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金会资助型运作型

A. 徐永光的争议人生

这位中国最知名也最富争议的半官方公益组织负责人，选择加盟一家非公募基金会，成为一名社会投资家。
徐永光已经从中国青少年基金会引退，转而成为一家非公募基金会的操盘手，从一名官方公益组织的领导者转变成一名社会投资家。他运用南都基金会的资金进行社会投资，与商业风投追求经济利润最大化不同，他作为社会投资家追求的是所投机构的社会效应最大化。新公民学校是他的第一个社会投资项目。
从北京朝阳公园南门一路往东，经过北京绿化最好的地段，直到五环外的马各庄，葱葱绿树和街心公园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路两旁的低矮平房与小五金商铺，和一座名叫“朝阳区第一新公民学校”的小学。
这所小学，目的是要为在城市打工的农民工子弟提供高质量的教育。在9月开学之前，它已经悄然完成了一次转变，一家名为南都公益基金会的机构介入了这所私人学校，为它提供155万元的资金，并且为之建立校董会，挑选校长。新校长胡益文将家搬到了学校，每天6点就起床迎接学生的到来，他在这里非常快乐，“因为看到学生们眼睛发亮精神好”！一学期100元的学费，和50元的餐饭费，就可以让孩子们穿着免费的新校服，在中午时排队到食堂打饭，然后对师傅说“谢谢”。老师们的月薪上涨了两倍，尽管只有1500元。
毁誉参半退出希望工程1949年出生的徐永光在30岁时开始离开温州。用了7年时间，徐永光从一个干事成为正局级干部，职位是共青团中央组织部长。在政治机构内部的升迁中，据说很多人一辈子也难以完成这一过程。
但是徐永光在这个位置上只待了两年。1988年，徐永光决定辞去团中央组织部部长职务时，祖籍温州的南怀瑾先生希望徐永光为自己运营他推动修建的“金温铁路”，这也是中国第一条无政府投资的地方铁路。但徐永光选择以10万元注册资金成立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徐永光的个人网站上写道，“希望工程17年，募集海内外捐款逾30亿元人民币，救助贫困地区失学儿童289万人，建设希望小学12559所，成为中国最具影响力的社会公益品牌”。
从1994年香港《壹周刊》对希望工程资金使用的质疑开始，关于徐永光的争论就从未停息。日后徐永光总用一句话为自己辩解，他说这句话是南怀瑾在十多年前就告诫他的：谤随名高。徐永光的脸柔和而毫无棱角，对任何人都笑脸相迎，头发总是梳理得整齐，总是身着并不昂贵的深色套装西服。难以想象这样的人会身处争议的漩涡中长达数年，曾经和《壹周刊》进行了6年的马拉松官司，并曾接受过8小时的律师当庭盘问。
基金会的进化徐永光自称，在1997年前后，希望工程和徐本人风头正旺时，他就已萌生退意，“希望工程风险太大，我几次提出要结束。1997年时，我提出这是希望工程最后一轮”，原因是一个他无法解决的制度性难题：“任何一个社会都有三种社会组织：第一是政府部门；第二是企业；第三是非政府非营利部门。这个部门应该是脱离政府的。但在官办的情况下，政府是管着第三部门的。从制度上讲，理事会应该是第三部门的最高机构，可是后面还有政府这个婆婆，到底是理事会大还是政府大？”
另一个难题是这些官办的非政府组织并没有专门的运营费用。从公众手中募集来的资金如果用来作为运营费用，必定难逃外界的指责。徐永光的解决办法是用募集资金投资，用投资赚来的钱做运营费用。这也是他备受指责的原因：投资失败、资金在谁的名下运作等等。
徐永光坚持在2001年辞去了秘书长职务，2005年他又辞去了青基会常务副理事长和随后的中国慈善总会副会长职务，从当年11月开始筹办南都基金会。
南都集团的董事长周庆治是徐永光多年的朋友，二人同是温州人。18年前，“我离开政府做公益，他离开政府做商业；我看着他做大，他看着我做大”，希望工程名扬天下，《福布斯》2001年把周庆治排在大陆百富第45位。
18年后二人殊途同归，“没有人说服我，我们一拍即合”。上海南都集团投入三亿元，一亿元为注册资金，另外两亿元作为基金会的本金，徐永光则是操盘手。“资助型基金会的定位有三种：一种资助社区服务和公益项目；一种培育非政府机构和社会企业家，比如阿育王；第三种资助学术研究和思想库。南都基金会是前两类。”徐永光说。这种新型的基金会和徐永光服务多年的半官方基金会截然不同。徐永光终于逃离了始终悬挂在他头上的那把达摩克利斯之剑：首先，南都基金会的架构容易理顺；第二，不存在运营费用的问题；第三，徐永光也不用担心投资的问题。南都基金会的最高决策机构是理事会，同时有独立监事来监督基金会的运作。在理事会下设专门的投资管理委员会，负责资本运作基金会的本金。运作产生的收益则由专门的项目评审委员会和新公民学校发展中心来分配。因为他多年的公益组织经验，徐永光正是负责资金分配的最好人选，“我从2007年的7月开始项目招标，招标的资金大体是2000万元。这个钱要用来建设10所新公民学校。这样的方式能够保证资金使用的高效率。我会选择优秀的机构，做得不好的得不到资源，这样也有利于这个行业的优胜劣汰。”
以风投方式运作除了专业的投资团队之外，充裕的运营费用也让徐永光可以为基金会招募到可以长期工作的优秀人才，“南都中有香港大学的硕士，也有北大EMBA的毕业生。虽然我们的收入仍比商业机构低，但是适当的金钱回报可以让理想主义更持久”。南都基金会目前的中层管理者年薪10万元。
徐永光至此成为一个管理着专业团队的社会投资家。基金会的运作完全类似商业投资机构，只是社会投资家的目的是要寻求社会效益的最大化。举例而言，在新公民学校的项目中，南都基金会投钱保证学校初期启动和三五年内的正常运行，却并不参与学校的管理工作；正如风投投入资金保证一家有前途的公司有运营和扩张费用，但却不会介入公司的管理。商业投资机构如投行和PE会帮助自己投资的公司建立董事会，南都基金会也会帮助新公民学校建立校董会，“校董会的任务是把握学校大势，整合社会公益资源，让学校成为自助和可持续的公益机构，不再依赖南都基金会的资金投入”。然后，商业投资机构等待自己的投资产生丰厚股权回报；南都基金会则期待自己的投资能够解决尽量多的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
不过徐永光面临着和风投同样的问题，手中握着钱，却不知道投给谁，“找不到好的机构，好的个人。这个行业太弱”，“到时候，徐永光有钱花不出去，才会成为新闻”！这笔钱在2007年是800万元，2008年将是1800万元。

