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都公益基金会秘书长

A. 南都公益基金会的介绍

南都公益基金会成立于2007年5月11日，是一家经民政部批准成立的全国性非公募基金会，业务主管单位为民政部。南都基金会原始基金1亿元人民币，来源于上海南都集团有限公司。

B. 南都公益基金会的公益项目

新公民计划
宗旨：改善农民工子女的成长环境 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速，越来内越多的农民容工进城，农民工子女(包括“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的教育、心理健康、道德养成等方面存在许多困难和问题，这些问题如得不到妥善解决，不仅对农民工子女个人的成长产生不利影响，而且对国家和社会的未来也将带来严重的后果。为改善农民工子女的成长环境，南都基金会决定实施新公民计划，以项目招标的方式，资助非营利组织开展农民工子女教育、心灵关怀的志愿服务和公益创新项目，捐建民办非营利农民工子女学校。南都基金会愿与社会各界一起，共襄义举，为农民工子女的健康成长，为和谐社会建设尽绵薄之力。

C. 中国听力医学发展基金会的组织概况

基金会的宗旨是：促进中国听力医学、康复医疗、科研教育事业发展，筹集善款，帮助更多的聋人听力、语言康复。
中国听力医学发展基金会始终恪守本会宗旨，积极倡导听力保健意识，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多方筹措慈善资金，配合政府有关部门在防聋治聋科普知识宣传、扶贫济困、安老助孤等多项公益性服务活动中，充分发挥自身特殊的社会职能，为改变我国“十聋九哑”的局面做出了应有的贡献。特别是发起的中国儿童听力保健万里行活动，对于增强群众防聋治聋意识，起到了非常积极的推动作用，得到社会各界的高度评价。
基金会接受海内外热心于公益事业的企业、社团及个人捐赠，所募资金用于资助贫困地区进行听力现状调查、普及听力保健知识；帮助贫困聋人进行康复医疗；资助设立听力医学研究机构，进行有关基础理论和临床医学研究；资助听力学专业人才培训、设立听力康复语言培训机构等，设立中国听力医学发展基金奖，表彰为我国听力医学事业做出杰出贡献的人士。
在新的征程中，理事会将一如既往地保持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遵循本会宗旨，努力推动防聋治聋工作，提高人们听力保健水平，使“十聋九哑”的局面逐步得到改善。 通过社会倡导资助与服务，传递爱心与善心，促进听力障碍者自我发展
能力的成长。
强化防聋治聋，促进中国听力语言康复、科研事业的发展，使更多的听力障碍者受益。 资助贫困社区的听力障碍者，特别是贫困地区聋儿；
资助为贫困社区中的穷人提供技术性服务的专业人士和基层组织。 将用全部的热情和爱去帮助那些贫困地区的聋人；
将在社会公众的关注下竭尽所能去帮助那些听力障碍的人们。 标识中心形似三块听小骨又象形两只耳朵。上部呈球面的放射状线条为纵向传导声波，寓意失聪者在社会关爱下听力语言康复后的美好前景，下半实体圆象征充满着爱的坚实大地。
英文字母书写的“中国听力医学发展基金会”环绕外周，象征着基金会在接受全社会帮助的同时也关心全球听力事业发展。主色调蓝色象征爱心的博大和深远。 邰丽华
邰丽华，宜昌市特殊教育学校毕业，聋哑人舞蹈家，全国政协委员，无党派人士，中国残疾人艺术团团长、舞蹈演员、艺术总监，中国特殊艺术协会副主席，全国青联副主席。
邰丽华2岁时就因发高烧注射链霉素而失去听力，从此进入一个无声世界。但她以独特方式创造艺术，15岁成为中国残疾人艺术团的领舞演员，1994-1998年湖北美术学院本科毕业，1998-1999年武汉第一聋哑学校教师，1999-2003年进入湖北省残疾人联合会艺术团，2002年8月调入北京中国残疾人艺术团，担任演员队队长，同时兼任中国特殊艺术协会副主席。28岁成为艺术总监，塑造了特殊艺术经典《我的梦》。她领舞的《千手观音》在2004年雅典残奥会上震撼世界，在2005年央视春节联欢晚会上演绎舞蹈“千手观音”。被评为《感动中国》2005年度人物 ；她创编并主演的精缩舞剧《化蝶》轰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
她是努力“发声”的妇女委员、残疾人权益的维护者。在担任全国政协委员期间，邰丽华的提案都与残疾人的权益保护相关。今年，她将提交三份提案：将特殊教师资格纳入到教师资格证中；将致聋基因的检查放入婚前或孕前的检查项目之中；以及建议中央电视台率先将新闻联播和重大活动的直播进行字幕同步。
邰丽华曾在2009年两会上提交了一份关于允许残疾人驾车的提案，在第二年，公安部就放宽限制，五类残疾人可申领驾照；2010年两会，她呼吁将残疾儿童筛查纳入常规检查，早发现、早治疗，如今也已在各地落实。
“爱，让你听得见”邰丽华写下这一行字。
大事记
2015年12月，基金会向赤峰市残疾人联合会、宁夏回族自治区残疾人联合会捐赠了价值125万元人民币的图书，用于两地特教学校师生阅读。
2015年5月9日，基金会与中国市长协会共同举办了第四届 “世界从此欢声笑语”中国项目·慈善之夜活动。北京延安儿女联谊会会长、中国著名政治理论家胡乔木之女胡木英女士，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国际交流部主任许朝友先生，中国儿童罕见病公益基金秘书长范笑天先生等被评为2014年度志愿者。南都公益基金会副理事长、希望工程创始人、著名公益人徐永光先生，著名媒体人、新华社主任记者唐师曾先生，著名演员王志飞先生，老牛基金会理事长、大自然保护协会亚太首席代表、著名公益人张醒生先生被评为荣誉志愿者。
