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氏基金会

⑴ 百家姓里方姓排第几位

来按百家姓原文排名: 方姓自确实排在第56位。
依次为：赵钱孙李 周吴郑王 冯陈褚卫 蒋沈韩杨 朱秦尤许 何吕施张 孔曹严华 金魏陶姜 戚谢邹喻 柏水窦章 云苏潘葛 奚范彭郎 鲁韦昌马 苗凤花方

方氏至今有近4700年的悠久历史， 出自方雷氏。神农炎帝十一世孙即八代帝榆罔长子曰雷，黄帝伐蚩尤时，雷因功被封于方山（今为河南省禹州市），雷受封于方山后，称方雷氏，子孙以地为氏，分为雷姓和方姓。源于姬姓，出自西周后期周宣王时大夫姬方叔将军，他智勇过人。奉命南征，平定过荆蛮的叛乱，为周室的中兴立下了大功。因此，后世不少方姓宗谱采用了“周大夫方叔之后”之说。

⑵ 历史家有哪些

岑仲勉
(1886～1961)
[] 中国历史学家。学名铭恕，字仲勉，别名汝懋。广东顺德县人。1886年 9月出生。青年时，入两广大学堂（清广雅书院，后改为两广高等学堂）,就读两年半,考入两广游学预备科（清粤秀书院）。1908年10月入北京高等专门税务学校，1912年12月毕业。其后在上海江海关及广东财政厅等处任职员，业余从事植物名实考订及中外史地考证。1934年7月至1935年6月，任上海暨南大学秘书兼文书主任,业余撰著佛游天竺记考释,于1934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从而引起史学界注意1933～1937年在《圣心》《辅仁学志》《金陵学报》、《中山大学文史专刊》等杂志发表一批论著，其中尤以《水经注卷一笺校》及《金石证史》等引起一些史学名家的注目。1937年经陈垣推荐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同年7月至1948年6月任该所专任研究员。1948年 7月至1961年10月任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先后担任《隋唐五代史》、《唐代石刻文选读》、《两汉西域学》、《蒙古初期史》、《隋唐史》等课程。曾任广东省政协委员。1961年10月7日病逝于广州。
岑仲勉的家乡顺德是清代著名西北史地学家李文田的故乡，故其治学深受清代西北史地学派的影响。岑仲勉把《西域水道记》、《汉书西域传补注》、《登科记考》的作者徐松奉为先驱，因而有《汉书西域传地理校释》和《登科记考订补》之作。岑仲勉还受到清季英年早逝的唐史学者劳格的影响，所著《郎官石柱题名新著录》、《郎官石柱题名新考订》、《续劳格读全唐文札记》、《元和姓纂四校记》等都发扬了劳格的未竟之业，而在博大方面有所超过。
岑仲勉治学最重要的成就是以碑刻考证历史，清代金石家的碑跋，多述小学、碑例、书法等专义，岑仲勉则以碑志考证史实，又纠正了清金石家过信石刻、偏责史实的毛病，客观地论证碑志之价值。除郎官石柱研究外，1936～1942年，著有《金石证史》、《贞石证史》、《续贞石证史》，后收入《金石论丛》，于1981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在隋唐史校勘考释之学中，在辨伪方面，《白集醉吟先生墓志铭存疑》等文受到国内外学者广泛好评，与《白氏长庆集伪文》、《论白氏长庆集源流并评东洋本白集》一起，对白居易文集整理有重要贡献。在追录史源方面，指出《元和姓纂》为《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之史源,此为一重要发现。在职官典制考证方面,《翰林学士壁记注补》、《补唐代翰林两记》是超迈清人的作品。在地理考证方面，《括地志序略新铨》论定孙星衍排列之非。这方面的专著有50～60年代的《隋书求是》、《唐史余审》、《通鉴隋唐纪比事质疑》、《唐人行第录》。《行第录》为对唐代文学史及传记学很有裨益的首创之作。
岑著《隋唐史》(1950～1953年撰成)，反映了作者在隋唐史通论中的创见。如其中对李德裕、陈子昂、四镇的研究,新意迭出。此外,在他晚年还著有《黄河变迁史》、《府兵制度研究》《西周社会制度问题》《两周文史论丛》、《墨子城守各篇简注》。这些专著反映了作者对西周以来的历史乃至黄河历史的广泛兴趣。
在中外史地研究方面、尤其是西北史地方面，出版有《西突厥史料补阙及考证》、《突厥集史》、《中外史地考证》等。在突厥史料的搜辑方面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好评。岑仲勉自四十岁至七十五岁三十余年间，全部史学著作约一千万字，自1912年起发表论文一百八十余篇，已刊专著十八种，特刊专著二种。

