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金会定义

① 社区如何发挥社会组织作用

1.整合社会资源，为提供社区居民更好公共服务。以社区居民实际需求为取向，社区社会组织发挥自身的人才、资源等优势来满足社区居民多样化的服务需求。

2.社区服务对象，以福利性服务的“老、残、孤、困、优抚”社会救助对象为重点，逐步拓展到共享福利性、公益性、社会性多层次服务的全体居民。

3.参与社区建设，为拓宽社区建设资金投入渠道。社区建设标准的高低，取决于政府财力的投入。由于政府财力有限，这些社会组织的涌现吸引了许多社会资金投入社区，回报社会、服务社会，积极参与社区建设和发展，优势互补，资源共享，从而拓宽了社区建设资金的资源。

4.社区建设的一个首要任务是推进城市精神文明建设。这些社区社会组织，尤其是如老年协会、群众文化团队、志愿者协会、康复协会等组织具有民间性、自发性的特点，以共同的兴趣爱好为纽带。

(1)基金会定义扩展阅读：

社区是若干社会群体或社会组织聚集在某一个领域里所形成的一个生活上相互关联的大集体，是社会有机体最基本的内容，是宏观社会的缩影。

社会学家给社区下出的定义有140多种，社区是具有某种互动关系的和共同文化维系力的，在一定领域内相互关联的人群形成的共同体及其活动区域。

尽管社会学家对社区下的定义各不相同，在构成社区的基本要素上认识还是基本一致的，普遍认为一个社区应该包括一定数量的人口、一定范围的地域、一定规模的设施、一定特征的文化、一定类型的组织。社区就是这样一个聚居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的人们所组成的社会生活共同体。

社区工作需要每一个居民的共同参与，需要社区基层党组织的正确引导，宣传主流思想，凝聚民心、多措并举，基层党组织必须自身过硬，才能发挥核心作用，促进和谐社区的建设。

充分调动社区党员干部的工作积极性，打造一支政治素质优、业务能力强、服务群众好的社区党员干部队伍。经常组织学习、业务培训，提升社区党员干部业务知识、素质能力。切实用知识武装自己，提高自己，做到学以致用，用以促学，为居民提供更优质的服务。

② 区块链项目注册新加坡基金会出局token非证券化法律意见书的意义

证券型Token是各国监管的重点。一旦Token被认定为证券型， 与之相关的区块链项目的合规性要求就会被提高，比如需要取得相应的金融牌照，通过所在国监管机构的审批，接受监管部门的监管等等。相较于证券型Token，非证券化Token发行比较容易易，面临的监管也较少。因此，区块链项目发行Token时，由律师事务所出具Token非证券化的法律意见对整个项目的正常推进有着重要意义。

目前，新加坡的主流数字货币交易所为规避自身的风险，大多 要求项目方提供Token非证券化的法律律意见书。

以本司操作过的区块链项目新加坡律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为例， 主要从Token本身和Token持有人权益两方面来阐述Token不属于SFA定义的资本市场产品。

在新加坡进行区块链项目的主要流程：

一、注册新加坡公众非盈利基金会

因为区块链的业务性质使然，所以在新加坡进行项目的企业都是注册公众非盈利基金会，也更有说服力；注册新加坡基金会需要的资料有：

1、基金会名称：英文名（结尾为FOUNDATION LTD.)

2、需要3名董事成员身份证（一名新加坡国籍成员由卓志提供，另外两名自行提供）

3、经营范围：62019 Development of other software and programming activities n.e.c.

62022 Software consultancy

4、注册资本：不用验资，最低1新币，无最高上限。

5、公司秘书（卓志担任持牌秘书）

6、新加坡注册地址（卓志提供）

7、注册时间：10到25个工作日

二、出具token非证券法律意见书

前面已经提到法律意见书的作用，出具法律意见书不仅需要基金会的文件，也需要项目的白皮书提供给律师，来进行修改，使其符合新加坡现行的法律法规。

③ 民间组织促进会的定义是非营利的吗社会团体、基金会和民办非企业单位都是非盈利的吗

非营利抄机构的定义并不是说这个机构没有任何的收入，或者这个机构的财务上必须要支出大于收入，才叫做非盈利机构。非盈利，指的是“不以营利为目的”，考察的是它的收入是如何来的、用到哪去了（如果是NGO还要考察它与政府的关系如何）。
“民间组织促进会”前身是一个科研社团，如果网上的资料属实，那么它应该是非营利机构。简单理解，它的工作领域就是帮助催化民间组织更快更好的发展。

