太初元年），與天文學家唐都等人共訂「太初歷」。同年，開始動手編《史記》。公元前99年（天漢二年），李陵出擊匈奴，兵敗投降，漢武帝大怒。司馬遷為李陵辯護，觸怒了漢武帝，被捕下獄，做了中書令。他按照漢朝法令的規定出錢贖罪，受了「腐刑」。公元前96年（太始元年）獲赦出獄，做了中書令，掌握皇帝的文書機要。他發憤著書，全力寫作《史記》，大約在55歲那年最後完成了全書的撰寫和修改工作。

孫臏
孫臏，齊國人，兵聖孫武的後世子孫，戰國中期著名的軍事家和軍事理論家。真名不詳，因其曾受臏刑，故稱。青年時的孫臏曾與龐涓一起師從鬼穀子學習兵法。龐涓下山後，投奔魏國，得到魏惠玉的寵信，被任為將。龐涓自忖才能不及孫臏，設計處孫臏以臏刑。
孫臏身處危境，佯狂自晦，並設計歸齊，得到大將田忌的賞識；又通過著名的「田忌賽馬」顯露出驚人的才華，得到齊威王的器重，被任為齊國的軍師。在軍事上，策劃了兩場大捷的戰役，圍魏救趙的「桂陵之戰」，以及逼迫龐涓自殺的「馬陵之戰」。
馬陵之戰後，田忌遭宰相鄒忌的陷害，被迫流亡楚國。孫臏辭官歸隱，潛心軍事理論研究，終於寫成了流傳千古的軍事名著——《孫臏兵法》。

魯迅
魯迅（1881.9.25——1936.10.19）出生於浙江省紹興城裡一個破落的封建士大夫家庭，原名樟壽，後改名樹人，字豫才，「魯迅」是發表《狂人日記》時開始用的筆名。魯迅是中國現代偉大的文學家，新文學運動的奠基人。魯迅著作二十卷，繼往開來，博大精深。《狂人日記》、《孔乙己》、《葯》等顯示了文學革命的實績，奠定了新文學的基礎；《阿Q正傳》的發表，為新文學史樹立了一面豐碑，對中國作家和世界作家產生了巨大影響；《熱風》、《二心集》、《而已集》等雜文，精悍犀利，獨樹一幟，開創了中國現代文學的新領域。他卓越的文學成就，不僅豐富了中華民族的新文化藝術寶庫，而且也是對世界文學的巨大貢獻。
有名言「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等。

巴金
巴金，原名李堯棠，字芾甘，1904年11月25日出生於四川成都正通順街。從1921年公開發表第一篇文章，到1999年2月續寫《懷念振鐸》一文，巴金一生中創作與翻譯了1300萬字的作品。他的《激流三部曲》（《家》、《春》、《秋》）《愛情三部曲》（《霧》、《雨》、《電》）《寒夜》、《憩園》、《第四病室》等文學作品，是中國文學的豐碑。
巴金是我國當代文學巨匠，是新文學的開拓者，是先進文化的實踐者和傳播者，在文學界德高望重，在海內外享有廣泛聲譽。巴老的文學作品是中國文學和世界文學寶庫中的瑰寶。他的文學名著《家》、《春》、《秋》、《霧》、《雨》、《電》等在我國新文學史上擁有崇高的地位，啟示了一代人去追求真理、追求光明、投身反帝反封建的偉大斗爭。巴老又是一位著名的文學翻譯家和文學編輯家。他為我國讀者翻譯介紹了大量的世界文學名著，他主編《文學叢刊》、《收獲》等著名刊物，培養了一大批優秀青年作家，又推出了一大批文學精品。
2003年，國務院授予巴金先生「人民作家」榮譽稱號，並頒發了榮譽證書。

老舍
老舍（1899-1966），原名舒慶春，字舍予，北京人。現代著名作家，曾任小學校長、中學教員、大學教授。抗戰期間，主持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工作，為團結廣大文藝工作者參加抗日宣傳作出了積極的貢獻。解放後，任中國文聯副主席、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北京市文聯主席等職務。1951年12月被北京市人民政府授予「人民藝術家」的稱號。老舍一生創作了許多膾炙人口的文學作品，如《四世同堂》、《駱駝祥子》、《茶館》、《龍須溝》等。