B. 基金会是如何运作的谢谢!

用原始资金进行投资,利用利益进行基金会的运转.简单原理就是这样.

C. 基金会和基金管理公司的区别

名称而已。
基金会，一般是非盈利的。
基金管理公司，通常是盈利性的。

D. 基金会怎么运作，基金会怎么运作资讯

基金会，是指利用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捐赠的财产，以从事公益事业为目的，按照本条例的规定成立的非营利性法人。
基金会分为面向公众募捐的基金会和不得面向公众募捐的基金会。公募基金会按照募捐的地域范围，分为全国性公募基金会和地方性公募基金会。
对兴办、维持或发展某项事业而储备的资金或专门拨款进行管理的机构。一般为民间非盈利性组织。宗旨是通过无偿资助，促进社会的科学、文化教育事业和社会福利救助等公益性事业的发展。基金会的资金具有明确的目的和用途。基金会在20世纪蓬勃发展。1900年的卡内基基金会和洛克菲勒基金会最有名。1936年成立的福特基金会，由福特家族资助，拥有数十亿美元。已成为世界最大的基金会。其他世界性的大型基金会还有： 约翰·古根海姆纪念基金会、丹福思基金会、凯洛格基金会等。80年代以后，中国基金会也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国务院常务会议在1988年9月通过了基金会管理办法， 对基金会的性质、建立条件、筹款方式、基金的使用和管理等一系列事项作出了规定。中国已建立的基金会有中国老年基金会、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中国福利基金会、宋庆龄基金会、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等。
基金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从广义上说，基金是机构投资者的统称，包括信托投资基金、单位信托基金、公积金、保险基金、退休基金，各种基金会的基金。在现有的证券市场上的基金，包括封闭式基金和开放式基金，具有收益性功能和增值潜能的特点。从会计角度透析，基金是一个狭义的概念，意指具有特定目的和用途的资金。因为政府和事业单位的出资者不要求投资回报和投资收回，但要求按法律规定或出资者的意愿把资金用在指定的用途上，而形成了基金。

E. 基金会的发展现状

据基金会中心网统计的数据显示，截至2014年12月8日，中国共有基金会4115家，其中公募基金会1476家，非公募基金会2639家。自2010年非公募基金会数量超过公募基金会之后，非公募基金会的数量增长速度一直保持很快。非公募基金会数量增长迅速主要原因在于以下几个方面：政策推动，《基金会管理条例》明确了非公募基金会的地位和基本运作规则，近几年非公募基金会登记管理权限下放进一步促进了非公募基金会的数量增长；2008年之后社会对慈善行业有了更多的了解和关注；2008年1月1日起《企业所得税法》的实施提高了企业发生的公益性捐赠支出免税比例等。
从数量与分布概况看，基金会发展显现出以下趋势：
1. 基金会数量自2004年以来保持20%左右的增长率；
2. 活动领域发展趋势：一枝独秀、整体多样；
3. 7个省市基金会数量占据全国总数的61%。