④ 三马是指什么

三马指的是马云，马化腾。马明哲。说到姓马的有钱人，很多人应该都会想到马云，其实除了马云，在商界还有二马也是非常厉害的，他们就是平安的马明哲和腾讯的马化腾，相信大家对于马云和马化腾应该非常熟悉了，然而对于马明哲可能会比较陌生点。

虽然马明哲的名气没有马云和马化腾大，如今已经是互联网趋势，如果你不甘于平凡，想赚钱，想成功，想改变自己，没有方向，请加上微T666然后999连起来，教你如何借助互联网趋势在家轻松赚钱但是马明哲的吸金能力丝毫不低于其他两人。在“三马”中，其实最赚钱的是马明哲。

现在中国平安在保险行业发展的非常好，很多人都选择了中国平安的寿险和车险以及各种理财险，而且中国平安涉及的业务广，运作方式也多，遵循着把鸡蛋放在不同的篮子里的原则。

中国平安发布了2019年的全年业绩报告，从报告看，在同行中它遥遥领先，公司全年归属于母公司的营运利润高达1329.55亿元，同比上一年增长18.1%。其中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494.07亿元，同比大涨39.1%。

截止到2019年年末，它的总资产已经高达8.22万亿元。而阿里巴巴在此前发布了2019年的业绩报告显示，阿里巴巴全年实现营收3768.44亿元，同比上一年大涨51%。目前腾讯还没有发布2019年全年的营业财报，但是从腾讯发布的第三季度财报来看，第三季度收入972.36亿元同比增长21%，净利润有203.82亿元，同比下降了13%。一对比，很明显马明哲的中国平安更加赚钱，然而大家对马明哲的骂声也最多。

这主要是因为保险这个行业的制度还不够完善，很多业务员专业能力不强，为了将保险推给客户，没有从客户的角度考虑，也没有将保险的利弊介绍清楚，因此很多人觉得保险就是“骗人”的。

⑤ 什么是基础学科专业

“基础学科” 在学术文献中的解释：
1、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在财源调查时专对基础学科属的定义是：基础学科的研究目的是获取被研究主体全面的知识和理解而不是去研究该主体的实际应用;
2、所谓基础学科，是指研究社会基本发展规律，提供人类生存与发展基本知识的学科，一般多为传统学科，如哲学、科社、历史、文学等。基础学科，特别是其中的人文学科，很难具备直接创造经济效益的条件;
3、以前的基础学科主要是指素描、色彩、泥塑等，而艺术空间的拓展给当代学院教学带来很多变化，影像、自由绘画、综合材料等等也正在作为基础学科引入,逐渐打破各种固有思想的制约。
七大基础学科依次为数学、逻辑学、天文学和天体物理学、地球科学和空间科学、物理学、化学、生命科学。应用型学科都是在基础学科上的衍生学科。

⑥ 大数据分析一般用什么工具呢

虽然数据分析的工具千万种，综合起来万变不离其宗。无非是数据获取、数据存储、数据管理、数据计算、数据分析、数据展示等几个方面。而SAS、R、SPSS、python、excel是被提到频率最高的数据分析工具。

• Python

Python，是一种面向对象、解释型计算机程序设计语言。Python语法简洁而清晰，具有丰富和强大的类库。它常被昵称为胶水语言，能够把用其他语言制作的各种模块（尤其是C/C++）很轻松地联结在一起。

常见的一种应用情形是，使用Python快速生成程序的原型（有时甚至是程序的最终界面），然后对其中有特别要求的部分，用更合适的语言改写，比如3D游戏中的图形渲染模块，性能要求特别高，就可以用C/C++重写，而后封装为Python可以调用的扩展类库。需要注意的是在您使用扩展类库时可能需要考虑平台问题，某些可能不提供跨平台的实现。

• R软件

R是一套完整的数据处理、计算和制图软件系统。它可以提供一些集成的统计工具，但更大量的是它提供各种数学计算、统计计算的函数，从而使使用者能灵活机动的进行数据分析，甚至创造出符合需要的新的统计计算方法。

• SPSS

SPSS是世界上最早的统计分析软件，具有完整的数据输入、编辑、统计分析、报表、图形制作等功能，能够读取及输出多种格式的文件。

• Excel

可以进行各种数据的处理、统计分析和辅助决策操作，广泛地应用于管理、统计财经、金融等众多领域。


• SAS软件

SAS把数据存取、管理、分析和展现有机地融为一体。提供了从基本统计数的计算到各种试验设计的方差分析，相关回归分析以及多变数分析的多种统计分析过程，几乎囊括了所有最新分析方法，其分析技术先进，可靠。分析方法的实现通过过程调用完成。许多过程同时提供了多种算法和选项。