沈從文
沈從文，1902～1988，原名沈岳煥。著名小說家、散文家、歷史文物研究家，以《邊城》等作品享譽文壇，蜚聲海外。
沈從文，一九○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生於湖南鳳凰一個舊軍官家庭，後因家境轉入困頓，一九一七年，沈從文剛剛小學畢業、年齡還不滿十五歲時，即廁身行伍，到人世間去「學習生存」。其後數年間，他隨當地軍閥部隊輾轉於湘、川、黔邊境及沅水流域各地。一九二三年秋，在「五四」新思潮的影響下，開始不安於現狀，並毅然離開湘西，獨自來到北京。從一九二四年開始，先後以休芸芸、懋琳、小兵、甲辰、璇若、上官碧、炯之、巴魯爵士等為筆名，在報刊上發表作品。迄於一九四八年，先後有數十種創作集問世。
三十年代初，沈從文於創作的同時，主編《大公報》文藝副刊，並以其在文壇的廣泛影響，被視為「京派」作家年輕一代的領袖。一九四九年以後，由於「歷史的誤會」，改行從事古代文物研究，並先後出版《明錦》（與人合作）、《中國絲綢圖案》、《唐宋銅鏡》、《龍鳳藝術》等古代文物圖案集及學術論文集。一九六四年，受周恩來之囑，著手編著《中國古代服飾研究》。其後的長達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卻使此書疊經劫難，直至一九八○年方得以完成，一九八一年九月始由香港商務印書館出版。
一九八八年五月，因心臟病突發，在其北京寓所逝世。

錢鍾書
錢鍾書(1910．11．21-1998年12月19日)字默存，號槐聚。江蘇無錫人。早年就讀於教會辦的蘇州桃塢中學和無錫仁中學。1933年於清華大學外國語文系畢業後，在上海光華大學任教。1935年與楊絳結婚，同赴英國留學。1937年畢業於英國牛津大學，獲副博士學位。又赴法國巴黎大學進修法國文學。1938年秋歸國，先後任昆明西南聯大外文系教授、湖南藍田國立師范學院英文系主任。1941年回家探親時，因淪陷而羈居上海，寫了長篇小說《圍城》和短篇小說集《人.獸.鬼》。《圍城》已有英、法、德、俄、日、西語譯本。散文大都收入《寫在人生邊上》—書。《談藝錄》是一部具有開創性的中西比較詩論。與此同時，他在上海暨南大學、中央圖書館和清華大學執教或任職。1953年後，在北京大學文學研究所任研究員。所著多卷本《管錐編》，對中國著名的經史子古籍進行考釋，並從中西文化和文學的比較上闡發、辨析。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

⑸ 潘氏族譜 仁孝直友軍 國朝行金時 選澤大光宗 再往上 誰知道啊大神們求解

我來回答山東臨沂潘氏字輩：「玉廷國紅雲」山東日照潘氏字輩：「廷遠兆(昭)維(惟政)月(明)廣(光星)培錫延貴希」。山東諸城潘氏字輩：「遠兆維月光繼」。山東青島潘氏字輩：「立新維孝友」。山東惠民、河北棗強潘氏字輩：「宗昌建德洪書增佃」。山東聊城潘氏字輩：「尚文大福廷金臣悅子立」。廣東茂名潘氏字輩：「泰平安幫國文章達朝廷」。廣東南海潘氏字輩：「富慶海仲干嘉裕敏」。廣東海豐潘氏字輩：「錦穗禮團孝吉」。江蘇溧陽潘氏字輩：「忠武賁威峻卿輔乾程皓策楚」。江蘇濱海潘氏字輩：「長如廷學……」。江蘇徐州、丹陽潘氏字輩：「建文道德紹」。江蘇宿遷潘氏字輩：「守存新良如」。江蘇江寧潘氏字輩：「國本仕文相長明益天興家修呈啟正道德秉朝廷」。江蘇灌雲潘氏字輩：「永志加祥大」。浙江樂清潘氏字輩：「宗常榮華錦，通泰教秀齊……」。潘氏一支字輩：「雲世朝大有良」。潘氏一支字輩：「錫永桂靈塔鑄匯材炬城金汕束烽堅銀河煉傑基」。潘氏一支字輩：「文章華國世成中和」。潘氏一支字輩：「樹然培錫汝林煥基金永」。潘氏一支字輩：「忠孝純和德懿恭世盛昌肅雍昭禮樂光顯耀文章周道宏元化明才立大綱雄姿騰夏校媚壽養虞庠溫潤珪璋器清芬蘭惠香乃雲承祖武蕃衍久傳芳」。潘氏一支字輩：「添萬汝和鸞循女志思心廷仕金□承之起永長大忠厚傳家人存心啟裔昌經營多秀實績治載元黃博學詩書富宗儒月桂香乾坤敦孝蔚仲伯篤恭芳燕翼貽謀遠周基德澤良季孫分衍派世代與天長」。潘氏一支字輩：「鳳建玉俊長守祖宗法，忠孝克傳家」。