从地域分布上看，基金会数量与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在经济比较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分布着较多的基金会。截止2013年底，江苏省、浙江省、广东省、北京市、上海市、福建省、内蒙古、湖南省是基金会最多的10个省份。 在美国，基金会经过上百年的发展，关注的范围日益扩展，除了关注传统的扶贫、教育、环境、医疗、公共事业等领域外，还扩展到全球发展、精神、个人潜质发掘等方面。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的捐赠范围为全球发展、健康、教育。E-bay创始人奥米迪亚夫妇的基金会则是积极支持个人潜质发掘。怀特基金会则将主要精力放在古代研究、艺术、人文科学上。
截止2013年底，我国基金会的活动领域大多集中在教育以及传统的救灾济贫、扶弱助残、医疗救助、文化等方面，而致力于推动艺术、环境保护、公共服务、社区发展、及公益支持等更为广阔的社会公共领域内的基金会则比较少。也有一些新成立的基金会已经更多地关注新兴领域，包括国防建设、传媒、地质科学等方面，包括：云南三益文化国防基金会、环球公益基金会、中国古生物化石保护基金会等。 2011年，中国公益慈善界经历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多事之秋，先是郭美美网络炫富的行为引发了红十字会的信任危机；接着，中华慈善总会发票事件、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的中非希望工程、河南宋庆龄基金会的投资放贷，又相继遭到舆论的质疑和抨击。在“一人生病，全家吃药”的公益界，不断涌现的慈善丑闻使得整个公益行业的公信力都受到影响。
正如当年的希望工程创始人、如今的南都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徐永光所言，由郭美美引发的“官办”慈善公信力危机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已经显现：“尽管四个机构涉及的麻烦和背景、原因、性质各不相同，但社会对这些事件的质疑和责问，不论是专业还是外行，理性还是不理性，无不指向‘官办’慈善机构的透明度和公信力，表达了对‘官办’慈善机构的不信任。这个乱局的出现看似偶然实属必然，归根到底是官民不分的慈善体制惹的祸。”
2012年8月29日，中基透明指数(简称FTI)在北京发布。中基透明指数，即中国公益基金会透明指数。这是一套有关基金会透明标准的评价系统，其评价指标包括基金会的基本信息、财务信息、项目信息、捐赠信息等共60个，并以基金会信息披露的渠道和完整度等作为参数，以排行榜单为呈现形式。排行榜将按照基金会最新透明分数每周更新一次，排名越靠前，代表基金会透明度越高。中基透明指数由基金会中心网、清华大学廉政与治理研究中心、中国NPO自律行动委员会、中国非公募基金会论坛和众多基金会组织参与研发。“它标志着我国公益基金会在制定社会管理标准方面迈出了重大一步。”北京师范大学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说。据介绍，这个指数具有公开性、科学性、民间性、国际性，将推动我国公益基金会行业提升信息化水平。
中基透明指数一方面树立行业可量化的透明度标准，另一方面分享实践经验和互联网工具，实现基金会透明度的提升和基金会管理能力的跨越式发展。这个指数将帮助基金会根据标准增强自身透明度，并了解自己的信息公开程度在行业内的位置。对于公众而言，可以以透明指数作为捐赠参考，从而促进慈善行业增强透明度和公信力。 1、公募基金会亟需转型
公募基金会拥有着公募权这一优势资源，很多老牌公募基金会规模扩大迅速。然而，“如何把钱花好”成为这些基金会当前面临的最大难题，这促使他们思考基金会的未来定位。有些则开始了由运作型向资助型基金会过渡的转型尝试；也有基金会开始创造平台，将公募权分享给草根公益组织。
事实上，自2010年开始，一些全国大型公募基金会就纷纷宣布，将从操作型基金会转向资助型基金会,即基金会由筹资后自己做项目，转变为培育和资助草根公益组织。
越来越多的全国性公募基金会试图从操作性基金会转型资助型基金会，然而捐赠人不理解、不支持的态度以及草根公益组织专业性不高、执行项目效果难以预估的现状，使得公募基金会转型步履维艰。
2、非公募基金会发展过程中的挑战
对于大多数非公募基金会来说，其自身的可持续性的资金来源问题也开始引起重视。按《基金会管理条例》的要求，基金会每年支出资金不是来源于投资回报，而是来源于企业和个人的捐赠。因此如何保证基金会自身的良性发展已经是个问题。
如何获得持续性的基金来源，采取多样的基金增值方式，获得安全的高收益，已经成为中国非公募基金会发展过程中无法绕过的课题。事实上，在一些基金会发展发达的国家，捐助基金会不是单纯的捐助，而是一种“投资”。非公募基金会应该利用自身的创始基金进行运作投资，产生效益，从而使基金会可以依靠自身的力量进行可持续地发展。

F. 什么是运作型基金会，什么是资助型基金会，两者关键的区别是什么

这是按照基金会的资金使用方式进行的划分。
资助型基金会将筹集到的资金主要用于回资助其它答组织运作公益项目，而不是自己运作公益项目；
运作行基金会自己使用自己筹集到的资金运作公益项目。
——《基金会导论》P16

说白了就是资助型的给别人钱办事；运作型的拿自己的钱办事。

G. 社会上一些非公募的公益基金会是怎么运作以及怎么筹资的

现在都是由一些基金会和公司在运营吧，其实感觉你要是有钱的话，还不如直接去到一比较苦的地方帮助她们呢，或者资助几名学生也好。

H. 基金会的分类与作用有哪些

看门狗财富为您解答。
针对基金会有不同的分类方法。
欧美同学基金会-中华文化基金按照资金的使用方式可将其划分为资金主要用于资助其他组织运作公益项目的资助型基金会、自筹资金运作公益项目的运作型基金会和二者兼有的混合型基金会。
按照资金捐赠者的来源，可以分为私人基金会(来源于个人)，企业基金会(以企业资产为基础)，社区基金会(服务于社区建设与改善，基金来源多样)和政府基金会(由政府资助或创办)。
我国《基金会管理条例》中将基金会分为公募基金会和非公募基金会。分类的标准为是否具有面向社会公众筹款的资格。公募基金会和非公募基金会的本质区别是，前者属于公共筹款型的基金会
(Fund-Rising oriented)，主要依靠从社会募集的资金从事公益项目；而后者属于独立基金型(Endowment)的基金会，依靠自有资金的运作增值和发起人及亲友的捐赠从事公益活动。
基金会的作用
基金会的活动领域包括以下三类：慈善，除慈善以外的其他公益领域
(如教育、科学、文化、艺术)和社会创新。三者之间是层层递进、不断深入的关系。
在这些领域中，基金会通过运作项目，开展活动起到以下作用：
对政府的补充。在政府现有资源不足以全面满足社会需求的情况下，基金会面向社会募集资金，将其投入社会各领域的公益项目，运用自身资源扩大公共服务的范围，实现对现有公共服务体系的补充。
再分配。基金会可以在以效率、公平为标准的社会资源分配完成后，进行“第三次分配”，使资源配置结果更加合理。不同于某些机构、项目全部依靠国家财政拨款，基金会资金的重要来源是社会各界的捐款，通过这种运作模式，起到了对社会资源和财富的再分配作用。
价值倡导。基金会在开展活动时会传播自己的价值观念，启发受众的思考和进步，倡导高尚、先进的价值理念。改善环境。各种出于公益目的的活动，不管是环境保护还是发展教育事业、扶持弱势群体，都能够起到改善社会环境，促进和谐发展的作用。