2014年5月23日，基金会与中国市长协会在中华世纪坛共同举办了 “世界从此欢声笑语”中国项目·慈善之夜，活动对2013年为中国项目做出贡献的政府领导、社会名流、爱心人士给予表彰并对于今年的项目进行了宣传。北大后EMBA学院捐赠人民币200万元专项基金用于斯达克“世界从此欢声笑语”中国项目，共同开展听障人士救助活动。此次活动邀请到元勋后代毛泽东之女李敏女士、刘少奇之女刘爱琴女士以及前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龙永图先生、原商务部副部长魏建国先生、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国际交流部主任许朝友、马艳丽高级时装定制中心董事长马艳丽女士及北大后EMBA促进会的优秀学员等。活动共募集善款约294万元用于救助贫困听障儿童。
2013年5月15日，基金会与中国市长协会共同举办了 “世界从此欢声笑语”中国项目·慈善之夜活动，对做出贡献的政府领导、社会名流、爱心人士给予表彰。此次活动为功勋志愿者颁发了奖牌及证书：元勋后代毛泽东女儿李敏女士、刘少奇女儿刘爱琴女士、周恩来侄女周秉德女士、陈云女儿陈伟力女士。同时还邀请到前驻美大使李道豫先生、凤凰卫视资讯台总编辑、首席时事评论员阮次山先生、前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龙永图先生、原商务部副部长魏建国先生、著名作家学者易中天先生、菊香书屋有限公司董事长孔东梅女士、国家射击队总教练王义夫先生、马艳丽高级时装定制中心董事长马艳丽女士、著名羽毛球运动员谢杏芳女士、中坤集团董事长黄怒波先生、中国银泰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沈国军先生担任荣誉志愿者，并向他们颁发了荣誉志愿者奖牌及证书。
2012年7月，与美国斯达克听力基金会共同在华展开斯达克“世界从此欢声笑语”中国项目。本次活动救助听障人士6338人，捐赠助听器12830台。
2012年7月，基金会向沈阳市残疾人福利基金会捐赠总价值100万元助听器，向贫困县漳武县捐赠总价值27万元助听器。
2012年3月，“女市长爱尔慈善基金”与中国妇女报社、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群众工作局、中国发展战略学研究、中国市长协会女市长分会在北京举办“女市长爱尔慈善基金”公益之夜，500名女性企业家及爱心人士出席活动，募集善款200万元。
2012年3月，基金会与光华基金会合作举办了“爱未来”慈善书画笔会，邀请知名画家亲临现场。捐助名人字画26幅，纪念刘少奇110周年书画作品178幅。
2012年，基金会设立联邦快递专项基金，向基金会捐赠人民币100万元，指定用于贫困聋儿救助活动。
2011年9月，Sonova听力集团在基金会复聪教育基金中设立“Sonova奖助学金”，支持首都医科大学生物医学工程学院举办听力学教育，鼓励从事听力学研究及应用工作成绩优秀的青年学者、学生。
2011年7月，复聪教育基金在安徽举办“爱要让你听到”公益培训活动。培训历时3天，共为246名来自基层一线康复教师进行了培训。意在提高听力语言康复教育质量和康复教育的专业化水平。
2011年2月，老牛基金会向“女市长爱尔慈善基金”捐款100万元，用于贫困聋儿人工耳蜗植入资助。牛根生理事长与陶斯亮理事长进行了捐赠仪式。该项目得到北医三院、宝迪康公司的大力支持。
2010年，万敏向基金会捐赠人民币590万元，深圳市南方同正投资有限公司捐赠人民币300万元，作为基金会原始基金。
2009年6月15日，基金会与解放军总医院联手发起的“爱尔启聪中国行”大型公益活动启动。为新生儿实施听力及基因联合筛查，实现聋病的早发现、早诊断及早预防，降低我国聋哑疾病发病率。
2008年4月26日，首届中国听力事业高峰论坛暨中国听力医学发展基金会专家委员会会议召开。我国听力医学保健、听力科学发展以及慈善助残事业的大型高峰论坛，荟集了覆盖全国神经耳科学、耳外科学、听力科学、生物医学工程科学等各方面享有盛誉的近100名专家学者。倡议撰写《中国听力事业发展报告》。
2008年4月21至27日，中国听力医学发展基金会与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临床听力医学中心的专家学者们在山东省残联、日照市人民政府及市残联、教委的联合协助下，为山东省日照市周边聋哑儿童及其家长进行了耳聋易感基因的筛查诊断工作。
2007年11月2日与中国市长协会合作，基金会启动了“中国贫困聋儿救助行动万人签名活动”，动员知名人士和公众为“中国贫困聋儿救助行动”倡议书签字。同步举行“七彩云雀飞进广东”慈善晚宴，获得100万元善款。
在北京分别举办了“助聋复康·燕山善宴”慈善晚宴，小云雀艺术团小演员募集到280万元善款。
2006年12月1日，与中国聋儿康复研究中心共同设立了“天才小画家”专项基金。突破单纯救助范畴，帮助听障儿童寻求发展。倡导残障人士自立自强。
2006年5月启动亲子培训班，编写培训教材3册，培训家长百余名。
2006年2月23日—24日，我会《贫困聋儿听力语言康复训练亲子培训班》项目入选由世界银行、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民政部主办的‘2006中国发展市场’。
2005年11月25日，陕西彬县聋儿接受基金会资助（奥地利人工耳蜗医疗电子仪器公司捐赠），由我会专家委员会委员余力生教授主刀电子耳蜗手术。
2005年8月12日，“千手观音”邰丽华出任中国听力医学发展基金会“爱心大使”新闻发布会在国家卫生部科技楼举行。卫生部及其他有关部委领导和专家学者出席了仪式。
2005年3月3日全国第六个“爱耳日”，中国听力医学发展基金会救助的听障儿童在京进行人工耳蜗手术，包括北京电视台在多家媒体进行大量新闻报道，促进公众对于听障儿童给予更多关怀。
2005年1月26日，嘉里粮油商务拓展（深圳）有限公司向基金会设立的“人工耳蜗专项基金”捐款人民币30万元，资助两名聋儿进行人工耳蜗手术。
2004年12月3日国际残疾人日，基金会副会长曲折、梁涛出席“复聪工程”人工耳蜗基金启动仪式，新华社发布全国通告宣传，大量媒体转载，自此公众对于植入人工耳蜗术有了新的认识，意识到听障儿童有了与健全儿童一样融入社会的可能。