⑹ 百家姓氏排行表

趙錢孫李 周吳鄭王 馮陳諸衛 蔣沈韓楊 朱秦尤許 何呂施張
孔曹嚴華 金魏陶姜 戚謝鄒喻 柏水竇章 雲蘇潘葛 奚范彭郎
魯韋昌馬 苗鳳花方 俞任袁柳 酆鮑史唐 費廉岑薛 雷賀倪湯
滕殷羅畢 郝鄔安常 樂於時傅 皮卡齊康 伍余元卜 顧孟平黃
和穆蕭尹 姚邵堪汪 祁毛禹狄 米貝明臧 計伏成戴 談宋茅龐
熊紀舒屈 項祝董粱 杜阮藍閔 席季麻強 賈路婁危 江童顏郭
梅盛林刁 鍾徐邱駱 高夏蔡田 樊胡凌霍 虞萬支柯 咎管盧莫
經房裘繆 干解應宗 丁宣賁鄧 郁單杭洪 包諸左石 崔吉鈕龔
程嵇邢滑 裴陸榮翁 荀羊於惠 甄魏家封 芮羿儲靳 汲邴糜松
井段富巫 烏焦巴弓 牧隗山谷 車侯宓蓬 全郗班仰 秋仲伊宮
寧仇欒暴 甘鈄厲戎 祖武符劉 景詹束龍 葉幸司韶 郜黎薊薄
印宿白懷 蒲台從鄂 索咸籍賴 卓藺屠蒙 池喬陰郁 胥能蒼雙
聞莘黨翟 譚貢勞逄 姬申扶堵 冉宰酈雍 卻璩桑桂 濮牛壽通
邊扈燕冀 郟浦尚農 溫別庄晏 柴翟閻充 慕連茹習 宦艾魚容
向古易慎 戈廖庚終 暨居衡步 都耿滿弘 匡國文寇 廣祿闕東
毆殳沃利 蔚越夔隆 師鞏厙聶 晁勾敖融 冷訾辛闞 那簡饒空
曾毋沙乜 養鞠須豐 巢關蒯相 查後荊紅 游竺權逯 蓋後桓公
萬俟司馬 上官歐陽 夏侯諸葛 聞人東方 赫連皇甫 尉遲公羊
澹臺公冶 宗政濮陽 淳於單於 太叔申屠 公孫仲孫 軒轅令狐
鍾離宇文 長孫慕容 鮮於閭丘 司徒司空 亓官司寇 仉督子車
顓孫端木 巫馬公西 漆雕樂正 壤駟公良 拓拔夾谷 宰父谷粱
晉楚閆法 汝鄢塗欽 段干百里 東郭南門 呼延歸海 羊舌微生
岳帥緱亢 況後有琴 梁丘左丘 東門西門 商牟佘佴 伯賞南宮
墨哈譙笪 年愛陽佟 第五言福 百家姓終

百家姓的來歷
姓，是標志家族系統的稱號，是人們進行社會交往的先決條件，涉及千家萬戶，關繫到每一個社會成員。但是，我們現在所說的姓，與原始的姓並非同一概念，而是包含了古代的姓與氏兩方面的內容。 中華民族的姓，起源於原始社會的母系氏族公社初期的人，以為每個氏族都與某種動物、植物或無生物有血緣關系，往往以此作為本氏族的名稱，即氏族的微號，這就是圖騰。「圖騰」系印第安語，意為「他的親族」；馬克思在《摩爾根<古代社會>一書中摘要》中明確指出：「圖騰一辭表示氏族的標志和符號」。有些圖騰，後來轉化為人的姓。由於那時的子女知其母，不知其父，所以姓是代表有共同血緣關系的氏族稱號，即一個氏族名下的成員都出自一個母系祖先。「姓」的造字屬於會意，古形體是由「人」和「生」組成，意為人所生，因生而為姓。用「女」與「生」組合成姓字，最早見於秦國該石《詛楚文》，意思是女子所生為姓，生而有姓。因此，中國早期的許多姓，如姬、姒、姜、贏等，都帶有「女」字。 氏是姓衍生的分支，出現較晚，起源於父系氏族社會，為古代貴族標志宗族系統的稱號。「氏」的造字方法是象形，早在甲骨文中就有，解釋為木本，即植物之根；後來轉注為姓氏的氏，就是取水之源頭、木之根本的意思。 《左傳·隱公八年》記有：「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這是說，帝王立有德之人為諸侯，根據他的出生血統賜給姓，分封給他土地並且根據封地命名氏。由此可見，先秦時的姓與氏，既有著十分密切的關系，又是兩個不同的概念。從社會職能上說，二者的不同點在於：姓是決定是否能夠通婚的依據，氏則是用來區別貴賤的，正如南宋史學家鄭樵《通志·氏族略序》所說：「氏所以別貴賤的，貴者有氏，賤者有名無氏……姓所以別婚姻，故有同姓、異姓、庶姓之別。氏同姓不同者，婚回可通；姓同氏不同者，婚姻不可能」。