⑦ 请问从那里可以得到《美国基金会研究》这本书

中国非营利组织：定义、发展与政策建议

王 名 贾西津

一、非营利组织的定义与分类

讨论“非营利组织”问题，首先面对的是对这一词汇的定义及相关的分类问题。这两个方面又都容易引起歧义，故这里首先分别作较详细的阐释。

1.非营利组织的定义

非营利组织是英文non-profit organization(NPO)的中译，一般认为现代意义上的非营利组织出现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1]。与非营利组织类似的词汇还有“非政府组织”(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公民社会组织”(civil society organization)、“第三部门”(third sector)等。1998年国务院将设于民政部的原社会团体管理局改为民间组织管理局，“民间组织”一词从此作为“非营利组织”的中国官方用语开始被正式使用[2]。这些词汇的含义大同小异，这里不作深入探讨，本文所称“非营利组织”，在一定意义上和上述词汇是相通的，可互换使用。

那么，如何理解非营利组织呢?国际社会对这种社会组织的关注大致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开始有学者关注中国的类似组织。关于非营利组织的定义，较为流行的是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莱斯特 · 萨拉蒙(Lester Salamon)教授提出的所谓五特征法，即将具有以下5个特征的组织界定为非营利组织：(1)组织性；(2)非政府性；(3)非营利性；(4)自治性；(5)志愿性。这一定义被用于萨拉蒙教授主持的对全球42个国家非营利组织开展的国际比较研究项目，后来常为人们所引用。在这一定义的5个特性中，非政府性和非营利性被公认为是非营利组织的基本特征，组织性被视为一个不言而喻的前提，但对非营利组织的其他特征，有人针对不同国家、地区的情况提出了修正。

日本的重富真一提出结合亚洲国家的国情，可将上述定义修正为如下6个条件：(1)非政府性；(2)非营利性；(3)自发性；(4)持续性/形式性；(5)利他性；(6)慈善性[3]。他强调亚洲的多数国家属发展中国家，从经济上和社会上救助弱势群体是非营利组织存在和发展的特殊背景，因而应将利他性作为一个重要指标，以区别那些以相互扶助为目的的社区非营利组织；进一步来看，具有利他目的的非营利组织，其开展活动的主要资金不能来自受益者，而应主要来源于社会捐赠和受益者之外的其他主体，换言之，是否非政府组织的另一个重要标准，是看其资金是否来自向受益者收费之外的其他来源，即慈善性。重富真一的标准比流行的非营利组织定义严格，突出了发展中国家非营利组织扶助救济的重要属性。

在我国，完全符合西方标准的非营利组织几乎不存在。但又确实存在一些从行为和运作机制上不同于政府又不同于企业的社会组织，因而中国学者大多更倾向于从推动和促进非营利部门的发展的角度出发，不将定义限制得过于严格。比如康晓光认为，只要是依法注册的正式组织，从事非营利性活动，满足志愿性和公益性要求，具有不同程度的独立性和自治性，即可称为“中国的非政府组织”。[4]

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国际上，非营利组织都并非是一个具有明确内涵和外延的术语，各个国家和地区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有不同的侧重，但这一概念总体上强调的是类似的属性，即指独立于政府和企业之外的社会组织，从这个意义上非政府组织被称之为区别于政府与企业的“第三部门”。

基于上述认识，我们提出，在观察中国的非政府组织时需要注意如下三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法律地位与实际属性不完全对等。在中国，与萨拉蒙的定义最为接近的法律实体，是在各级民政部门登记注册、并为《民法通则》所承认的社会团体，以及按照有关行政法规所定义的民办非企业单位。[5]但它们并不代表中国非营利组织的全部，也称不上是典型。这主要与中国民间组织在双重管理体制下的登记困境和税收法律体系不完善造成的公益不足相关。如一些从事非营利公益活动的组织不得不以企业法人的身份存在，而一些营利性的培训机构等也登记为民办非企业单位，在名义上成为非营利组织。同时，社会团体大多缺乏“独立性”和“自治性”，而许多未经注册的组织却在不同程度上合乎非营利组织的定义。在国外，非营利组织的法律地位一般依据税收情况确定，如美国非营利机构在国税局申请，大量基层组织并未经过国税局登记而存在，虽不享有免税待遇但具有合法地位；日本除正式登记为NPO法人之外，存在大量的任意团体；我国台湾地区也存在许多合法的“非法人”非营利组织。

第二，处于转型中的事业单位可以被纳入观察视野。由于计划经济下的政企合一、政社合一，中国在改革开放前不仅缺乏独立于政府运作的民间组织，甚至连真正意义上的企业也不存在，有的只是国家概念下的“单位”。[6]随着市场经济的发育，这些“单位”逐渐分化成为市场体系中不同运作机制的部门。事业单位正处在转型的时期，一部分已经相对独立出来，成为具有一定自治性的实体，更多的还在转化的过程中。而从发展的角度看，事业单位今后必将趋于分化，除少量重要者由国家财政支持成为国立的非营利机构，大量的事业单位或者转化为市场经济中独立运作的经济实体，即企业，或者成为社会中自治性的非政府组织。如目前医院的非营利、非营利性分类管理已经实施，体现了卫生事业单位转型的思路。