顾颉刚
(1893～1980)
[] 中国历史学家原名诵坤,字铭坚。笔名有无悔、天游、张久、诚吾、桂姜园、余毅、劳育、康尔典、周、武兴国等。江苏苏州人。1893年5月8日（光绪十九年三月二十三）生于一个书香世家。幼年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1913年考入国立北京大学预科，1916年考入本科中国哲学门，1920年毕业留校，以助教名义任图书馆编目。1922年在上海任商务印书馆编辑，与王钟麒（伯祥）合编《新学制本国史教科书》，与叶圣陶合编《新学制国语教科书》。1924年回北京大学，任研究所国学门助教，先后编辑《国学季刊》、《歌谣周刊》、《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1926年以后，历任厦门、中山、燕京、北京、云南、齐鲁、中央、复旦、兰州、震旦等大学和社会教育学院、诚明文学院、上海学院教授，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主任和国立中央研究院院士等职。
顾颉刚是“古史辨”派的创始人，继承和发展了前人的疑古思想。他的“传”、“纪”不可信的思想来自崔述，“经”不可尽信的思想来自姚际恒，治学要融会贯通的思想来自郑樵。他用历史进化论的寻求事物演变线索的治学方法学自胡适，对今、古文家的看法则受之于钱玄同。王国维用实物材料研究古史所取得的成就也给他深刻的影响，王氏所考出的真古史被用以破坏伪古史。1909年，他有志于考辨伪古史，从事资料搜集、积累。1914年始作笔记，记录读书心得，终生不辍，计约二百册，四百余万字。1916年作《清代著述考》初稿二十册，对清代学者的治学成绩有了全面了解。1921年他计划推翻伪古史。1923年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一文中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引起史学界的激烈争论。以后，将自己和他人研讨争辩的文章编为《古史辨》八册。
他认为古史传说中的帝王都有神性，都是从神演化为人，古书中所讲的古史是由不同时代的神话传说一层一层地积累起来的，神话传说发生时代的先后次序和古书上所载的古史系统排列的先后恰恰相反。研究古史要打破四项非信史的基本观念：①打破民族出于一统的观念；②打破地域向来一同的观念；③打破古史人化的观念；④打破古代为黄金世界的观念。他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把崔述的“世益晚则其采择益杂”之说发展为系统的理论认识，为考辨古史传说提出了新的思想方法，是中国辨伪史上划时代的发展。
他对古代的民族和地理也作了深入的考辨，以为自西周以至春秋初年，许多种族各自把本族形成时的人作为自己的始祖,而没有各族公有的共同始祖,只是春秋以后,经过了二百多年的大国攻灭小国,把无数种族并到一起,到了战国中期才出现唐虞、夏、商、周同出于黄帝的说法秦汉以前的中国只是没有统一的许多小国,《禹贡》的九州 《尧典》的流放四罪之处、《史记》的黄帝所到的四方是战国时七国的疆域,而《尧典》的羲和四个居住地,以交趾入版图,更是秦、汉的疆域, 他以为研究古代地理应当以各时代的地域为地域，不能以战国的七国和秦的四十郡作为古代早就定局的地域。为了促使史地学者钻研中国地理沿革史及民族史，他于1934年发起组织禹贡学会，创办《禹贡》半月刊。在他领导下，学术研究成绩卓著，为国内外学者所重视，称之为《禹贡》派。
他把考定古书著作的时代作为研究古代神话、传说以及民族和地理等演变过程的重要前提为此,他对《周易》《尚书》《诗经》、《左传》、《国语》、《公羊传》、《谷梁传》、《周礼》、《仪礼》、《礼记》、《论语》《老子》《庄子》、《墨经》、《山海经》、《穆天子传》、《战国策》等书的著作时代，作了不同深度的考订。他在观看各种戏剧和搜集整理歌谣时，注意到小说、戏剧、歌谣中故事的随时随地变化性，认为研究这一变化过程可以印证古史传说的变迁。他对吴歌、孟姜女故事作了开创性的研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对香会、庙宇、神道、婚丧礼节等也作了调查研究。他又热心于创办研究民俗的团体和刊物，1926年在厦大创立风俗调查会，1927年创办中山大学民俗学会和《民俗周刊》，编印《民俗学会丛书》。1936年又在北平创办风谣学会。此外,他亦重视边疆问题的研究1938年为昆明益世报编《边疆周刊》。1941年在成都创立中国边疆学会。同时,他又先后主编学术刊物《责善》半月刊《齐大国学季刊》和《文史杂志》。
1949年以后，他任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学术委员,主持标点《资治通鉴》、二十四史晚年深入研究《尚书》,作成《周公东征考证》和《校释译论》多篇。1980年12月25日在北京病逝。生平著述极富，已出版的有《秦汉的方士与儒生》（原名《汉代学术史略》）、《三皇考》、《中国上古史研究讲义》《史林杂识初编》《中国历史地图集》、《孟姜女故事研究集》、《妙峰山》、《吴歌甲集》、《苏州史志笔记》、《西北考察日记》、《论巴蜀与中原的关系》、《顾颉刚选集》、《顾颉刚古史论文集》等。