戰國時期，奴隸制宗法制度的崩潰，姓與氏已無什麼區別，姓氏成為表明個人及所生家庭的符號，亦即鄭樵所雲：「三代（即夏、商、周三個朝代）之後，」姓氏合而為一，皆所以別婚姻，而以地望明貴賤。見於文字記載正式將姓氏混用的，是西漢時的司馬遷，他在《史書》中寫秦始皇曰「姓劉氏」。此後，或言姓，或言氏，或兼言姓氏，都是一個意思，即實際是專指姓。盡管如此，生活在封建社會的人，仍然有貴與賤之分，其區分依據就是看有無「地望」，即「以地望明貴賤」。地望，就是姓氏古籍中常用的「郡望」，指魏晉至隋唐時每郡顯貴的家庭，意思是世居某郡，以當地所仰望。 隨著姓氏的產生，姓氏之學逐漸興起。《漢書·藝文志》所裁《世本》15篇，據說系戰國時史官所撰，是中國最早系統記裁姓氏來源的典籍。 此後，姓我著作層出不窮，例如：西漢有史游的《急就章》；東漢有王符的《潛夫論·志氏姓》，應劭的《風俗通義·姓氏篇》；南朝宋有何承天的《姓苑》，齊有王儉的《姓譜》，梁有王僧孺的《百家譜》、徐勉的《百家譜》；北齊有魏收的《魏書·官氏志》；唐代有官修的《氏族志》，柳沖的《大唐姓系錄》，韋述的《開元譜》，柳芳的《永秦譜》，張九齡的《姓源韻譜》，林寶的《元和姓纂》；宋代有無名氏的《百家姓》，邵思的《姓解》，王應麟的《姓氏急就篇》，鄧名世的《古今姓氏書辯證》，鄭樵的《通志·氏就篇》；明代有吳沈等的《千家姓》，凌迪知的《古今萬姓統譜》；清代有熊峻運的《新纂氏族箋釋》，任若海的《太平圖話姓氏綜》，張澍的《姓氏尋源》，等等。這些姓氏書，盡管由於受時代的=階段的制約而都有一定的局限性，但仍可為今天的姓氏研究提供許多有用的資料。 那麼，從古至今中國人到底有多少姓呢？據《半月談》報道，「中華民族的姓氏多達11939個」。這些姓氏，源遠流長，豐富多彩，幾乎都有一番來歷，都蘊含著一段生動有趣的故事，歸納起來，分門別類，大致有以下十幾種來源： 一、以國名為姓氏。夏、商、周三代，尤其是周朝，大小諸侯國遍布神州，有許多國的王族以國名作為姓氏。 二、以邑、亭、鄉名為姓氏。邑指采邑，也叫食邑、采地或封地，是奴隸社會時期諸侯封給卿、大夫的連同土地上勞動的奴隸在內的土地。鄉、亭都是古代行政區劃，秦漢時，大體上十里一亭。每鄉約12500戶，十亭為一鄉。 三、以居住地為姓氏。一般是無封土之人採用這種方式，其中復姓較多，大都表示出不同環境的居住地點。 四、以先人的名或字為姓氏。 五、以祖上謚號為姓氏。古代帝王、諸侯、卿大夫死後，根據其生平行為褒貶善惡所加的稱號叫溢號。 六、以爵位為姓氏。爵位是君主國家對貴族所封的等級。 七、以親屬的排行為姓氏。 八、以官職為姓氏。 九、以技藝為姓氏。 十、以德行或著聞之事為姓氏。 十一、因賜姓、避諱而改姓。賜姓即天子、皇帝賜給臣民的姓。避諱，是指凡遇到皇帝或尊親的名字都不能直接說出或寫出。 十二、因避仇、避禍而改姓。 十三、少數民族的姓及其改姓。古代北部、西部和西北部的匈奴、鮮卑、羌、氏、羯等少數民族原有的復姓、三字姓、四字姓，經過多次民族融合，有的已改成單姓，和漢族的姓氏融合為一體。 十四、其他。

另外，還有新的百家姓：
新華網北京2006年1月10日電（記者 李斌、張建松）根據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支持的一項最新研究表明，我國新的「百家姓」順序已經新鮮出爐。

新順序是：李，王，張，劉，陳，楊，黃，趙，周，吳，徐，孫，朱，馬，胡，郭，林，何，高，梁，鄭，羅，宋，謝，唐，韓，曹，許，鄧，蕭，馮，曾，程，蔡，彭，潘，袁，於，董，余，蘇，葉，呂，魏，蔣，田，杜，丁，沈，姜，范，江，傅，鍾，盧，汪，戴，崔，任，陸，廖，姚，方，金，邱，夏，譚，韋，賈，鄒，石，熊，孟，秦，閻，薛，侯，雷，白，龍，段，郝，孔，邵，史，毛，常，萬，顧，賴，武，康，賀，嚴，尹，錢，施，牛，洪，龔。