第三，政治性自治组织属于广义的非政府组织概念。萨拉蒙在其早期研究中，对非政府组织的界定还有“非政治性”和“非宗教性”的限制，但后来特意去掉了这两个条件，扩大了非政府组织的范围。有人认为在中国村民自治过程中产生的村民自治组织(村委会)以及社区建设中出现的社区自治组织(居民委员会)，也应被包括在非政府组织的概念中[7]。我们认为，在广义上，村委会和居民委员会也合乎非政府组织的属性，但其产生背景较特殊，且是一个数量众多的同质群体，因此在研究时需要将其与一般意义上的非营利组织区分开来。

概而言之，我们认为，定义中国非营利组织需要满足的基本条件是：不以营利为目的且具有正式的组织形式、属于非政府体系的社会组织，它们具有一定的自治性、志愿性、公益性或互益性，但并非面面俱到，需要客观而动态地加以观察和理解。在当前这样一个处于转型时期的历史条件下，较宽泛的界定标准将有利于更好地推动相关社会组织的发展。当然，进行科学的分析、研究和管理，应当细致分类，以便针对各种类型的非营利组织按其特性区别对待。真正较严格地满足上述组织性、非政府性、非营利性、自治性、志愿性的组织，可理解为狭义的或典型的非营利组织。

2.中国非营利组织的分类体系

目前，中国尚没有一个明确的非营利组织分类标准。现行法规体系中只将其划分为“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这对于完善税收与管理体系显然不利。从长远看，美国的做法值得借鉴。在美国，只为会员服务的互益型组织虽可享受免税待遇，但接受捐赠时要计算所得税；只有那些为公民服务的公益型组织不仅享受免税待遇，且其接受捐赠时会得到优惠的扣税待遇。参照这一思路，可将中国现阶段的非营利组织大体上分为会员制互益型组织、会员制公益型组织、运作型组织和实体型社会服务机构等，其中各种类型下还可以再作细分。另外，人民团体、未登记或转登记团体(如在工商部门登记的非营利性团体)，都可依照其组成分别划入这些组织形式中。值得一提的是国有事业单位，它们是使用国有资产举办的从事各种非营利性活动的组织，其中包括各种国有的医院、学校、剧团、养老院、研究所、中心、图书馆、美术馆等等，这类事业单位在登记管理上属中央编制办。许多事业单位目前正处在一个转型过程，部分也将逐渐分化成不同形式的非政府组织。图1概括了中国现有的各种主要的非政府组织。

图1 中国非营利组织基本分类

与现有法规框架下的分类标准相比，上述分类体系突出了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以公益性和互益性作为基本区分标准。“公益”是指社会上不特定多数人的利益(或社会全体的利益)，“互益”是指某一特定群体内的互助性利益。将单纯互助性的社团与公益性社团区别开来有利于税收政策的制定。这里侧重说明一下互益型组织，它们存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不同方面，最主要有两个方面，即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存在于经济领域里的互益型组织，包括我们通常所说的行业协会、商会、职业团体、工会等，其共有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它们的活动和企业等营利组织密切联系在一起，是市场经济存在和发展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在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这类组织通常被称之为“经济团体”、“产业团体”、“劳工组织”等，而区别于通常所说的社团。我们称之为经济性团体，由于其与市场经济结合最紧密，在运作机制、管理方法上都有别于其他类型的团体。互益型组织的另一类是社会性团体，如各种学会、同学会、联谊会、兴趣团体等，较为集中地体现了非营利组织的基本属性。

第二，将基金会单独列出。目前我国的法规体系中将基金会同其他会员制社团统一归为社会团体，而实际上基金会与会员制社会团体的组织性质与运作模式均有很大不同，将会员制组织与运作型基金会区分是当今世界常见的做法，如我国台湾地区分别用公益社团法人和公益财团法人来规范社会团体和基金会。基金会又按照资金运营方式分为自行运营资金的“运作型基金会(Operating foundation)”和专门用于资助的“资助型基金会(Grant-making foundation)”。

第三，将实体型社会服务机构进一步细分。由于学校和医院在满足公益需求中的特殊性和专业属性，一般均被单独列出，并通过特别立法加以规范，如日本的“特殊法人”(学校法人和医疗法人)等。这类组织因其实体性和服务性的特点，通常不列入所谓狭义非营利组织的范畴。在我国，现行法规中只有1998年公布的《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能够对这类组织加以规范，但即使按照上述条例等级确认以后，也因没有明确的法人地位而在税收上难以定性。因此，我们主张：将非营利医院和非营利学校单独列出实行特殊政策。