2004年10月17—23日，由基金会发起，科研教育部承办实施，在全国举办了第一届“全国助听器选配师培训班”，特邀请解放军总医院、协和医院、同仁医院等著名教授为40名学员授课，经考试合格颁发结业证书。国家卫生部医政司、人事司官员参加了开课和结业典礼，为全国听力验配机构的专业化建设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2004年6月23日，基金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天籁再现”大型公益宣传活动新闻发布会，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彭佩云及有关部委领导出席，组织委员会主席陶斯亮代表组委会讲话。千名聋儿手语唱国歌、观升旗活动。著名歌手韩红、孙悦、林依伦、沙宝亮等出席活动。
2004年2月20日—22日，应香港参加中国听力医学发展基金会（香港）赴陕西省铜川市“爱心访问团”之邀，基金会秘书长梁涛先生率医疗队赴陕西省铜川市进行义诊活动，并向残联捐赠助听器。
2001年9月16—28日，基金会与国家科技部举办了“第一期发展中国家听力医学新技术国际培训班”，此次培训班由我国著名听力学专家为6个国家共22名学员授课，极大地促进了与发展中国家的相关行业间的听力医学技术发展与交流。
2000年12月3日基金会五周年，邀请出席会议的领导有：著名经济学家刘鸿儒、卫生部原副部长郭子恒、谭云鹤、曹荣桂、中国红十字会原副会长曲折以及企业各界人士；中央电视台、电台、报刊等新闻媒体；与会并邀请基金会资助的贫困地区10名听力康复的儿童代表出席。
2000年3月3日，值全国第一个“爱耳日”之际，我会组织医务人员在北京市王府井街头做了声导抗听力检测，并积极宣传防聋治聋科普知识、进行听力保健咨询服务。
1999年10月，中国听力医学发展基金会增选了谭云鹤同志为名誉会长、曲折同志为副会长。
1999年5月26日香港共济会梁经伦先生个人向中国听力医学发展基金会捐款5000港币。
1999年5月25日中国听力医学发展基金会（香港）与香港共济会一行四人（廖美英、简安迪女士、梁经伦、蒂姆先生）向中国听力医学发展基金会捐赠了峰力助听器仪器设备，价值为22585美元。（峰力高增益超传真PPC-2助听器12台、瑞士峰力组别（单耳）无限调频系统（共12学生用）一套、手提实时真耳测验及助听器分析仪1套）。随后中国听力医学发展基金会与中国听力医学发展基金会（香港）、香港共济会派人携带听器仪器设备送往徐州新沂市港头镇聋儿语训班，并看望了语训班的聋儿。
1998年3月2日，中国听力医学发展基金会（香港）总干事雷湘萍女士受该基金会主席袁汉源先生委托，在听基会梁涛秘书长、市残联孙副理事长、申主任的陪同下对铜山聋哑学校、新沂市港头镇聋儿语训班的聋儿语训情况进行了考察。国内著名听力学家、全军耳鼻喉专科主任斐洪恩教授对听障儿童康复工作提出专业建议。
1997年12月5日，中国听力医学发展基金会（香港）的成立。梁涛秘书长与香港慈善团体进行了工作交流，分别接受了《南华早报》、《星岛日报》、《大公报》和《文汇报》记者的采访，还在中国听力医学（香港）发展基金会总干事雷湘萍女士的陪同下参观了香港的聋儿康复机构。在港期间梁涛秘书长与香港热心社会公益事业的各界知名人士进行了广泛接触。
1997年7月30日，中国听力医学发展基金会社第一次常务理事会在昆明举行。出席会议的有：谭云鹤会长、副会长袁汉源、姜其温、朱福林、曲折、秘书长梁涛、常务理事陈玉琰、袁文锦、梁华萍、特邀专家；梁尚敏、徐其昌、卜行宽。中国听力医学发展基金会（香港）雷湘萍女士，卫生部人事司官员张兆华女士，应邀新闻单位有、新华社云南分社、中新社云南分社、云南日报社、云南卫生报社、春城晚报社、云南教育电视台、昆明电视台等。
香港万裕集团董事局主席袁汉源先生向基金会捐赠了价值180余万元的仪器设备和救护车，徐州市的企业向基金会捐赠物资。卫生部曹荣桂副部长发表了重要讲话。
1996年3月23日，中国听力医学发展基金会在召开中国听力医学发展基金会新闻发布暨接受捐款大会。中国听力医学发展基金会秘书长梁涛汇报了基金会成立后开展的工作和中国儿童听力保健万里行活动的情况。
a) 卫生部副部长曹荣桂，民政部社团管理司刘治国、江苏省卫生厅副厅长郭兴华出席大会。
b) 江苏省徐州市人民政府王希龙市长、丁养华副市长和徐州市有关部门领导出席大会。
c) 中国听力医学发展基金会副会长姜其温、袁汉源，秘书长梁涛，常务理事陈玉琰、梁华萍等出席大会。
d) 徐州市人民政府王希龙代表市政府向大会致词。
1995年12月7日，中国听力医学发展基金会发起的“中国儿童听力保健万里行”活动拉开序幕，首先组织医疗队，由谭云鹤会长，梁涛秘书长带队奔赴河北省易县、平山县老区、保定市、石家庄市等地，免费学龄前儿童做系统听力检测。
1995年12月3日，“中国听力医学发展基金会成立大会暨中国儿童听力保健万里行授旗仪式”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
a)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光英、卢嘉锡出席大会。
b)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光英、卢嘉锡、吴阶平、国务委员彭佩云、卫生部部长陈敏章为基金会题词。
c) 国家卫生部、中国人民银行、民政部的有关官员出席大会。
d) 中国听力医学发展基金会会长谭云鹤致欢迎词。
e) 中国听力医学发展基金会秘书长梁涛汇报基金会筹备工作情况。
f) 中国听力医学发展基金会副会长袁汉源介绍了基金会领导成员和常务理事。
g)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卢嘉锡与基金会名誉会长姜泗长（中国工程院医药与卫生学部院士）为基金会揭匾。
h)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光英讲话，对中国听力医学发展基金会的成立表示热烈祝贺。
1995年4月6日，中国听力医学发展基金会在民政部获得准登记注册（社证字第1781号，社团代码：50001775）。法定代表人：梁涛。
1995年1月25日，中国人民银行银发（1995）20号文件批准成立“中国听力医学发展基金会”。
1994年8月8日，香港万裕集团董事局主席袁汉源先生向基金会筹备组捐赠注册基金和活动基金人民币210万元，成为第一个向基金会捐款的境外人士。