⑺ 張桂枝的媒體關注

(記者 蘇詩鈺 報道)2011年9月1日上午，著名工筆畫家張桂枝應邀來到位於北京西城區後毛家灣的中國老子書畫院, 將自己精心創作的10幅工筆畫交老子書畫院藝委會評審。讓張桂枝沒有想到的是: 老子書畫院一次將這10幅價值120餘萬元的作品全部收藏。
張桂枝工筆畫以形傳神，形神兼備，崇尚意境和情趣，追求主觀精神的表達和體現。甚至「盡其精微」，通過「度物象而取其真」，「取神得形，以線立形，以形達意」獲取形似與神似的完美統一。大有「物之華，取其華，物之實，取其實」的塑造能力。他不僅「應物象形」，且更傾向意象的寫實性,在能動的觀察與寫實的基礎上，經過藝術的再創作，追求傳神寫照，從而達到氣韻生動的藝術效果。有評論家稱他筆下無論是人物還是花鳥走曽, 無一不是形象的詩歌，視覺的音樂，心靈的篇章。
著名書畫評論家、中國老子文化公益發展基金管委會常務副主任蘇清傑教授指岀:一幅優秀工筆花鳥畫的創作，都要經歷由外至內，因物動情，進而由內向外、寄情於物的思考醞釀過程。所呈現的是天趣與人的精神，是奇造化而移精神，遐想若登臨覽物之有得，是在不知不覺中把自然納入自我，而自己又消融在景物之中，創造的是無我之境。而張桂枝的工筆花畫，最大限度地向欣賞者呈現岀大千世界那生生不息的生命。那是畫家感情的流露、精神的物化，在山川與花卉禽鳥中，潛流著無窮的意趣與情思。那一筆一墨和色彩的節奏正是畫家飽滿的情趣和理想的追求，既是大自然生命的律動，也是詩情的盪漾。從張桂枝的工筆花鳥畫中,我們隨時都能感受到理想慾望和對生命的愛戀之情。「聲音顏色，飲啄態度，遠而巢居野處，眠沙泳浦，戲廣浮深，近而穿屋賀廈，如歲司晨，啼春噪晚者……」這一切的－切,都能在張桂枝的工筆畫上表現得出神入化，把人們帶往美好的遐想之中。張桂枝花鳥畫的可貴之處, 在於他把自己的審美情趣與自然形象巧妙地融為一體,如同不露人工雕琢之感的「自然之物」，讓人似乎感到畫面上所呈現的物象是不食人間煙火的本來面貌。儼然像一個「五行之精，粹於天地之間，陰陽一噓而敷榮，一吸而揪，則葩華秀茂，見於百卉眾木」的「純」自然的景象，是「自行自色」的「無我之境」。以至使人誤以為這工緻細膩的花鳥是自然物形的再現與追求。其實這正是張桂枝工筆花鳥畫把人的主觀精神,與自然界的客觀形態悄然結合的絕妙之佳境，是畫家內心思維與外部世界之融合，寄情感於自然，是觀自然生趣(窺自然之天機，凝自然之意)與畫家精神(主觀情趣)的結合。正是這種絕妙而有機結合，才創作出筆下生香的繪畫境界。這正是張桂枝工筆花鳥畫魅力之所在。
正如因為如此，國內外不少收藏大家, 無不看好張桂枝的工筆畫。他的作品,也由每平方尺6000元，飆升到18000元以上。中國老子書畫院這次收藏的10幅作品，每幅小則4尺斗方,大則8平尺, 且幅幅都是精品。據保利拍賣行的專家稱: 張桂枝這10幅作品, 收藏價雖然只有120萬元, 可－旦上拍,起拍價不會少於200萬元，最終可望突破300萬元。 2013年7月21日,中國著名工筆畫大家張桂枝教授,將自己全新創作的價值100萬元的巨幅工筆《老子出關圖》無償捐給中國老子書畫院，中國老子書畫院院長尤中會欣然為張桂枝《老子出關圖》題跋，老子書畫院藝委會組織專家經過認真評審後指?：如果說范曾《老子出關圖》是寫意老子出關的代表，那麼，張桂枝《老子?關圖》可以稱得上工筆老子出關的的傑作。
以老子出關為題材的美術作品並不少見，幾乎所有的人物畫家，都償試過此類題材的創作，但也許是范曾老子出關的影響深遠，很少有畫家能超越范曾的老子出關。中國老子文化發展公益基金管委會常務副主任、著名書畫評論家蘇清傑找到張桂枝，希望張桂枝用工筆為中國老子書畫院創作一幅內容全新的《老子出關圖》，張桂枝欣然接受。但他知道：這並非一幅簡單的創作。中國老子書畫院是 以頂級書畫家為主的 高端書畫院。加盟老子書畫院的畫家,都是各省書協、美協副主席以上且確有成就的書畫大家。為中國老子書畫院創作過老子出關圖 的知名畫家不下十幾位，但都不能讓老子書畫院滿意，時至今日，中國老子書畫院寬大的展廳和辦公室，卻沒有一幅與老子相關的美術作品，老子書畫院偏偏又邀請張桂枝創作工筆《老子出關圖》，