I. 基金的运作方式是什么

1. 分级基金来分为母基金自、子基金，子基金会分为进取、稳健两个，杠杆是因为稳健型子基金把钱“借”给进取型子基金，使得进取型子基金可使用资金大于本身自有资金，因此可以博取更大的收益，当然亏损也会同比放大；一般子稳健型子基金会设计为可在交易所买卖，类似传统封闭式基金；
2. 由于可以在交易所买卖，所以会出现市价（交易所报价）与基金净值有偏离（如果市价大于净值，就是溢价，反之就是折价）；
3. 大部分分级基金只能申购母基金，然后按约定比例拆分为进取、稳健两个子基金给客户，申购时按基金当时净值价格交易；
4. 客户也可以选择在市场上，从其他客户手上购买进取型子基金，此时交易价格为市价；
5. 假设某分级基金的份额杠杆是2.0，若用户在市场上购买了1份1.2圆的稳健，且当时母基金净值为2圆，稳健基金净值为1圆，进取基金净值为1圆，经过若干时间之后，触发了强制折算条件，此时进取子基金的市价涨到2圆，母基金净值为3圆，稳健基金净值为还是1圆，进取基金净值为2圆，按1:2折算之后，用户得到了1.33份母基金
股票

J. 请问从那里可以得到《美国基金会研究》这本书

中国非营利组织：定义、发展与政策建议

王 名 贾西津

一、非营利组织的定义与分类

讨论“非营利组织”问题，首先面对的是对这一词汇的定义及相关的分类问题。这两个方面又都容易引起歧义，故这里首先分别作较详细的阐释。

1.非营利组织的定义

非营利组织是英文non-profit organization(NPO)的中译，一般认为现代意义上的非营利组织出现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1]。与非营利组织类似的词汇还有“非政府组织”(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公民社会组织”(civil society organization)、“第三部门”(third sector)等。1998年国务院将设于民政部的原社会团体管理局改为民间组织管理局，“民间组织”一词从此作为“非营利组织”的中国官方用语开始被正式使用[2]。这些词汇的含义大同小异，这里不作深入探讨，本文所称“非营利组织”，在一定意义上和上述词汇是相通的，可互换使用。

那么，如何理解非营利组织呢?国际社会对这种社会组织的关注大致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开始有学者关注中国的类似组织。关于非营利组织的定义，较为流行的是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莱斯特 · 萨拉蒙(Lester Salamon)教授提出的所谓五特征法，即将具有以下5个特征的组织界定为非营利组织：(1)组织性；(2)非政府性；(3)非营利性；(4)自治性；(5)志愿性。这一定义被用于萨拉蒙教授主持的对全球42个国家非营利组织开展的国际比较研究项目，后来常为人们所引用。在这一定义的5个特性中，非政府性和非营利性被公认为是非营利组织的基本特征，组织性被视为一个不言而喻的前提，但对非营利组织的其他特征，有人针对不同国家、地区的情况提出了修正。

日本的重富真一提出结合亚洲国家的国情，可将上述定义修正为如下6个条件：(1)非政府性；(2)非营利性；(3)自发性；(4)持续性/形式性；(5)利他性；(6)慈善性[3]。他强调亚洲的多数国家属发展中国家，从经济上和社会上救助弱势群体是非营利组织存在和发展的特殊背景，因而应将利他性作为一个重要指标，以区别那些以相互扶助为目的的社区非营利组织；进一步来看，具有利他目的的非营利组织，其开展活动的主要资金不能来自受益者，而应主要来源于社会捐赠和受益者之外的其他主体，换言之，是否非政府组织的另一个重要标准，是看其资金是否来自向受益者收费之外的其他来源，即慈善性。重富真一的标准比流行的非营利组织定义严格，突出了发展中国家非营利组织扶助救济的重要属性。

在我国，完全符合西方标准的非营利组织几乎不存在。但又确实存在一些从行为和运作机制上不同于政府又不同于企业的社会组织，因而中国学者大多更倾向于从推动和促进非营利部门的发展的角度出发，不将定义限制得过于严格。比如康晓光认为，只要是依法注册的正式组织，从事非营利性活动，满足志愿性和公益性要求，具有不同程度的独立性和自治性，即可称为“中国的非政府组织”。[4]

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国际上，非营利组织都并非是一个具有明确内涵和外延的术语，各个国家和地区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有不同的侧重，但这一概念总体上强调的是类似的属性，即指独立于政府和企业之外的社会组织，从这个意义上非政府组织被称之为区别于政府与企业的“第三部门”。