何兹全
(1911～ )
[] 中国历史学家。山东菏泽人。1911年9月7日（宣统三年七月十五）生1935年在北平大学史学系毕业后,去日本留学，翌年因病回国。1939～1940年接受中英庚款董事会的专款资助，在中央大学历史系研究魏晋南北朝史，并在该系讲授“中国通史”课。1941～1944年任国民党中央训练委员会编审。1944年秋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助理研究员。1947年赴美国，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读书，并受霍普金大学资助，协助法兰西斯教授将范文澜著《中国通史简编》翻译为英文。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发生后回国，在北京师范大学任教，先后任副教授、教授，兼任魏晋南北朝研究室主任。
何兹全主要集中研究汉唐经济史、兵制史、寺院经济和魏晋南北朝史几个方面。是国内最早倡导魏晋封建说的学者之一。早在学生时代，他就发表《魏晋时期庄园制的刍形》、《三国时期国家的三种领民》、《中古时期大族寺院领户研究》等论文，论述了魏晋南北朝封建依附关系的出现和盛行。以后，他又在《关于中国古代社会的几个问题》、《汉魏之际社会经济的变化》等论文中比较系统地阐发了魏晋封建说的主张。此外，他的《中国中古时期佛教寺院》(1934)一文，在学术界颇有影响。80年代，他又发表《佛教经律中关于寺院财产的规定》和《佛教经律中关于僧尼私有财产的规定》两文，把寺院经济的研究引向深入。他在兵制史研究方面，亦有创见,对世兵制魏晋中军孙吴兵制十六国兵制和府兵制前的北朝兵制诸问题，他进行了深入探讨。《中国古代社会》一书，是他多年研究古代社会及古代向中世纪演变的重要成果全书分四部分,对西周封建说、春秋战国之际封建说和亚细亚型东方社会说提出不同意见，并就“人类社会发展道路的同与异”发表独到见解。
作为访问学者，他于1987～1988年去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讲学。
他是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党员。秦汉史学会、魏晋南北朝史学会、唐史学会和北京史学会的理事、副会长和顾问。中国文化书院院务委员兼导师、北京师范大学东西方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东西方文化研究》主编。他发表的论文，一部分已收入《读史集》和《五十年来汉唐佛教寺院经济研究》。