這無疑是希望張桂枝在同類題材中有一個全新的突破。
張桂枝接下這一「 特殊任務 」後更是夜不成寐，不得不放棄 北京、上海、廣州等多地畫廊的定單，全心投入到老子出關的創作中。但自己要創作的 老子出關
，如何迥異眾多老子出關模式化、政治化的人物造型形象，以古代先賢老子為題材，以傳統文人畫的筆墨為表現手段，如何打破籠罩中國畫多年的意識形態化傾向，為中國工筆人物畫的審美轉換提供新的契機。這是張桂枝以線賦形，強調骨法用筆和筆墨表現的創作觀念和實踐，如何打破工筆寫實主義對現代中國人物畫創作的絕對籠罩，將現代工筆人物畫由寫實向寫意推進的關鍵。就這樣，經過 一個多月的反復推敲，一幅全新的工筆《 老子出關圖 》在張桂枝的筆下問世。亦真亦幻地把老子出關的歷史和傳說,真實地再現六尺生絹上：一白發老翁身著素袍，頭戴斗笠，雙眉垂鬢，胡須拂膝，悠然坐於牛背，身旁牽牛執蹬的小童，在落日漸晚的涼爽風中，興致高昂，步履矯健。肩後竹竿上，酒葫蘆的紅布穗兒一飄一盪。那通靈的青牛有節奏地踏步緩行。似乎是從遠處緩緩而來,然後似乎又飄然而去。瀟瀟長髯，蒼蒼銀發 ，把老子出關的神態勾勒得惟妙惟肖，細細品味一筆一畫,皆可見其畫風樸拙，盎然古趣，感悟率真、縱逸靈動等多種審美情趣。那超然筆墨下勾勒出的一老一少,給人一種無以言狀的寧靜,特別配以幾株葉已退去象長了眼晴一樣的枯樹,是顯示季節的變化，還是周王朝的衰落?還是對當今社會生生不息的觀察?可以說,無論你怎麼品讀,都不能不說是神來之筆。作品中的線條犀利挺拔，作品中的用墨用色大膽准確，最大限度表現出哲學家的老子別有一番憂國憂民和韜光養晦的風采。從這件作品中不難看出張桂枝的大家風范。這也恰恰是張桂枝和眾多《 老子出關圖 》的不同和絕妙之處。面對張桂枝的《老子出關圖》，記者不禁想起蘇東坡贊揚畫聖吳道子的詩句：「當其下手風雨快，筆所未到氣已吞」!
業內評論家稱：張桂枝的《老子出關圖》，人物線描功夫純篤，筆筆生發，所作形神畢見，栩栩如生，是不可多得的線描妙品。正是有了這樣的功夫，其工筆《老子出關圖》才能「出新意於法度之中，寄妙理於豪放之外」，揮灑之際，不再受形的羈絆而能盡情於水墨施展，筆下墨瀋淋漓、煙雲迭起，且精細入微，毛發畢現。這幅《老子出關》以用線見長，造型嚴謹而筆調輕松，似乎漫不經心地勾勒卻又能切中肯綮 ，當繁則繁，當減則減。「 道德五千言，乘牛出函關 」，老子的仙風道骨、童子的純真稚氣、青牛的慢條斯理，無不透著悠然恬靜，引人生出無盡的遐思。「紫氣東來三萬里，聖人西行經此地。青牛緩緩載老翁，藏形匿跡混元氣。」這正是對張桂枝工筆《老子出關圖》的傳奇描述。也許 ，你只有讀過張桂枝的工筆 《老子出關圖》 ，你才會真正領悟老子「道法自然」、「天人合一」、「 無為而治」哲學思想的真正函義。
據記者了解：張桂枝的工筆作品，自2000年走進市場後，一直是炙手可熱，每平方尺從6000元一路看漲。據嘉德拍賣行專家評估，張桂枝的工筆畫每平尺約在8萬元，而《老子?關圖》更是張桂枝畫中的精品，其價值每平尺不會低於10萬元,且又極具升值空間。國內頗有遠見的藏家無不看好張桂枝的工筆畫，那是藏家們心目中的難以動搖的「原始股」。不要說現 在，若干年前就一畫難求。如今有巨幅的《老子出關圖》問世，藏家紛紛找上門來，有藏家願出150萬人民幣收藏張桂枝的工筆《老子出關圖》，但還是被張桂枝婉言謝絕。最後他執意把《老子出關圖》無償捐贈給中國老子書畫院。
中國老子書畫院院長尤中會稱：張桂枝的工筆《老子出關圖》，是企今國內外看到的老子出關圖中最為經典的作品。如果說范增的老子出關是寫意老子出關圖的代表，那麼，張桂枝的老子出關是工筆老子出關圖的典範。老子書畫院把張桂枝的《老子出關圖》將作為鎮院之寶，裝裱後掛在老子書畫院最醒目的位置。