第四，给各种非营利组织以更大的法律生存空间。如“未登记或转登记团体”，其中大量的是因找不到业务主管单位，无法去民政部注册登记，它们采取多种变通的方式以便生存和活动，包括注册为工商企业等。对于这类组织，不应一概视为“非法”而加以取缔，应依照法律允许它们生存和开展必要的活动。

二、中国非营利组织的发展与特征

1.中国非营利组织的发展机遇

截至2001年底，民政部登记的全国各类社会团体12.9万个，重新登记确认的民办非企业单位8.2万家。[8]中国的非营利组织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得到了迅速的发展，这种状况体现了非营利组织面临的许多有利的发展机遇，主要包括如下6个方面：

第一，始于1978年的经济体制改革为中国非营利组织的发展带来了生存空间。经济体制改革释放了蕴涵在中国社会各个层面的巨大的能量和多样化的需求，原有的政治化、行政化、一体化的社会走向了开放化、市场化和多元化。20多年的经济体制改革已经形成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为整个社会走向自我服务、自我管理的多元治理模式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二，逐步走向深入的政府改革将为中国非营利组织的发展提供更为广阔的空间。政府改革在90年代通过以“小政府、大社会”为目标的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为非营利组织的发展提供了很大的社会需求和相应的部分资源，政府改革的深化将会进一步触动原有单位体制的核心，政府将从更多的直接控制的领域退出来，将更多更具体的职能转移给包括非营利组织在内的社会中介组织，地方政府创新将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继续推进，加速整个社会的民主化和多元化进程，这一切都将大力推动中国非营利组织的发展。

第三，随着现行法律法规的改善，一个法制化的外部环境正在逐步形成。对非营利组织来说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十多年来中国政府正在探索一条走向分类管理和逐步实现法制化的道路，1988年和 1989年，国务院先后发布了《基金会管理办法》和《外国商会管理暂行规定》，1989年10月又发布了《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1998年10月，国务院在对原有条例作了大幅度修订的基础上颁布了新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同时发布《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 1999年8月，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关非营利组织的专门法案《公益事业捐赠法》出台。目前，重新修订的有关基金会登记管理和海外驻华民间组织登记管理方面的行政法规，也有望在近期内出台。同时，要求从法律上明确定位民间组织的修改民法或制定基本法的呼声也越来越高，地方政府在这方面的创新之举[9]则推动着整个法律政策环境的不断改善。

第四，随着市场经济走向成熟，社会转型和多元化的趋势愈渐明朗。市场经济的发展使社会趋向多元化，政府不再是社会公共事务的唯一主宰，单位制度在逐渐瓦解；以基层政权选举为代表的政治民主化正在稳步推进。改革开放以来非营利组织的发展尽管起步较晚，但它们在环境保护、扶贫开发、社会服务等诸多领域，已经积极介入并在其中发挥有效的作用。随着社会转型的进一步展开，自上而下的改革探索和自下而上的参与冲动推动着中国非营利组织越来越多地介入到各种社会事务及其决策过程中，并在其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第五，加入世贸为中国非营利组织的发展带来机遇和挑战。加入世贸对政府、企业和非营利组织有程度不同的影响。对非营利组织来说，主要的机遇是拓宽了国际视野并打开了争取更多外部资源的可能性，同时政府职能转变的步伐加快了非营利组织与政府之间走向联合与合作的过程；中国非营利组织面临的主要挑战是：来自海外的竞争者出现了，对专业化能力的要求提高，必须适应国际惯例和参与国际竞争的转型需要，加强自身能力建设和走向彼此联合与互律等等。

第六，在经济市场化和社会多元化的进程中，公民参与的热情越来越高，公民自由、自主、自治和志愿服务的意识逐步培养和觉醒起来。中国自古有着社会自组织和自愿结社的传统，随着经济和社会的改革，随着政府逐步退出许多社会控制领域，自上而下的人为的行政限制越来越少，公民通过各种形式参与经济、社会乃至政治过程的机会越来越多、热情越来越高，在这个过程中人们的自由权力得到认同，自主精神得到倡扬，自治机制得到培育，志愿服务的社会风尚逐渐形成，推动着整个社会资本的建设，从而为中国非营利组织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文化基础。

总之，在转型时期，中国非营利组织的发展面对的经济、社会、制度、文化、国际等各方面的环境都是富有挑战性的，也充满了机遇；反过来，非营利组织的发展又将成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社会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助推器。