基于上述认识，我们提出，在观察中国的非政府组织时需要注意如下三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法律地位与实际属性不完全对等。在中国，与萨拉蒙的定义最为接近的法律实体，是在各级民政部门登记注册、并为《民法通则》所承认的社会团体，以及按照有关行政法规所定义的民办非企业单位。[5]但它们并不代表中国非营利组织的全部，也称不上是典型。这主要与中国民间组织在双重管理体制下的登记困境和税收法律体系不完善造成的公益不足相关。如一些从事非营利公益活动的组织不得不以企业法人的身份存在，而一些营利性的培训机构等也登记为民办非企业单位，在名义上成为非营利组织。同时，社会团体大多缺乏“独立性”和“自治性”，而许多未经注册的组织却在不同程度上合乎非营利组织的定义。在国外，非营利组织的法律地位一般依据税收情况确定，如美国非营利机构在国税局申请，大量基层组织并未经过国税局登记而存在，虽不享有免税待遇但具有合法地位；日本除正式登记为NPO法人之外，存在大量的任意团体；我国台湾地区也存在许多合法的“非法人”非营利组织。

第二，处于转型中的事业单位可以被纳入观察视野。由于计划经济下的政企合一、政社合一，中国在改革开放前不仅缺乏独立于政府运作的民间组织，甚至连真正意义上的企业也不存在，有的只是国家概念下的“单位”。[6]随着市场经济的发育，这些“单位”逐渐分化成为市场体系中不同运作机制的部门。事业单位正处在转型的时期，一部分已经相对独立出来，成为具有一定自治性的实体，更多的还在转化的过程中。而从发展的角度看，事业单位今后必将趋于分化，除少量重要者由国家财政支持成为国立的非营利机构，大量的事业单位或者转化为市场经济中独立运作的经济实体，即企业，或者成为社会中自治性的非政府组织。如目前医院的非营利、非营利性分类管理已经实施，体现了卫生事业单位转型的思路。

第三，政治性自治组织属于广义的非政府组织概念。萨拉蒙在其早期研究中，对非政府组织的界定还有“非政治性”和“非宗教性”的限制，但后来特意去掉了这两个条件，扩大了非政府组织的范围。有人认为在中国村民自治过程中产生的村民自治组织(村委会)以及社区建设中出现的社区自治组织(居民委员会)，也应被包括在非政府组织的概念中[7]。我们认为，在广义上，村委会和居民委员会也合乎非政府组织的属性，但其产生背景较特殊，且是一个数量众多的同质群体，因此在研究时需要将其与一般意义上的非营利组织区分开来。

概而言之，我们认为，定义中国非营利组织需要满足的基本条件是：不以营利为目的且具有正式的组织形式、属于非政府体系的社会组织，它们具有一定的自治性、志愿性、公益性或互益性，但并非面面俱到，需要客观而动态地加以观察和理解。在当前这样一个处于转型时期的历史条件下，较宽泛的界定标准将有利于更好地推动相关社会组织的发展。当然，进行科学的分析、研究和管理，应当细致分类，以便针对各种类型的非营利组织按其特性区别对待。真正较严格地满足上述组织性、非政府性、非营利性、自治性、志愿性的组织，可理解为狭义的或典型的非营利组织。

2.中国非营利组织的分类体系

目前，中国尚没有一个明确的非营利组织分类标准。现行法规体系中只将其划分为“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这对于完善税收与管理体系显然不利。从长远看，美国的做法值得借鉴。在美国，只为会员服务的互益型组织虽可享受免税待遇，但接受捐赠时要计算所得税；只有那些为公民服务的公益型组织不仅享受免税待遇，且其接受捐赠时会得到优惠的扣税待遇。参照这一思路，可将中国现阶段的非营利组织大体上分为会员制互益型组织、会员制公益型组织、运作型组织和实体型社会服务机构等，其中各种类型下还可以再作细分。另外，人民团体、未登记或转登记团体(如在工商部门登记的非营利性团体)，都可依照其组成分别划入这些组织形式中。值得一提的是国有事业单位，它们是使用国有资产举办的从事各种非营利性活动的组织，其中包括各种国有的医院、学校、剧团、养老院、研究所、中心、图书馆、美术馆等等，这类事业单位在登记管理上属中央编制办。许多事业单位目前正处在一个转型过程，部分也将逐渐分化成不同形式的非政府组织。图1概括了中国现有的各种主要的非政府组织。

图1 中国非营利组织基本分类

与现有法规框架下的分类标准相比，上述分类体系突出了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以公益性和互益性作为基本区分标准。“公益”是指社会上不特定多数人的利益(或社会全体的利益)，“互益”是指某一特定群体内的互助性利益。将单纯互助性的社团与公益性社团区别开来有利于税收政策的制定。这里侧重说明一下互益型组织，它们存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不同方面，最主要有两个方面，即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存在于经济领域里的互益型组织，包括我们通常所说的行业协会、商会、职业团体、工会等，其共有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它们的活动和企业等营利组织密切联系在一起，是市场经济存在和发展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在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这类组织通常被称之为“经济团体”、“产业团体”、“劳工组织”等，而区别于通常所说的社团。我们称之为经济性团体，由于其与市场经济结合最紧密，在运作机制、管理方法上都有别于其他类型的团体。互益型组织的另一类是社会性团体，如各种学会、同学会、联谊会、兴趣团体等，较为集中地体现了非营利组织的基本属性。