讀張桂枝的國畫山水，常常有種氣象蕭疏、煙雲清曠、毫鋒畢現之感。那種清氣婉約的雅美之韻，那種超凡脫俗的審美之趣，特別是那少有的畫外有畫、聲外有聲、韻外有韻的藝術之境,都彷彿令人沉浸在裊裊的梵音之中，給人以少有的淡泊,少有的寧靜,少有的清新。可以說,他的國畫山水無論是近視還是遠看,都充滿著筆墨的神奇，意韻的靈動，都散發著傳統國畫山水少有的雅緻,少有的精緻,少有的別致，少有的美感。那是國畫山水中真正意義上的「風、雅、頌」。
有評論家說，張桂枝的國畫山水，之所以奇妙無比,之所以美輪美奐,那是張桂枝用北方的線條，南方的墨韻,來描繪他心中的山,他心中的水。正因如此,他筆下的國畫山水,既有北國大山的巍峨蒼茫、雄渾博大，又有南國山水的空濛奇幻，清秀飄逸。正所謂「素雅蒼茫的水天一色，漁舟唱晚的自娛天趣」,妙就妙在張桂枝的國畫山水真正意義上的北勢和南韻。
但在張桂枝看來,傳統國畫致所以有南北派之分,那多半與畫家當年生活的半徑有關,盡管歷代學者都主張「讀萬卷書,行萬里路」,但在交通工具極不發達的過去,一個畫家要「行萬里路」幾乎是不大可能的事。正因畫家這種特殊的地域局限,畫家筆下的那山那水,若是不分南北,無疑是方向上的迷失。而在當今高度發達的社會,「坐地日行八萬里，巡天遙看一千河」早已算不上新聞,倘是再去一味格守南派北派,那是中國畫的倒退。
表面來看，張桂枝對北派山水情有獨鍾。他筆下的國畫山水,多半是層巒疊嶂、逶迤起伏、層林盡染的境象。然而，張桂枝在對北派山水價值認同與堅持的同時，又使得他對南派國畫「水墨為上」的求實態度十分執迷，表現在畫面上也就少不了煙嵐霧靄,高山密林，趣遠幽深。特別是張桂枝的近作,在「北勢南韻」的兼融中，更是躍上少有的高度。其間古今互融、標新變幻、探索發展的態勢尤為引人矚目。他的國畫山水層次深厚，疏密統一,行筆嚴謹，更有縱橫奇峭之趣。那之中,獨特的「張氏畫法」,更是對傳統筆墨質感和表現力的詮釋和解讀。這種對筆墨的詮釋和解讀,通過他個性化的繪畫語言，被有效地用於千岩萬壑的營造和氣象崢嶸的表達。可以說,張桂技以「丘壑立骨」的蒼筆,在「乾裂秋風」中「飽含雨露」，而以「筆法立骨」的金韻,在水墨氳氤中盡情展現「張氏山水」的獨特之處。在他的國畫山水中不僅最大限度地彰顯岀北派山水以「丘壑立骨」的壯美奇觀，也最大限度地彰顯岀南派山水以「筆法立骨」的秀色風韻。正如業內評論家作結:張桂枝國畫山水「既有北派山水的骨體堅實，又有南派山水的墨法精微，既有北派山水的高歌猛進，又有南派山水的吳儂細語。無論是張桂枝的工筆山水,還是半工半寫,都處處流露岀少有的高古,少有的蒼勁,少有的靈動，從中不難見出范寬的雄峻，王蒙的繁密，山樵的秀潤，米氏的煙雲，石濤的清新，龔賢的厚重......然而，這一切的一切,又都若有若無地被張桂枝的大手筆襄括其中。
在筆者寬大的辦公室迎面牆壁上,掛有張桂枝丈二長的國畫《秋山煙雲圖》,畫面主體簇擁著群峰列岫,山谷中彌漫著裊裊的嵐氣、蒙蒙的霧靄。山巒在薄薄的雲霧中若隱若現，彷彿披著一襲輕紗，給人一種似夢似幻的縹緲感。說不岀什麼名字的雜樹,或紅或黃,或直或曲，或俯或仰，叢生於山石的罅隙間。遠處山腰間，一條瀑布飛流而下，淙淙流淌，在山腳下匯成一汪深潭。林蔭深處，幾間紅色房舍隱約可見，儼然有人居住。近景中,雜樹以率意多變的筆墨勾枝點葉,左右雜樹還施以赭色，以調劑、活躍畫面氣氛，豐富畫面色彩。中遠景小樹剛以米點皴出深淺,皴出遠近層次。張桂枝以稚雅蒼勁的筆法描繪山石、樹木，以水墨、赭石、花青幾種深淺不同的色調，以淺絳設色的方法，將山水景緻、晴朗的天氣、山中的雲霧這幾種物象加以意象的有機整合，將「秋山明凈搖」的季節感表現得恬靜優雅、恰到好處，觀之令人神往。從構圖的氣勢，用筆的利爽，給人以肅穆、莊重、清神的美感。特別是曲折的溪水，明澈澄鮮，不激不怒，且清且淺,絕無半點蕭瑟和悲涼。這種對深秋景色富於的神韻，是一般畫家很難察覺和表現得出的。