D. 基金会的发展现状

据基金会中心网统计的数据显示，截至2014年12月8日，中国共有基金会4115家，其中公募基金会1476家，非公募基金会2639家。自2010年非公募基金会数量超过公募基金会之后，非公募基金会的数量增长速度一直保持很快。非公募基金会数量增长迅速主要原因在于以下几个方面：政策推动，《基金会管理条例》明确了非公募基金会的地位和基本运作规则，近几年非公募基金会登记管理权限下放进一步促进了非公募基金会的数量增长；2008年之后社会对慈善行业有了更多的了解和关注；2008年1月1日起《企业所得税法》的实施提高了企业发生的公益性捐赠支出免税比例等。
从数量与分布概况看，基金会发展显现出以下趋势：
1. 基金会数量自2004年以来保持20%左右的增长率；
2. 活动领域发展趋势：一枝独秀、整体多样；
3. 7个省市基金会数量占据全国总数的61%。

从地域分布上看，基金会数量与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在经济比较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分布着较多的基金会。截止2013年底，江苏省、浙江省、广东省、北京市、上海市、福建省、内蒙古、湖南省是基金会最多的10个省份。 在美国，基金会经过上百年的发展，关注的范围日益扩展，除了关注传统的扶贫、教育、环境、医疗、公共事业等领域外，还扩展到全球发展、精神、个人潜质发掘等方面。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的捐赠范围为全球发展、健康、教育。E-bay创始人奥米迪亚夫妇的基金会则是积极支持个人潜质发掘。怀特基金会则将主要精力放在古代研究、艺术、人文科学上。
截止2013年底，我国基金会的活动领域大多集中在教育以及传统的救灾济贫、扶弱助残、医疗救助、文化等方面，而致力于推动艺术、环境保护、公共服务、社区发展、及公益支持等更为广阔的社会公共领域内的基金会则比较少。也有一些新成立的基金会已经更多地关注新兴领域，包括国防建设、传媒、地质科学等方面，包括：云南三益文化国防基金会、环球公益基金会、中国古生物化石保护基金会等。 2011年，中国公益慈善界经历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多事之秋，先是郭美美网络炫富的行为引发了红十字会的信任危机；接着，中华慈善总会发票事件、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的中非希望工程、河南宋庆龄基金会的投资放贷，又相继遭到舆论的质疑和抨击。在“一人生病，全家吃药”的公益界，不断涌现的慈善丑闻使得整个公益行业的公信力都受到影响。
正如当年的希望工程创始人、如今的南都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徐永光所言，由郭美美引发的“官办”慈善公信力危机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已经显现：“尽管四个机构涉及的麻烦和背景、原因、性质各不相同，但社会对这些事件的质疑和责问，不论是专业还是外行，理性还是不理性，无不指向‘官办’慈善机构的透明度和公信力，表达了对‘官办’慈善机构的不信任。这个乱局的出现看似偶然实属必然，归根到底是官民不分的慈善体制惹的祸。”
2012年8月29日，中基透明指数(简称FTI)在北京发布。中基透明指数，即中国公益基金会透明指数。这是一套有关基金会透明标准的评价系统，其评价指标包括基金会的基本信息、财务信息、项目信息、捐赠信息等共60个，并以基金会信息披露的渠道和完整度等作为参数，以排行榜单为呈现形式。排行榜将按照基金会最新透明分数每周更新一次，排名越靠前，代表基金会透明度越高。中基透明指数由基金会中心网、清华大学廉政与治理研究中心、中国NPO自律行动委员会、中国非公募基金会论坛和众多基金会组织参与研发。“它标志着我国公益基金会在制定社会管理标准方面迈出了重大一步。”北京师范大学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说。据介绍，这个指数具有公开性、科学性、民间性、国际性，将推动我国公益基金会行业提升信息化水平。
中基透明指数一方面树立行业可量化的透明度标准，另一方面分享实践经验和互联网工具，实现基金会透明度的提升和基金会管理能力的跨越式发展。这个指数将帮助基金会根据标准增强自身透明度，并了解自己的信息公开程度在行业内的位置。对于公众而言，可以以透明指数作为捐赠参考，从而促进慈善行业增强透明度和公信力。 1、公募基金会亟需转型
公募基金会拥有着公募权这一优势资源，很多老牌公募基金会规模扩大迅速。然而，“如何把钱花好”成为这些基金会当前面临的最大难题，这促使他们思考基金会的未来定位。有些则开始了由运作型向资助型基金会过渡的转型尝试；也有基金会开始创造平台，将公募权分享给草根公益组织。
事实上，自2010年开始，一些全国大型公募基金会就纷纷宣布，将从操作型基金会转向资助型基金会,即基金会由筹资后自己做项目，转变为培育和资助草根公益组织。
越来越多的全国性公募基金会试图从操作性基金会转型资助型基金会，然而捐赠人不理解、不支持的态度以及草根公益组织专业性不高、执行项目效果难以预估的现状，使得公募基金会转型步履维艰。
2、非公募基金会发展过程中的挑战
对于大多数非公募基金会来说，其自身的可持续性的资金来源问题也开始引起重视。按《基金会管理条例》的要求，基金会每年支出资金不是来源于投资回报，而是来源于企业和个人的捐赠。因此如何保证基金会自身的良性发展已经是个问题。
如何获得持续性的基金来源，采取多样的基金增值方式，获得安全的高收益，已经成为中国非公募基金会发展过程中无法绕过的课题。事实上，在一些基金会发展发达的国家，捐助基金会不是单纯的捐助，而是一种“投资”。非公募基金会应该利用自身的创始基金进行运作投资，产生效益，从而使基金会可以依靠自身的力量进行可持续地发展。