侯外庐
(1903～1987)
[] 中国历史学家。原名兆麟,又名玉枢,自号外庐。山西省平遥县人。1903年2月6日（清光绪二十九年正月初九）生于平遥县西王智村，1987年 9月14日病逝于北京。出身于书香人家，自幼习四书五经。1922年到北京求学，分别考入北京法政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兼攻法律和历史。1927年赴法留学，入巴黎大学。1930年，侯外庐经莫斯科回国。初在哈尔滨法政大学任教授，讲授经济思想史等课程。“九?一八”事变后，辗转回到关内，在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等校任教授。抗日战争期间他在重庆一面从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一面从事学术研究，相继出版了《中国古典社会史论》（后改名《中国古代社会史论》）、《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和《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等重要著作，在中国古史和思想史研究领域内取得了突出的成就。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委员、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主任、西北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等职。“文化大革命”后，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所长。
侯外庐坚持应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研究中国历史，对上下几千年的社会史和思想史做了广泛、深入的研究，著作宏富，自成体系，开创了一个独具特色的学派，其主要特点是：①注重对历史做整体的、动态的研究。②依据马克思主义探讨中国文明的起源与古代社会的发展路径。指出“亚细亚的古代”不同于以希腊为代表的“古典的古代”的原因在于后者是国家取代家族的革命，而前者则是国家混合在家族中（即“社稷”的维新）。而氏族制的遗留，规定了国民思想的晚出以及偏重于伦理道德的贤人作风；旧传统遂又成为阻碍历史前进的巨大惰力。③皇权垄断的土地所有制（即土地国有制）是秦汉以来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以及定于一尊的封建思想的社会根源。④与土地权力相联系，皇族地主占据了封建社会整个阶梯的顶端。豪族地主既有支持皇权的一面，又有对抗皇权的一面。庶族地主则更多地拥护皇权。豪族地主与庶族地主彼此势力之消长，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封建社会不同时期政治、经济以及思想文化发展的特点，也是封建社会从前期向后期转变的一个重要标志。⑤对思想史的研究，注重批判维护封建主义的正宗思想，更注重发掘不为人所重视的“异端”思想和哲学史上的唯物主义传统。⑥强调以法典作为历史分期的标志。如从奴隶制社会进入封建制社会是以秦汉之际一系列法律形式为标志；唐代的两税法是封建社会从前期向后期转变的标志，明代的“一条鞭法”则是封建社会进入晚期的标志。
主要著作有：《中国古代社会史论》、《中国封建社会史论》、《苏联历史学界诸论争解答》、《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上、下卷)、《中国思想通史》（与杜国庠、赵纪彬、邱汉生等合著，五卷）、《中国思想史纲》（上、下册）、《宋明理学史》（上、下卷）、《韧的追求》（回忆录）等。
侯外庐长期担任中国史学会理事。晚年，担任中国哲学史学会名誉会长，中国孔子基金会名誉顾问、《中国大网络全书?中国历史》编辑委员会主任等。他还曾当选为第一、二、三、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常务委员。