尤為可貴的是,張桂枝沒有機械地將地面、樹、雲、水、山截然分為三疊兩段，而以畫面左右兩邊的雜樹為近景,將雲、水、山、樹有機地聯系在一起。在視覺空間的處理上，將近景的「平遠」與遠山的「高遠」巧妙地相結合。特別在雲霧、嵐靄的處理上極具功力，輕渲淡染，將山中雲靄表現得淋漓盡致。並以筆墨渲染山腰、樹頂，擠出留白的雲、水，產生「連氛累靄：炎日韜霞」的藝術效果，使人有「白雲回望合，青靄入看無」及「白雲深處有人家」的詩意想像。這也印證了宋代著名書畫評論家郭若虛的：好的山水畫「有可行、可望、可游、可居者。畫凡至此，皆入妙品。」張桂枝的這幅《秋山煙雲圖》恰恰營造的是這種「可游、可居」的境象氛圍，令觀賞者不禁產生踏秋訪隱之念。
也許是應了「畫為心聲」那句老話,不管你是否意識到,但表現在每個畫家筆下的不僅是一種文化的積淀，更是一種人格和生命的修為。一向為人謙和張桂枝，做事更是岀奇地低調，在他身上既有儒家的平和中庸，亦有道家的含蓄寧靜。他筆下的國畫山水,正是他人格的折射,他不時借「南韻」的筆墨,「南韻」的典雅,「南韻」的「諾亞方舟」,尋覓他「北勢」山水的理想彼岸，並以他「南韻」的蘊藉,「南韻」的含蓄,創出他「北勢」的粗狂、「北勢」的明快,「北勢」的厚重，從而盡情展現北派山水的風骨雄魂等國畫山水特徵。這就難怪有評論家說張桂枝的國畫山水「既得儒家中和之意，又得道家自然之旨，還得佛家禪宗之悟」,從而形成蒼莽、鬱勃、靈秀、真實，現代感極強的「張氏畫風」。那無疑是將安閑與雅逸，溫和與蕭散的人文境界與繪畫藝術融合在一起的藝術，這少有的清靜、優雅、從容,也正是張桂枝澄明淡泊生活情調的真實寫照。
縱觀張桂枝的國畫山水,無論是他的《秋山煙雲圖》、《春意盎然圖》,無論是他的《源遠流水》、《溪山清居圖》,還是《江山如畫》、《江山如此多嬌》,從中都不難看出,張桂枝對「北勢南韻」的兼收並蓄，從而也彰顯出他獨特的筆墨風格。畢競是生活在北方的漢子,那之中永遠有「北派」山水的風骨雄魂，縱橫跌宕,鬼斧神工，但他絕不是一味強調「北勢」的雄強壯偉，更強調「南韻」的氣韻高華，力求在崇山峻嶺的雄健氣勢塑造中透出「南派」山水溫潤柔美的流韻。他孜孜以求的「山川渾厚，草木華滋」的境界，最終是以筆與墨會、墨與水為體現，妙得墨氣豐厚、氣韻充溢之效果。正如網友清風飄香所贊:「秋峰蕭瑟躍雲端，山路幽移百道彎,霧鎖萬川遮玉柱，雲飄千壑掛白帆;懸崖峭壁知風月，蒼松紅楓嘯九天。何懼征途前路遠，滄桑歷盡志更堅」。
盡管張桂枝是花鳥、人物、山水皆優的國畫大家,但細看張桂技的國畫山水不難發現，他筆下的山水盡管層巒疊嶂、雲湧泉流，從來都是「千山鳥飛絕,萬徑人蹤滅」,但總讓你感到畫中有「空山不見人,但聞人語響」的境象。那杳無人跡的遠山近水，總讓你感到鬱勃昂揚,寧靜致遠的人文精神，又有濃郁的時代氣息。他在宏觀把握傳統筆墨,全面理解傳統國畫真諦的基礎上，廣蓄了自然的英華，飽納了山川靈氣之後，以特有的「張氏筆墨」，淘冶出自己獨有的全新繪畫語言，著力於氣韻與境界的打造，給人以一種清新之美、蓊鬱之美、逸宕之美。並不期而然地溶解了西方繪畫對他有用的東西，如光與影構成、色與彩變幻等。因此,他的「北勢南韻」,不是「雨後空林」「不識人間煙火色」的「雅玩」之作，也不是「雪景寒林」「無邊落木蕭蕭下」的「荒涼」之象，而是「千岩競秀，萬壑爭流。草木蒙籠其上，若雲興霞蔚」的錦綉景觀，是雄偉博大,真率爛漫的瑰麗山河。畫中境象雖然不是哪座大山的再現，也不是哪條江河的臨摹，卻有著太行的雄放、華山的險峻、黃山的多姿、峨眉的靈秀、武夷的神韻。那老辣蒼翠的雲壑山澗，那韶秀幽深的樹木鳴泉，那墨色流溢的田園風光，那旖旎典雅的山野景象，無不傳遞著張桂枝對祖國大好河山的愛戀,無不傳遞著張桂枝對對自然大美的褒揚。
這也正是張桂枝國畫山水的成功所在。
(作者蘇清傑:資深學者、著名書畫評論家、北京師范大學客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