E. 王珞丹的个人简介是怎么样的

王珞丹，1984年1月30日出生于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本科班。2004年，出演爱情剧《蝴蝶飞飞》，从而正式进入演艺圈。

2005年3月，在家庭伦理剧 《母亲是条河》中饰演大桃。2006年，主演都市爱情剧《奋斗》，她则凭借该剧获得金鹰奖最佳女演员的提名。2007年10月，主演励志剧《排球女将》 。2008年7月，在青春励志剧《我的青春谁做主》中饰演钱小样 。

2010年1月，主演励志爱情剧《杜拉拉升职记》，她则凭借该剧获得第十七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最佳女演员的提名。

2011年10月，在悬疑电影《搜索》中饰演实习记者杨佳琪 ；11月，获得第十三届金凤凰奖最佳新人奖。2012年8月，在犯罪情感电影《边境风云》中饰演小安。2013年3月，主演犯罪悬疑电影《烈日灼心》；8月，在古装宫廷剧《卫子夫》中饰演皇后卫子夫。

2014年6月，主演爱情电影《破风》。2015年9月，在战争电影《我的战争》中饰演孟三夏 。2016年10月，主演都市医疗剧《急诊科医生》；11月，获得第八届澳门国际电影节最佳女主角奖。2020年7月，主演都市励志情感剧《两个人的上海》。

(5)南都公益基金会秘书长扩展阅读

王珞丹参加的社会活动

2008年1月29日，王珞丹以朝阳行动大使的身份参加了“朝阳行动2008·水窖寄深情”的公益活动；5月15日，王珞丹与刘烨、孙俪等一起为四川汶川灾区的人民祈福[109]；5月20日，王珞丹参加了《大周末Hotspot》组织的慈善义拍活动 。

2009年2月23日，王珞丹参与拍摄了纪念汶川地震一周年的公益广告；5月1日，王珞丹抵逾，探访灾区儿童；5月3日，前往四川省平昌县参加了由中国扶贫基金会同搜狐网联合组织的孤儿爱心助养回访活动，并被授予爱心形象大使；8月22日，王珞丹参与了I Do儿童基金“慈善爱心西藏行”的活动，并为孩子们制作了“爱心卡”。

2010年3月22日，王珞丹出席了“母亲水窖，润泽十年”的公益活动，并被授予“母亲水窖”公益大使称号。2011年11月30日，王珞丹前往由南都公益基金会创办的北京行知新公民学校，看望农民工子女学生，并带去了保暖羽绒服、牛奶等捐赠物品 。

2013年9月9日，参加了"飞天之梦"保护敦煌的公益活动；10月14日，王珞丹参加了凤凰网“美丽童行”公益盛典，并担任该公益慈善活动的明星助拍人。

2014年9月1日，王珞丹以“蒙都·王珞丹爱心慈善基金”爱心大使的身份，代表蒙都公司向赤峰市慈善总会捐款100万；11月20日，参与国际爱护动物基金会（IFAW）“拯救大象罗拉”的项目启动仪式，并担任爱护动物行动特使” 。

2016年4月20日，参加“大师之光”公益晚宴 ；8月22日，担任“萤火虫计划”的公益大使 。2017年11月25日，参加第六届白丝带活动发起的“如果我是她”公益活动 。

F. 南都公益基金会的组织徽标

南都公益基金会标识设计以银杏树为原型。银杏树植根本土，生命力旺盛，有中国国树之称。图形突出了银杏叶的特征，形似一棵扎根大地的小树，象征着中国民间公益组织从小到大，顽强生长的品格，同时又蕴含着南都公益基金会倾力培育民间公益之树的美好寓意。图形设计简洁，造型优美，色彩采用暖色，亮丽温暖；张开的树冠像阳光怀抱需要关怀的人，让人心怀希望，体现了公益精神。
南都基金会资助非营利组织为农民工子女开展的各项公益项目和志愿服务活动，包括：农民工子女道德辅导项目、学业辅导项目、健康成长指导项目、就业服务项目、生活方式辅导项目、社会交往指导项目以及改善农民工子女成长环境的研究和政策推动项目。公益项目最高资助额为人民币20万，重点项目最高资助额不超过30万，其中资助额在5万元以下的为小额资助项目。