2.中国非营利组织发展的特征

回顾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非营利组织发展所走过的道路，可以清晰地看到：随着政府改革和市场经济的推进，非营利组织越来越成为解决许多社会问题时必不可少的组织机制，无论政府也好，公众也好，乃至企业等市场力量，都在推进以非营利组织为主体的公民社会的形成。

但是，分析一下就会发现，在改革开放以后发展起来的中国非营利组织中，有两种来源不同的类型，一种是被称为自上而下的非营利组织，它们与政府改革相关联，在相当程度上是政府改革和政府职能社会化的产物，因此他们的主要的社会资源包括人、财、物、信息、管理和相应的组织资源等，主要来自党和政府的相关机构等受权力控制的垄断领域；另一种是被称为自下而上的非营利组织，他们与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与之相关联的经济、社会民主化进程有关，是公民有组织地参与经济过程、社会过程乃至政治过程的产物，所以他们主要的社会资源包括人、财、物、信息、管理和相应的组织资源等，主要来自市场、社会、海外等开放的竞争世界。这样两种截然不同的资源来源及其所形成的非营利组织，体现了转型时期中国公民社会的两条不同的发展道路。

第一条道路可称之为“自上而下的自治化道路”，其基础在于政府改革和由此带来的政府职能的社会化，表现为：在政府周延出现一大批不以党政面目出现的机构，它们通常登记为独立的法人，往往行使着原由党政机构承担的职能。主要包括三种形式：一是补充形式，即在外交、农业、环保等一些政策领域，主要作为相关公共政策的补充形式发挥作用；二是协调形式，即在如冶金、纺织等一些行业管理领域，主要作为政府对相关行业进行管理的协调形式发挥作用；三是执行形式，即在如妇女、劳工、残疾人等一些社会政策和福利领域，主要作为政府特定方针和政策的执行形式发挥作用。这条道路的基本特征是：具有转型时期典型的双重属性：一方面具有模拟政府的行政性或自上而下的官僚性，另一方面又具有逐步增强的自治性，以及基于不同利益形成的面向市场和社会的不断增长的自我意识、自我利益维护、自我主张、自主决策的冲动。这样双重属性形成两种相互对立的力量：回归政府的行政化倾向和走向民间的自治化倾向。前者表现为这类组织对于自上而下的各种资源，包括编制、预算、职能、地位等，有着依然强烈的执念，会在各种适当的场合努力靠近党政机关并积极谋求来自上面的庇护和特权；后者则表现为随着这类组织的成长，他们越来越感受到来自政府的干预过多及其严重的束缚，会积极谋求在资源配置上的自主权，并努力争取来自政府之外的各种有利的资源。

第二条道路可称之为“自下而上的自主化道路”，其基础在于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所带来的民主化和广泛的公民参与，表现为：在党政权力不及、政策失灵或者默许的边缘地带，往往依靠精英人物发起成立一定的组织(正式的或非正式的)，他们动员媒体和各种社会力量，利用来自民间的各种资源，瞄准一定的社会问题开展积极的活动。具体形式体现为8个方面：(1)出现一批拥有广泛群众基础的精英组织，如地球村、自然之友等；(2)出现如天则研究所、天恒可持续发展研究所、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等独立的思想库；(3)出现一批依托城市社区的志愿者组织；(4)出现一批依托大学、开展公益咨询的专家组织；(5)出现一批主要面向残疾人等特殊人群的福利组织；(6)出现以大学为背景、面向社会的大学生组织；(7)出现市场经济孕育的自发性行业组织；(8)出现深入农村基层的民众组织。这条道路的基本特征是：具有转型时期典型的多样性、自发性和随意性，具体表现为：活动领域及方式的多样性，组织管理及运作的自发性，制度设计及约束的随意性。这些特征制约着这类组织的发展，使其在组织的规模、绩效、影响、社会公信度等许多方面受到限制。

上述两种类型的组织和相应的两条道路，其实衬托出中国非营利组织的艰难处境及其还处在发展起步阶段的过渡性或转型期的特征：一方面，大量的非营利组织还很难真正成为独立于政府的自治组织，尤其进入法律登记体系的非营利组织，许多还保留着政府或事业单位的色彩；而一些具有独立性的社会自发组织，被排除在法律体系之外，生存空间受限。另一方面，管理和社会监督机制很不健全，存在较严重的非营利组织的营利行为，影响了非营利组织的社会公信度。