谭其骧
(1911～1992)
[] 中国历史学家、历史地理学家。字季龙。浙江嘉兴人。1911年 2月25日（清宣统三年正月二十七）生于奉天府(今辽宁沈阳)。1930年毕业于上海暨南大学，1932年毕业于燕京大学研究生院。1932年起历任北平图书馆馆员，辅仁大学、燕京大学、国立北京大学和国立清华大学兼任讲师，广州学海书院导师。1940年起任浙江大学副教授、教授。1950年起任复旦大学教授、历史系主任、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198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地学部委员。同年受聘为《中国大网络全书?中国历史》编辑委员会委员。
作为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奠基人之一，他在1934年协助顾颉刚发起成立了以研究历史地理为宗旨的学术团体——禹贡学会，创办了《禹贡》半月刊。他又是中国地理学会的发起人之一,长期任理事,1981年以来任《历史地理》主编。他主持编绘的《中国历史地图集》，是一部由数十位专家通力合作完成的迄今最权威最精确最详细的中国历史政区地图集。他主持编纂《中国国家地图集?历史地图集》，这将是一部包括自然、人文二十个专题的综合历史地图集。
谭其骧长期从事中国史和中国历史地理的教学，开设过中国通史断代史史学史、文化史、专著研究、中国历史地理概论名著选读历史地理研究法等课程，培养了许多优秀人才他的研究领域涉及中国历代疆域政区、都市、河流湖泊的变迁，海陆变迁，人口、民族的分布和迁徙，文化史，经济史，历史地理古籍注释，地理学史、辽史及历史人物等方面。已发表的百余篇论文提出了很多独到的见解和新的结论，其中如对秦汉政区、晋永嘉之乱后的移民、湖南的移民和民族、贵州古代杨保族的历史、徐霞客（见徐弘祖）的学术贡献、西汉前黄河变迁史、东汉以后黄河安流的原因、云梦和云梦泽的变迁、上海的海陆变迁和开拓过程、马王堆出土古地图研究、《汉书地理志》选释、《山海经》研究、海河水系的形成、中国历史文化的地域差异等方面的研究成果，都受到学术界的高度评价。1982年前的主要论著已收入《长水集》上、下册。还主编有《辞海》历史地理分册、《中国自然地理、历史自然地理》、《黄河史论丛》等。此外，谭其骧还担任过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国务院古籍规划小组成员，中国史学会理事、常务理事，上海史学会副会长，上海市社会科学联合会副主席等职。

徐中舒
(1898～1991)
[] 中国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初名道威。安徽怀宁（今安庆市）人。1925年考入国立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1928年任复旦大学和暨南大学中文系教授。所撰《古诗十九首考》一文受陈寅恪赏识，1930年经其推荐，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任编辑员，两年后升为研究员。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八年，发表一系列学术论著，受到学术界的重视。30年代初期参加整理清代内阁大库所藏明清档案,颇著成绩；同时在北京大学历史系兼课,讲授“殷周史料”。1934年与容庚等共同发起成立考古学社。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应中英庚款和四川大学协聘，任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从40年代起，他先后还在乐山武汉大学、成都燕京大学、华西协和大学、南京中央大学执教。1949年以后除继续担任川大教授外，并兼西南博物馆和四川博物馆馆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国务院古籍整理小组顾问、四川省历史学会会长、中国先秦史学会理事长、中国古文字学会常务理事、中国考古学会名誉理事，以及《中国大网络全书?中国历史》编辑委员会委员等职务。
徐中舒长期从事科研和教学工作，先秦史和古文字学是其主攻方向，对明清史和四川地方史的研究也有显著贡献。他在治学方法上，除继承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外，扩大研究视野，力求掌握全面，尽量利用有关学科的科学知识，联系补充，以体现历史本身的完整性。他熟悉先秦文献，既能得心应手地运用这些资料，又具有宏观素养，善于把田野考古、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工艺学诸方面的专业知识结合起来,反复论证,力求其是。他强调研究古文字学应和古史研究相结合。他的研究成果丰硕。有关中国古典文学的论文有《木兰歌再考》、《五言诗发生时期的讨论》等。古史和古文字方面有《耒耜考》、《再论小屯与仰韶》、《〈左传〉的作者及其成书年代》、《论〈战国策〉的编写及其有关苏秦诸问题》、《论周代田制及其社会性质》、《论西周是封建社会――兼论殷代社会性质》、《陈侯四器考释》《金文嘏辞释例》《禹鼎的年代及其相关问题》《甲骨文中所见的儒》、《西周墙盘铭文笺释》、《西周利簋铭文笺释》、《周原甲骨初论》等论文，论证古史、考辨文字,不乏独到的见解。从40年代开始,还对四川地方史进行研究，撰写《巴蜀文化初论》、《续论》、《论〈蜀王本纪〉成书年代及其作者》、《〈交州外域记〉蜀王子安阳王史迹笺证》等文。
考著有氏编钟图释附考释、《史学论著辑存》、《论巴蜀文化》、《左传选》等；还主持编纂了大型辞书《汉语大字典》和《汉语古文字字形表》、《殷周金文集录》、《甲骨文字典》等多种工具书。