G. 徐永光的人物生平

徐永光是共和国的同龄人，出生于浙江温州一个城市贫民家庭。还没学会说话，父亲就离开了人世，母亲靠给人缝补浆洗养育5个子女。
徐永光8岁才上学。那年母亲已上班，哥哥姐姐都上学，谁也顾不上管他。看到邻家孩子都在上学，徐永光也翻到户口簿，自己到学校报了名。那时贫民孩子交学费有两种优惠，一个是分期，一个是减免，这两种待遇，徐永光都享受过。
“童年的家庭生活和环境影响，往往能决定一个人一生的道路。”这一论断可以用来概括徐永光的人生。“出人头地”后推出希望工程帮助失学少年，也是命运让他做出的选择。
少年徐永光十分珍惜读书的机会，小学五年级就当上少先队大队长，初一时就成为全校的第一个团员。“文革”开始，身为校干部加“红五类”的徐永光成为红卫兵头头，然而不幸“站错了队”，被当作“现行反革命”被关、被打。后来越墙逃跑，躲到姐夫家乡的一个小岛养伤避难。
1968年3月，徐永光应征入伍，当兵三年，他的最高职务是班长。退伍后进入温州邮电局当了汽车修理工。他不满足于车钳刨铣焊，想搞点小革新，想读书。1973年的大学梦终因张铁生而破灭。
“四人帮”被粉碎后，徐永光以一名解放者的热情投入工作，被评为浙江省“邮电学大庆先进个人”。1978年抽调参加共青团十大筹备工作后，时任团中央组织部长的陈白皋要正式调他到团中央组织部工作。徐永光认为自己更适合基层。谈话进行了整整一天，他才表态：既然组织上这么信任我，那就留下好好干吧。
徐永光的创新意识比较强，加上做事一向认真踏实，他在团中央的发展可用“直升飞机”来形容。不到7年，就从一名普通干事升至组织部长。
徐永光是温州人，而温州人在南宋永嘉学派之集大成者叶适的“道不可须臾离物”和“善为国者，务实而不务虚，择福而不择祸”的影响下，形成了务实、创新、重商的文化基因。因此，温州人不怎么热衷政治，即使从政，也很少做成高官。
“仕途光明”的局级干部徐永光也没有改变温州人的官场宿命，他认为自己“做官不得要领”。80年代末期，人们都想干点事、社会改革的气氛很浓，同时，第一波“下海”潮兴起，《基金会管理办法》鼓励成立“民间基金会”。1988年，共青团十二大通过了体制改革的决议。徐永光希望搞一块实体，把事业开发做起来。不久成立团中央事业开发委员会，同步推进两件事：一是创办中国华青公司，后因清理整顿，公司没有办下来；另一个就是筹办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结果基金会办成了。
“如果公司注册下来了，我会去做公司而不是做基金会。这样的结果无非是中国多了一个小商人，也许就少了一个希望工程。”90年代末，徐永光曾经对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康晓光说，“希望工程的出现有许许多多的因素，其中就有这样一些偶然因素。这也许就是命运！”
“希望工程”的诞生是一个必然。上世纪80年代末，我国未解决温饱问题的人还有上亿，每年有100多万小学生因家庭贫困交不起四五十元的书杂费而失学。
1986年，徐永光曾在广西柳州地区进行了两个月的调查，他发现，“金秀瑶族自治县共和村，全村人口2000多人，解放后没有出过一名初中生，250名学生中，小学一年级学生71名，五年级7名，辍学率达90%以上。”
1989年初春，已经请辞团中央组织部长的徐永光和几位志同道合者在办公室里畅想基金会的发展方向。大瑶山孩子渴望读书的眼睛在他脑海中闪现，希望工程的灵感跃然而出。
公益事业有三个最佳选择：贫困、儿童、教育。希望工程将这三个点捆到一起，一诞生就得到了意想不到的关注。汇款单如雪花从海内外飞来，到1994年，中国青基会和省级青基会接受的捐款总额达到了3.85亿元，救助总规模达到了101.5万名，建希望小学的总数量达到了749所。这些数字，是基金会原计划的10倍、20倍。
超常规的发展，必然带来某些方面的失衡，比如，全国地县基金的数量难以控制，放任自流的现象已经出现。有些地县筹到钱后不报、不交，要留下自己用于希望工程；有些未经授权，就以希望工程名义接受捐款。
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树大招风，谤随名高。希望工程的捐款中，既有海外富豪百万千万元的投入，也有普通孩子几元几角的压岁钱。由于这样的规模和影响，整个社会都不允许希望工程有任何污点。因此，1994年1月21日，当香港一家名为《壹周刊》的杂志以“千里追寻七千万元下落，希望工程善款失踪”为封面标题，说希望工程“数千万拨款不知去向”、“穷人读破校”、“掠水现象到处都有”、“港人捐钱无资料”时，善良的捐款人震惊了。
《壹周刊》的文章造成中国青基会和希望工程名誉的极大损失。据统计，在文章发表之前的25个月内，来自香港的捐款每月平均达300多万港元，之后的数月内，每月仅有十几万港元捐款。
“为了希望工程和青基会的荣誉，我们只有豁出去了，就是刀山也要上，就是油锅也要下。”徐永光咨询了律师的意见后，对同事说：“我们打官司！把官司打到他们家门口去！”
徐永光没有想到，这个官司，一打竟然打了6年。
在法律制度上，香港实施的是“英美法系”，内地实行的是“大陆法系”。由于是异地诉讼，徐永光和青基会毫无经验，加上《壹周刊》试图私下和解，其律师运用合理的法律程序设置障碍。对方提出一个证据需求，原告方就要经过6道环节当面呈交。开庭时间就这样一拖再拖。直到2000年3月13日，此案才得以开庭。
徐永光作为原诉方的第一证人接受了对方律师整整一天半的盘问。在2000年4月出版的《中国青基会通讯》上，徐永光在《庭审归来谈感受》一文中说，有一处“很险”：
大律师让我看一份1993年的希望工程公告，其中一项“1993年11月30日，希望工程接受捐款1亿零400万”，问我“是正确的吗”？我回答“正确”。他反复问了几次，我心里开始发毛，心想后面一定有个炸弹，不知何时引爆。在继续盘问中，我突然想起来：审计报告1993年12月31日的捐款数为1亿零100万，就是说时间多了一个月，钱还少了300万，这是怎么回事？我很紧张，幸好下午的盘问时间到，没有引爆。我舒了一口气，赶紧回去查个究竟。原来在发布公告时，财务没有经验，把非希望工程的捐款也统计进去了；而审计时则审查每一笔捐款的内容，减去了非希望工程捐款。第二天，大律师追问我这“300万”问题时，我不仅把来龙去脉解释清楚，还变被动为主动，阐明自己的观点。
官司最终因铁的事实和律师、证人等的出色表现而获得胜利。2000年6月20日，法官判《壹周刊》诽谤罪名成立，并赔偿青基会350万港元。这是当时香港诽谤诉讼史上赔偿额最高的案件。
凯旋而归的徐永光没有因此而轻松，他曾给希望工程概括了“八大隐患”：没有纳入统一管理的募捐“体外循环”；借希望工程之名搞非法牟利的“假名营私”；不按管理规范办事、另搞一套的“体制摩擦”；法律、政策不完善带来的“制度风险”；实施机构自己的“管理疏误”；个别不负责任媒体的“中伤毁誉”；外界以偏概全的“失准评判”；道德风险导致的“自砸招牌”。
“这八大隐患像幽灵一样徘徊在希望工程的身边，每一个隐患的恶性发作都可能带来灭顶之灾。而另一方面，公众要求我们万无一失，这使得我们犹如在天堂和地狱之间走钢丝，每日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战战兢兢，惶惶不可终日。”