第二，将基金会单独列出。目前我国的法规体系中将基金会同其他会员制社团统一归为社会团体，而实际上基金会与会员制社会团体的组织性质与运作模式均有很大不同，将会员制组织与运作型基金会区分是当今世界常见的做法，如我国台湾地区分别用公益社团法人和公益财团法人来规范社会团体和基金会。基金会又按照资金运营方式分为自行运营资金的“运作型基金会(Operating foundation)”和专门用于资助的“资助型基金会(Grant-making foundation)”。

第三，将实体型社会服务机构进一步细分。由于学校和医院在满足公益需求中的特殊性和专业属性，一般均被单独列出，并通过特别立法加以规范，如日本的“特殊法人”(学校法人和医疗法人)等。这类组织因其实体性和服务性的特点，通常不列入所谓狭义非营利组织的范畴。在我国，现行法规中只有1998年公布的《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能够对这类组织加以规范，但即使按照上述条例等级确认以后，也因没有明确的法人地位而在税收上难以定性。因此，我们主张：将非营利医院和非营利学校单独列出实行特殊政策。

第四，给各种非营利组织以更大的法律生存空间。如“未登记或转登记团体”，其中大量的是因找不到业务主管单位，无法去民政部注册登记，它们采取多种变通的方式以便生存和活动，包括注册为工商企业等。对于这类组织，不应一概视为“非法”而加以取缔，应依照法律允许它们生存和开展必要的活动。

二、中国非营利组织的发展与特征

1.中国非营利组织的发展机遇

截至2001年底，民政部登记的全国各类社会团体12.9万个，重新登记确认的民办非企业单位8.2万家。[8]中国的非营利组织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得到了迅速的发展，这种状况体现了非营利组织面临的许多有利的发展机遇，主要包括如下6个方面：

第一，始于1978年的经济体制改革为中国非营利组织的发展带来了生存空间。经济体制改革释放了蕴涵在中国社会各个层面的巨大的能量和多样化的需求，原有的政治化、行政化、一体化的社会走向了开放化、市场化和多元化。20多年的经济体制改革已经形成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为整个社会走向自我服务、自我管理的多元治理模式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二，逐步走向深入的政府改革将为中国非营利组织的发展提供更为广阔的空间。政府改革在90年代通过以“小政府、大社会”为目标的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为非营利组织的发展提供了很大的社会需求和相应的部分资源，政府改革的深化将会进一步触动原有单位体制的核心，政府将从更多的直接控制的领域退出来，将更多更具体的职能转移给包括非营利组织在内的社会中介组织，地方政府创新将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继续推进，加速整个社会的民主化和多元化进程，这一切都将大力推动中国非营利组织的发展。

第三，随着现行法律法规的改善，一个法制化的外部环境正在逐步形成。对非营利组织来说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十多年来中国政府正在探索一条走向分类管理和逐步实现法制化的道路，1988年和 1989年，国务院先后发布了《基金会管理办法》和《外国商会管理暂行规定》，1989年10月又发布了《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1998年10月，国务院在对原有条例作了大幅度修订的基础上颁布了新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同时发布《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 1999年8月，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关非营利组织的专门法案《公益事业捐赠法》出台。目前，重新修订的有关基金会登记管理和海外驻华民间组织登记管理方面的行政法规，也有望在近期内出台。同时，要求从法律上明确定位民间组织的修改民法或制定基本法的呼声也越来越高，地方政府在这方面的创新之举[9]则推动着整个法律政策环境的不断改善。

第四，随着市场经济走向成熟，社会转型和多元化的趋势愈渐明朗。市场经济的发展使社会趋向多元化，政府不再是社会公共事务的唯一主宰，单位制度在逐渐瓦解；以基层政权选举为代表的政治民主化正在稳步推进。改革开放以来非营利组织的发展尽管起步较晚，但它们在环境保护、扶贫开发、社会服务等诸多领域，已经积极介入并在其中发挥有效的作用。随着社会转型的进一步展开，自上而下的改革探索和自下而上的参与冲动推动着中国非营利组织越来越多地介入到各种社会事务及其决策过程中，并在其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第五，加入世贸为中国非营利组织的发展带来机遇和挑战。加入世贸对政府、企业和非营利组织有程度不同的影响。对非营利组织来说，主要的机遇是拓宽了国际视野并打开了争取更多外部资源的可能性，同时政府职能转变的步伐加快了非营利组织与政府之间走向联合与合作的过程；中国非营利组织面临的主要挑战是：来自海外的竞争者出现了，对专业化能力的要求提高，必须适应国际惯例和参与国际竞争的转型需要，加强自身能力建设和走向彼此联合与互律等等。

第六，在经济市场化和社会多元化的进程中，公民参与的热情越来越高，公民自由、自主、自治和志愿服务的意识逐步培养和觉醒起来。中国自古有着社会自组织和自愿结社的传统，随着经济和社会的改革，随着政府逐步退出许多社会控制领域，自上而下的人为的行政限制越来越少，公民通过各种形式参与经济、社会乃至政治过程的机会越来越多、热情越来越高，在这个过程中人们的自由权力得到认同，自主精神得到倡扬，自治机制得到培育，志愿服务的社会风尚逐渐形成，推动着整个社会资本的建设，从而为中国非营利组织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文化基础。