李学勤
(1933～ )
[] 中国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北京市人。1933年 3月28日生。1952年肄业于清华大学哲学系。1952～1953年在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参加编著《殷虚文字缀合》。1954年到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1985～1988年任该所副所长。先后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历史系主任，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并任中国史学会理事、中国先秦史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古文字研究会理事等。1985年被选为美国东方学会荣誉会员。
李学勤长期致力于汉以前的历史与文化的研究，注重将文献与考古学古文字学成果相结合,在甲骨学、青铜器、战国文字、简牍帛书及其相关历史文化的研究领域，均有重要建树。50年代，他缀合、整理殷墟发掘所获甲骨,用排谱法研究甲骨文反映的史事和历史地理,并首次鉴定出西周的甲骨文；他首创殷墟甲骨的非王卜辞说，继而又就历组卜辞等问题提出两系九组的新分期法。在青铜器及其铭文的分期、分区、分国别研究中，也取得了较大成就。在系统研究甲骨、金文的基础上，他对商周时期的礼制、职官、家族法律等方面作了探索50年代后期,他综合研究战国时期金文陶文、古玺、货币文字及简帛，从而促使古文字学领域中新的分支——战国文字研究形成。他从1975年起先后参加湖南长沙马王堆帛书、湖北云梦睡虎地竹简、湖北江陵张家山竹简等出土文物的整理注释，并利用这些新材料，对战国以至汉初的学术史、文化史进行探索，引起学术界的广泛注意。
李学勤曾多次前往欧美澳、日、香港等国家和地区,考察研究当地公私收藏的中国古代文物,与外国学者合作进行搜集和研究,出版了《英国所藏甲骨集》,同时准备出版有关欧洲所藏青铜器的专著。已出版的专著有《殷代地理简论》(1959)、中国青铜器的奥秘(1980)《东周与秦代文明》(1984) 《古文字学初阶》(1985)、《中国美术全集?青铜器》(主编,1985～1986)等,论文迄今已发表近二百篇，主要有论殷代亲族制度(1957)《战国题铭概述》（1959）、《论妇好墓的年代及有关问题》(1977)、《西周甲骨的几点研究》(1981)、《重新估价中国的古代文明》(1982)、《西周金文中的土地转让》(1983)、《对古书的反思》(1986)等。