2002年，《南方周末》准备在3月21日的报纸上刊登记者采写的调查徐永光的报道。这篇调查列举了徐永光挪用超过一个亿的捐款草率投资、放在私人名下炒股、指示下属做假账、为青基会少数领导“谋取”第二套住房、在香港设有“秘密账户”等“十大罪状”。
然而，3月20日晚上，南方日报报业集团和南方周末报社通知全国十余印点停止印刷，撤换新版。
需要说明的是，这个调查中，没有徐永光本人的声音。
这次“舞弊报道”风波，又将徐永光推入“黑幕”。
时隔5年，徐永光对此事表现得十分坦然。“我想得很明白。南怀瑾先生早在十几年前就告诫我：‘永光，你要记住一句话，谤随名高。’做这么大的事情，承受这些算不了什么，心底无私天地宽嘛。”
实际上，此时对徐永光困扰最大的，不是此类“中伤毁誉”，而是民间组织的法律制度不完善所带来的“制度风险”。从1988年国务院《基金会管理办法》颁布实施直到2004年执行新的《基金会管理条例》，我国基金会一直处于“零成本”运作状态。《办法》规定“基金会工作人员的工资和办公费用，在基金利息等收入中开支”，这意味着基金会不能从捐款中列支工作成本。
“我们只能打捐款收支的时间差，去搞投资增值。”
从整体上看，青基会的投资是盈利而不是亏损的。审计结果表明，到2002年底，中国青基会的增值扣除亏损部分，净收益是7400多万。“正是这些纯收益，支撑了希望工程10多年的运行。世界上哪个非营利组织能够‘零成本’运行如此？”说到此，徐永光有些愤愤不平。
“投资项目里确实有失误的，对此，我需要承担决策责任。但是，我个人的自律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假设我有过一分钱的不检点，今天也不可能在这儿和你聊天了。”
“希望工程”类的神话和徐永光式的英雄传奇不会再有了。因为，法制在健全，公益文化正在规范，所有的公益领袖都将回到制度之内，要么决策，要么执行，他们只能是“机构治理”中的一部分。
“物有本末，事有始终。”到2005年国家的“两免一补”政策全面实施的时候，徐永光最初要让农村穷孩子读得起书的愿望完全实现，他的希望工程的使命已经结束了。
而此时的青基会，已经建立起一套比较完整的管理体系，培养了一批成熟的专业人才。
“青基会有没有我都无所谓了，我再做其实也是浪费。”受《道德经》“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的影响，徐永光萌生了退意，相继辞去了秘书长和常务副理事长的职务。
2005年初，受中华慈善总会会长范宝俊的邀请，徐永光出任中华慈善总会副会长。
这一年，民政部部长李学举提出要召开“中华慈善大会”，徐永光任大会组委会秘书长。他急切地想让草根组织登堂入室，在他推动下100多位草根组织代表应邀参会，一批草根组织代表获得中华慈善奖的殊荣。徐永光自己也被最基层的这些民间公益组织朋友们的精神感动得难以自已，也为他们的困难和艰辛忧虑万分。他写过一篇《非公募基金会，背负中国第三部门的希望》的文章，现在他想自己试试了。
中华慈善大会一结束，徐永光就向范宝俊会长提出辞职，理由是：“我的心野了，收不回来。”
想起那段短暂的经历，徐永光半开玩笑地说：“我这个人，一直是有九分能力只做七分的事情。只有这一次，我的能力小于我希望推动的事情。于是，马上知难而退。”
《易经》中有一句话：“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徐永光深谙此道，总能把理想主义的激情和脚踏实地的务实结合得恰到好处。
今年3月，两会期间，胡锦涛总书记参加政协工青妇三个团体的联组讨论。小组安排的9名委员发言后，还余半个小时，主持人宣布：“现在自由发言。”全场一片沸腾，委员们举手一片。徐永光的座位比较靠后，等主持人点是没戏了。于是也顾不得斯文，跑出座位一把抢到了话筒，向总书记建言应该发挥民间组织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作用，还列举了民间组织登记难的问题。
该低调时低调，该张扬时张扬，该进则进，该退就退，这就是徐永光，决不含糊。
2006年，徐永光似乎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了。直到2007年2月4日，他以南都公益基金会筹办人的身份露面中央电视台《春暖2007爱心总动员》，并宣布出资千万元支持农民工子女教育。
顷刻，他的短信爆棚了，有人称他是凤凰涅盘，有人打听“南都公益基金会”的出资人是谁。
实际上，这个基金会将由南都集团出资1亿元人民币注册。该集团董事长周庆治曾在浙江省委工作，是徐永光的同乡兼朋友。18年前，他俩几乎同时下海，一个经商，一个做公益，如今做生意的把生意做大了，办公益的也把公益办出了名堂，两人又走到一起关注第二代移民的教育。
南都公益基金会从2006年年初开始酝酿。当年2月，徐、周讨论了《南都基金会设立计划书》，提出“2006年3-4月向民政部递交注册申请，2006年6月机构挂牌”。但是到2007年5月11日，他们才收到《南都公益基金会设立登记的批复》。
“基金会审批历时1年，与预期的时间相去甚远”，徐永光说，“这个过程，应了好事多磨这句老话。”
虽然“多磨”，“省惯了”的徐永光和筹备组却一直努力节俭办事。一年多来，筹备组业务招待费一项共支出7600多元，每月不到600元。有一次，理事长何伟到民政部签备忘录，基金会工作人员花费600元安排了一桌饭菜。徐永光当着理事长面批评他们：“理事长又不是外人，点那么多菜干嘛！”
南都基金会的运作模式与国际著名的大基金会有诸多相似之处，比如，福特基金会通过一个投资组合来实现基金会的增值，南都基金会在理事会下面也设立了一个投资委员会，“这个做法将为国内基金会的投资探出一条路子。”
在“花钱”方面，南都基金会和福特、盖茨基金会一样，定位为资金提供者。“南都基金会锁定农民工子女教育，80%的支出用于这个领域，我们进行项目招标。”徐永光说，南都基金年会只有五六人管理项目，但是一年下来，“起码有十倍或更多的人来花这些钱做事。”
“支持民间组织”也是南都基金会的一个使命。“这样不仅让优秀的民间组织有钱做事，还能使资金的效率达到最大化。有人可能想不通，我们有这么多钱，干嘛要给别人花？我们自己养得起几十个人啊！但是自己养人干活，一定是低效的。”
8月9日，刚刚立秋的北京迎来了热情万丈的艳阳。正在开“新公民学校发展中心理事会”的南都基金会迎来了一位重要的客人——民政部部长李学举。
李学举是徐永光在团中央时的领导，后来李学举到民政部任职，徐永光办了中国青基会。
“各奔前程”19年后，两位老同事又“殊途同归”走到了一起。这次李学举还是徐永光的领导，代表业务主管单位对南都基金会表示支持，提出希望。满头银发的李学举与会议室中的专家志愿者们一一握手致谢，语重心长地说，保障农民工孩子受教育的权利是政府的责任，但是从他从事政府工作多年的经验来看，政府做不到“包打天下”，人手也不够，所以南都基金会实施新公民计划、捐建新公民学校，关爱农民工子女的成长，意义非凡。
李学举肯定了南都基金会成立以后的工作，认为非常规范、民主、透明，高效。希望它在非公募基金会类型的民间组织中，能够起到典型、示范、榜样的作用，树起一面旗帜，促进民间组织特别是基金会事业的发展。