总之，在转型时期，中国非营利组织的发展面对的经济、社会、制度、文化、国际等各方面的环境都是富有挑战性的，也充满了机遇；反过来，非营利组织的发展又将成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社会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助推器。

2.中国非营利组织发展的特征

回顾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非营利组织发展所走过的道路，可以清晰地看到：随着政府改革和市场经济的推进，非营利组织越来越成为解决许多社会问题时必不可少的组织机制，无论政府也好，公众也好，乃至企业等市场力量，都在推进以非营利组织为主体的公民社会的形成。

但是，分析一下就会发现，在改革开放以后发展起来的中国非营利组织中，有两种来源不同的类型，一种是被称为自上而下的非营利组织，它们与政府改革相关联，在相当程度上是政府改革和政府职能社会化的产物，因此他们的主要的社会资源包括人、财、物、信息、管理和相应的组织资源等，主要来自党和政府的相关机构等受权力控制的垄断领域；另一种是被称为自下而上的非营利组织，他们与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与之相关联的经济、社会民主化进程有关，是公民有组织地参与经济过程、社会过程乃至政治过程的产物，所以他们主要的社会资源包括人、财、物、信息、管理和相应的组织资源等，主要来自市场、社会、海外等开放的竞争世界。这样两种截然不同的资源来源及其所形成的非营利组织，体现了转型时期中国公民社会的两条不同的发展道路。

第一条道路可称之为“自上而下的自治化道路”，其基础在于政府改革和由此带来的政府职能的社会化，表现为：在政府周延出现一大批不以党政面目出现的机构，它们通常登记为独立的法人，往往行使着原由党政机构承担的职能。主要包括三种形式：一是补充形式，即在外交、农业、环保等一些政策领域，主要作为相关公共政策的补充形式发挥作用；二是协调形式，即在如冶金、纺织等一些行业管理领域，主要作为政府对相关行业进行管理的协调形式发挥作用；三是执行形式，即在如妇女、劳工、残疾人等一些社会政策和福利领域，主要作为政府特定方针和政策的执行形式发挥作用。这条道路的基本特征是：具有转型时期典型的双重属性：一方面具有模拟政府的行政性或自上而下的官僚性，另一方面又具有逐步增强的自治性，以及基于不同利益形成的面向市场和社会的不断增长的自我意识、自我利益维护、自我主张、自主决策的冲动。这样双重属性形成两种相互对立的力量：回归政府的行政化倾向和走向民间的自治化倾向。前者表现为这类组织对于自上而下的各种资源，包括编制、预算、职能、地位等，有着依然强烈的执念，会在各种适当的场合努力靠近党政机关并积极谋求来自上面的庇护和特权；后者则表现为随着这类组织的成长，他们越来越感受到来自政府的干预过多及其严重的束缚，会积极谋求在资源配置上的自主权，并努力争取来自政府之外的各种有利的资源。

第二条道路可称之为“自下而上的自主化道路”，其基础在于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所带来的民主化和广泛的公民参与，表现为：在党政权力不及、政策失灵或者默许的边缘地带，往往依靠精英人物发起成立一定的组织(正式的或非正式的)，他们动员媒体和各种社会力量，利用来自民间的各种资源，瞄准一定的社会问题开展积极的活动。具体形式体现为8个方面：(1)出现一批拥有广泛群众基础的精英组织，如地球村、自然之友等；(2)出现如天则研究所、天恒可持续发展研究所、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等独立的思想库；(3)出现一批依托城市社区的志愿者组织；(4)出现一批依托大学、开展公益咨询的专家组织；(5)出现一批主要面向残疾人等特殊人群的福利组织；(6)出现以大学为背景、面向社会的大学生组织；(7)出现市场经济孕育的自发性行业组织；(8)出现深入农村基层的民众组织。这条道路的基本特征是：具有转型时期典型的多样性、自发性和随意性，具体表现为：活动领域及方式的多样性，组织管理及运作的自发性，制度设计及约束的随意性。这些特征制约着这类组织的发展，使其在组织的规模、绩效、影响、社会公信度等许多方面受到限制。

上述两种类型的组织和相应的两条道路，其实衬托出中国非营利组织的艰难处境及其还处在发展起步阶段的过渡性或转型期的特征：一方面，大量的非营利组织还很难真正成为独立于政府的自治组织，尤其进入法律登记体系的非营利组织，许多还保留着政府或事业单位的色彩；而一些具有独立性的社会自发组织，被排除在法律体系之外，生存空间受限。另一方面，管理和社会监督机制很不健全，存在较严重的非营利组织的营利行为，影响了非营利组织的社会公信度。

三、中国非营利组织发展困境的分析

尽管总的来看，非营利组织已经并正在成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一支重要力量，但就其能够和应当发挥的作用而言，中国非营利组织的发展是远远不够的。特别是和国外非营利组织的发展相比，和正在兴起并日趋完善的市场经济的发展相比，和改革开放中社会巨大变迁带来的需求相比，我国的非营利组织显得明显的先天弱质、后天困难。它们在获取和运用资源、协调关系、发挥作用等方面都不存在明显的优势。大多数非营利组织在政府规制和市场挤压下艰难寻求生存和发展之路，难以展现像我们在国外非营利组织身上看到的勃勃生机。调查显示，41.4％的非营利组织认为资金缺乏是他们面临的首要问题，其他相关的重要问题依次是：缺乏活动场所和办公设施 (11.7％)，缺乏人才(9.9％)，政府支持力度不够 (8.5％)，组织内部管理问题(7.5％)等。