三、中国非营利组织发展困境的分析

尽管总的来看，非营利组织已经并正在成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一支重要力量，但就其能够和应当发挥的作用而言，中国非营利组织的发展是远远不够的。特别是和国外非营利组织的发展相比，和正在兴起并日趋完善的市场经济的发展相比，和改革开放中社会巨大变迁带来的需求相比，我国的非营利组织显得明显的先天弱质、后天困难。它们在获取和运用资源、协调关系、发挥作用等方面都不存在明显的优势。大多数非营利组织在政府规制和市场挤压下艰难寻求生存和发展之路，难以展现像我们在国外非营利组织身上看到的勃勃生机。调查显示，41.4％的非营利组织认为资金缺乏是他们面临的首要问题，其他相关的重要问题依次是：缺乏活动场所和办公设施 (11.7％)，缺乏人才(9.9％)，政府支持力度不够 (8.5％)，组织内部管理问题(7.5％)等。

具体来说，当前中国非营利组织存在的主要问题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资源不足。相当一部分非营利组织资金严重不足，无法开展正常的活动，其中有不少组织处在名存实亡的“休眠状态”；也有一些组织为了维持生存发展，在通过各种渠道开展与其自身业务不相干的经营性活动或者违法活动。在人力资源方面，绝大多数受到政府支持的自上而下的非营利组织中，基本的工作人员几乎都来自政府机构，其中有许多是从第一线退下来的离退休人员；很多自下而上的非营利组织则没有或几乎没有固定的人才渠道，定员和编制极为有限，主要依靠志愿者开展活动，这导致了普遍存在的制度不健全、管理不科学、家长制等问题。

第二，能力不足。资金、人才等资源不足之所以制约组织的发展，除了受到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制度环境与社会文化方面的限制之外，更重要的原因在于非营利组织自身的能力不足。这里所说的能力是综合来看的，包括一个组织的活动能力、管理能力、创新能力、扩张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等。中国的非营利组织一般来说规模比较小，资金筹措能力比较低，动员社会资源的能力也就比较弱，加上组织管理不规范、不透明、不民主，又缺乏评估和社会监督，使得它们难以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同和普遍的社会公信，不能发挥应有的积极作用。能力不足的背后是缺少具有创新能力的领导人。国内外无数成功的经验表明，优秀的领导人是非营利组织发展中至关重要的一个条件，但我国现行组织人事制度限制了优秀人才进入非营利组织，使得其中难以产生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优秀的领导人。

第三，缺乏自治。从前述非营利组织的五个特征属性看，无论非政府性、非营利性，还是自治性、志愿性或组织性，在中国的非营利组织身上都表现得不鲜明。究其原因，最根本的还在于缺乏自治。中国有相当一部分非营利组织是通过获取自上而下的资源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它们或者由各级党政机构所直接创办，或者本身就从党政机构转变过来，或者由原党政官员及与党政关系密切的知名人士所创办。这些组织，不仅其主要的资源来源于党政机关，且在观念上、组织上、职能上、活动方式上、管理体制上等各个方面，都严重依赖于政府，甚至依然作为政府的附属机构发挥作用。即使民间自发建立的非营利组织，由于要挂靠在业务主管单位上，也会受到政府各方面的限制和干涉。这种状态随着政府改革的进一步深入，不仅束缚了自身的手脚，也严重束缚了政府的手脚。解决这种政社不分的问题，需要实现体制的转变和观念上的革命，充分认识到非营利组织的性质、地位、作用，使其成为真正具有自主性的自治组织。

第四，发展不平衡。这表现在：中国非营利组织的发展在区域之间、城乡之间和不同领域之间，呈现巨大的差距。就区域不平衡来说，不仅东西相比西部发展严重不足，沿海和内地相比内地发展严重不足，而且同为东部和沿海，区域之间非营利组织的发展也有很大差距；就城乡不平衡来说，城市、特别是特大城市非营利组织发展得较快，开展的活动较为集中，社会对非营利组织的认知和公信度也较高，但是在中小城镇特别是广大的农村地区，除了扶贫开发的少数外来的非营利组织之外，真正当地的非营利组织很少，社会对这些组织的关注和支持也很少；就不同领域之间的不平衡来说，非营利组织在那些相对说来政策宽松、易于得到资源而进入门槛较低的领域已经开始出现低水平重复的现象，但那些存在大量社会问题、迫切需要公民参与的领域，包括一些重要的公共政策领域，如失业与就业、社会保障、劳工权益保护、国际区域冲突和外交等领域，却因种种原因极少有非营利组织进入。这对于非营利组织整体部门的发展无疑是一个很大的欠缺。

以上简要概括了中国非营利组织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这些问题并不是孤立的，不完全是由非营利组织自身的管理和能力建设不足所造成的。在这些问题的背后，是处在转型时期的整个中国社会。可以说，中国非营利组织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实际上是社会结构变迁的结果，反映了整个社会在转型过程中价值观念、治理模式与体制的根本转变。