H. 个人组织募捐犯法吗

【法律解读】2008年4月民政部发布的《救灾捐赠管理办法》，明确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接受救灾捐赠款物，根据工作需要可以指定社会捐助接收机构、具有救灾宗旨的公益性民间组织实施。

一般正规的捐赠活动都坚持自愿、无偿、量力而行的原则，指定县级以上民政部门具体组织实施和接受捐赠。市直单位的捐助由市慈善总会负责接收并出具接收手续，其他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接受捐赠，更不得上门强行募捐。

民政局希望并鼓励广大市民积极参与“送温暖、献爱心”社会捐赠活动，在非法募集方面鼓励市民发现借机设立虚假账号诈骗敛财、强行募捐的，及时向市民政部门举报。

个人求助行为不属于公募：

南都公益基金会副秘书长从基金会的角度来看，只有公募基金会或等同于公募基金会管理的公益慈善组织才拥有公募资格，个人肯定没有公募资格。对于公募行为，按照法律规定一是《基金会管理条例》允许公募基金会在其宗旨和业务范围内面向社会公开募捐；二是发生符合启动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二级响应(含)以上的灾害时，可以视情况由民政部门报请国务院批准后发动社会募捐。张尚武公开自己的账号，接受公众汇款不属于《公益事业捐赠法》规定的募捐行为，可以定义为一种私人的赠与。其他主体面向社会募捐并没有法律依据。与之类似，现实生活中为自己募捐的行为很多，比如说在网上发求助信为自己的孩子募钱，如果别人愿意给钱，应该属于私人之间的赠与，这是一种性质。另外一个就是为他人募捐，在网上为他人募捐有一种类似公募的行为，你要向别人交代是为谁募款，募集的善款用于何处，其实和很多机构的公募行为是差不多的。如果从捐赠者的角度来看，是不能这样来做的，由于没有人监管、不透明，很容易出问题。所以对于募捐行为首先要有募捐资质，然后去相关部门报批，包括要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做什么募款行为、募得善款如何使用都要有明确的说明。

另外，对于乞讨和个人的求助行为与募捐的性质是不一样的，与公募组织的募款也是不同的。对于公募应该如何来做，还没有国家层面的相关法规，地方上江苏已经开始了尝试。例如于2010年5月1日开始实施的《江苏省慈善事业促进条例》就明确规定慈善主体共三类，一是慈善组织；二是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可以开展慈善募捐活动的组织；三是为帮助特定对象，在本单位或者本社区等特定范围内开展互助性募捐活动的单位或个人。

I. 南都公益基金会是民间非营利组织吗

应该是吧

J. 徐永光的个人履历

1986年任团中央组织部部长；1989年3月任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秘书长并创建希望工程；专2005年任属中华慈善总会副会长、中华慈善大会组委会副主任兼秘书长；2007年5月任南都公益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2011年任南都公益基金会理事长。潜心中国NGO事业20年，在非营利组织管理和研究领域有重要建树，主编《中国第三部门研究丛书》，著有《叩问天人之际—徐永光说希望工程》。南都公益基金会以“支持民间公益”为宗旨，关注转型期的中国社会问题，其实施的旨在改善农民工子女成长环境的新公民计划，被誉为徐永光的第二个希望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