具体来说，当前中国非营利组织存在的主要问题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资源不足。相当一部分非营利组织资金严重不足，无法开展正常的活动，其中有不少组织处在名存实亡的“休眠状态”；也有一些组织为了维持生存发展，在通过各种渠道开展与其自身业务不相干的经营性活动或者违法活动。在人力资源方面，绝大多数受到政府支持的自上而下的非营利组织中，基本的工作人员几乎都来自政府机构，其中有许多是从第一线退下来的离退休人员；很多自下而上的非营利组织则没有或几乎没有固定的人才渠道，定员和编制极为有限，主要依靠志愿者开展活动，这导致了普遍存在的制度不健全、管理不科学、家长制等问题。

第二，能力不足。资金、人才等资源不足之所以制约组织的发展，除了受到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制度环境与社会文化方面的限制之外，更重要的原因在于非营利组织自身的能力不足。这里所说的能力是综合来看的，包括一个组织的活动能力、管理能力、创新能力、扩张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等。中国的非营利组织一般来说规模比较小，资金筹措能力比较低，动员社会资源的能力也就比较弱，加上组织管理不规范、不透明、不民主，又缺乏评估和社会监督，使得它们难以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同和普遍的社会公信，不能发挥应有的积极作用。能力不足的背后是缺少具有创新能力的领导人。国内外无数成功的经验表明，优秀的领导人是非营利组织发展中至关重要的一个条件，但我国现行组织人事制度限制了优秀人才进入非营利组织，使得其中难以产生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优秀的领导人。

第三，缺乏自治。从前述非营利组织的五个特征属性看，无论非政府性、非营利性，还是自治性、志愿性或组织性，在中国的非营利组织身上都表现得不鲜明。究其原因，最根本的还在于缺乏自治。中国有相当一部分非营利组织是通过获取自上而下的资源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它们或者由各级党政机构所直接创办，或者本身就从党政机构转变过来，或者由原党政官员及与党政关系密切的知名人士所创办。这些组织，不仅其主要的资源来源于党政机关，且在观念上、组织上、职能上、活动方式上、管理体制上等各个方面，都严重依赖于政府，甚至依然作为政府的附属机构发挥作用。即使民间自发建立的非营利组织，由于要挂靠在业务主管单位上，也会受到政府各方面的限制和干涉。这种状态随着政府改革的进一步深入，不仅束缚了自身的手脚，也严重束缚了政府的手脚。解决这种政社不分的问题，需要实现体制的转变和观念上的革命，充分认识到非营利组织的性质、地位、作用，使其成为真正具有自主性的自治组织。

第四，发展不平衡。这表现在：中国非营利组织的发展在区域之间、城乡之间和不同领域之间，呈现巨大的差距。就区域不平衡来说，不仅东西相比西部发展严重不足，沿海和内地相比内地发展严重不足，而且同为东部和沿海，区域之间非营利组织的发展也有很大差距；就城乡不平衡来说，城市、特别是特大城市非营利组织发展得较快，开展的活动较为集中，社会对非营利组织的认知和公信度也较高，但是在中小城镇特别是广大的农村地区，除了扶贫开发的少数外来的非营利组织之外，真正当地的非营利组织很少，社会对这些组织的关注和支持也很少；就不同领域之间的不平衡来说，非营利组织在那些相对说来政策宽松、易于得到资源而进入门槛较低的领域已经开始出现低水平重复的现象，但那些存在大量社会问题、迫切需要公民参与的领域，包括一些重要的公共政策领域，如失业与就业、社会保障、劳工权益保护、国际区域冲突和外交等领域，却因种种原因极少有非营利组织进入。这对于非营利组织整体部门的发展无疑是一个很大的欠缺。

以上简要概括了中国非营利组织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这些问题并不是孤立的，不完全是由非营利组织自身的管理和能力建设不足所造成的。在这些问题的背后，是处在转型时期的整个中国社会。可以说，中国非营利组织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实际上是社会结构变迁的结果，反映了整个社会在转型过程中价值观念、治理模式与体制的根本转变。

第一，社会转型中基本价值与制度构建的双重缺陷。中国正处于经济体制转轨和社会转型的历史时期，相比社会经济的迅速变迁，制度和文化建设方面出现一定程度的空缺。对非营利组织的发展而言，首先面对的是来自现行法规和政策上的严格的制度限制。当前我国在民间组织管理上的基本特点是：门槛高、限制多、监管不力。现行的双重管理体制[10]、分级管理原则[11]和非竞争性原则[12]，都与传统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相关，它们设置了一个对于普通公民来说高得难以逾越的门槛，在相当程度上限制了非营利组织通过登记注册来获得合法地位。但是另一方面，一个组织一旦登记成立，除了象征性地接受财务管理方面的“年检”之外，没有任何日常性的评估和监督管理方面的制度约束，同时也难以落实有关公益事业的减免税待遇。其结果，使得整个第三部门内部良莠皆存，实际上损害了真正的公益组织。近来频频出现的公益腐败现象，包括挪用巨额善款进行非正常投资等问题，其根本原因也在于非营利组织管理上长期存在的制度缺陷。国外一般按照宗旨、收入分配及其开展的活动严格划分营利和非营利两种不同性质的组织，并对不同性质的非营利组织给以不同的税制待遇和相应的管理办法。国内则没有这样的区分和明确规定，比如把本来就包括营利和非营利两种类型的民办学校全部规定为非营利，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