第一，社会转型中基本价值与制度构建的双重缺陷。中国正处于经济体制转轨和社会转型的历史时期，相比社会经济的迅速变迁，制度和文化建设方面出现一定程度的空缺。对非营利组织的发展而言，首先面对的是来自现行法规和政策上的严格的制度限制。当前我国在民间组织管理上的基本特点是：门槛高、限制多、监管不力。现行的双重管理体制[10]、分级管理原则[11]和非竞争性原则[12]，都与传统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相关，它们设置了一个对于普通公民来说高得难以逾越的门槛，在相当程度上限制了非营利组织通过登记注册来获得合法地位。但是另一方面，一个组织一旦登记成立，除了象征性地接受财务管理方面的“年检”之外，没有任何日常性的评估和监督管理方面的制度约束，同时也难以落实有关公益事业的减免税待遇。其结果，使得整个第三部门内部良莠皆存，实际上损害了真正的公益组织。近来频频出现的公益腐败现象，包括挪用巨额善款进行非正常投资等问题，其根本原因也在于非营利组织管理上长期存在的制度缺陷。国外一般按照宗旨、收入分配及其开展的活动严格划分营利和非营利两种不同性质的组织，并对不同性质的非营利组织给以不同的税制待遇和相应的管理办法。国内则没有这样的区分和明确规定，比如把本来就包括营利和非营利两种类型的民办学校全部规定为非营利，对

⑧ 创立私募基金和公益基金的意义是什么

美国基金会中心给“基金会”定义是：“非政府的、非营利的自由资金，并自设董事会管理工作规划的组织，其创办的目的是支持或援助教育、社会、慈善、宗教或其他活动以服务于公共福利，主要途径是通过对其他非营利机构的赞助。”
资料显示，美国基金会中，独立的私人基金会约占85%，公司基金会约占5%，两项在数量和总资产上占90%以上，它们均属于我国意义上的“非公募基金会”一类；而面向公众筹款的社区基金会和运作型基金会的总数和资产加起来还不及10%，私人基金会占据着绝对领导地位。
美国基金会的影响决不止于美国，而是遍及全世界。

美国的私募基金会不仅在国内大唱主角，并且将影响扩大到全世界。图为2005年2月克林顿基金会与中国卫生部签订捐赠协议。

2007年7月10日，从太平洋彼岸美国传来喜讯，美国的黄汝斌基金会今年决定再捐资256万元支持广东省鹤山市龙口镇基础教育工作。
据悉，黄汝斌基金会是遵照祖籍龙口镇那白村的美籍侨胞黄汝斌先生生前遗嘱成立的。黄汝斌先生幼年随父母移民美国，后来回广州市中山中学读中学。1949年到美国谋生创业，经几十年拼搏，事业有成。黄先生立下遗嘱：一旦乘鹤仙去，便变卖旗下所有物业成立黄汝斌基金会，专门捐助祖国教育等公益事业。
事实上，早在改革开放以来，美国基金会已经悄然进入我国的各方面生活，特别是教育学术界，就某个项目向基金会申请资助已是司空见惯之事。除了华侨成立的私人基金会外，还有大型公司设立的非公募基金会，都已同中国开展了不同程度的项目合作。
日前，记者从有关部门获悉，国家民间组织管理局已批准盖茨基金会和克林顿基金会在华设立代表处。
基金会的特殊独立性
中国社会科学院前美国所所长资中筠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在美国，基金会不仅独立于政府，还独立于捐赠者。这种独立有三个含义：
第一，基金会对于捐赠人在经济上是完全独立的，基金会的资产不会因为出资人的经济状况有所改变，不过以出资人企业的股票为主要本金的基金会会受该公司股票价值升降的影响。
第二，一旦捐赠人把钱捐赠给私人独立基金会后，就再没有对这笔钱的支配权，即使他是基金会的董事，可以在董事会上有发言权。第一代捐赠者在实际上发言权较大，有时还自任会长，但是原则上他不是决策者。
第三，受到该基金会资助的团体和个人没有“感恩”的观念。比如说，如果某人的研究得到福特基金会的资助，有了研究成果，他不会因此感激福特家族，更不会在购买汽车时优先考虑福特公司的车。他如果对自己的机遇心存感激的话，以后可以以同样的方式回报社会。
对此，南都公益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徐永光提出，美国的私人基金会的资助主要分为三种类型：一种是直接资助项目；另一种是公益创投，以培育民间组织为目的；第三种是建立思想库，用于投资研究倡导。
事实上，美国的私募基金会可谓是全世界所有私募基金会的先驱，从私募基金会创立至今百余年，美国的私募基金会在不断开拓新领域、自我完善的同时，更是将创新奉为基金会发展的不二法则。
在2006年，当股神沃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