⑶ 百家姓氏

百家姓

赵钱孙李 周吴郑王 冯陈褚卫 蒋沈韩杨
朱秦尤许 何吕施张 孔曹严华 金魏陶姜
戚谢邹喻 柏水窦章 云苏潘葛 奚范彭郎
鲁韦昌马 苗凤花方 俞任袁柳 酆鲍史唐
费廉岑薛 雷贺倪汤 滕殷罗毕 郝邬安常
乐于时傅 皮卞齐康 伍余元卜 顾孟平黄
和穆萧尹 姚邵湛汪 祁毛禹狄 米贝明臧
计伏成戴 谈宋茅庞 熊纪舒屈 项祝董梁
杜阮蓝闵 席季麻强 贾路娄危 江童颜郭
梅盛林刁 钟徐丘骆 高夏蔡田 樊胡凌霍
虞万支柯 昝管卢莫 经房裘缪 干解应宗
丁宣贲邓 郁单杭洪 包诸左石 崔吉钮龚
程嵇邢滑 裴陆荣翁 荀羊于惠 甄曲家封
芮羿储靳 汲邴糜松 井段富巫 乌焦巴弓
牧隗山谷 车侯宓蓬 全郗班仰 秋仲伊宫
宁仇栾暴 甘钭厉戎 祖武符刘 景詹束龙
叶幸司韶 郜黎蓟薄 印宿白怀 蒲邰从鄂
索咸籍赖 卓蔺屠蒙 池乔阴郁 胥能苍双
闻莘党翟 谭贡劳逄 姬申扶堵 冉宰郦雍
郤璩桑桂 濮牛寿通 边扈燕冀 郏浦尚农
柴瞿阎充 慕连茹习 宦艾鱼容 向古易慎
戈廖庾终 暨居衡步 都耿满弘 匡国文寇
广禄阙东 欧殳沃利 蔚越夔隆 师巩厍聂
晁勾敖融 冷訾辛阚 那简饶空 曾毋沙乜
养鞠须丰 巢关蒯相 查后荆红 游竺权逯
盖益桓公 万俟司马 上官欧阳 夏候诸葛
闻人东方 赫连皇甫 尉迟公羊 澹台公治
宗政濮阳 淳于单于 太叔申屠 公孙仲孙
辕轩令狐 钟离宇文 长孙幕容 鲜于闾丘
司徒司空 丌官司寇 仉督子车 颛孙端木
巫马公西 漆雕乐正 壤驷公良 拓拔夹谷
宰父谷梁 晋楚阎法 汝鄢涂钦 段干百里
东郭南门 呼延归海 羊舌微生 岳帅缑亢
况后有琴 梁丘左丘 东门西门 商牟佘佴
佰赏南官 墨哈谯笪 年爱阳佟 第五言福
百家姓终

百家姓的来历
姓，是标志家族系统的称号，是人们进行社会交往的先决条件，涉及千家万户，关系到每一个社会成员。但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姓，与原始的姓并非同一概念，而是包含了古代的姓与氏两方面的内容。 中华民族的姓，起源于原始社会的母系氏族公社初期的人，以为每个氏族都与某种动物、植物或无生物有血缘关系，往往以此作为本氏族的名称，即氏族的微号，这就是图腾。“图腾”系印第安语，意为“他的亲族”；马克思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中摘要》中明确指出：“图腾一辞表示氏族的标志和符号”。有些图腾，后来转化为人的姓。由于那时的子女知其母，不知其父，所以姓是代表有共同血缘关系的氏族称号，即一个氏族名下的成员都出自一个母系祖先。“姓”的造字属于会意，古形体是由“人”和“生”组成，意为人所生，因生而为姓。用“女”与“生”组合成姓字，最早见于秦国该石《诅楚文》，意思是女子所生为姓，生而有姓。因此，中国早期的许多姓，如姬、姒、姜、赢等，都带有“女”字。 氏是姓衍生的分支，出现较晚，起源于父系氏族社会，为古代贵族标志宗族系统的称号。“氏”的造字方法是象形，早在甲骨文中就有，解释为木本，即植物之根；后来转注为姓氏的氏，就是取水之源头、木之根本的意思。 《左传·隐公八年》记有：“天子建德，因生以赐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这是说，帝王立有德之人为诸侯，根据他的出生血统赐给姓，分封给他土地并且根据封地命名氏。由此可见，先秦时的姓与氏，既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又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从社会职能上说，二者的不同点在于：姓是决定是否能够通婚的依据，氏则是用来区别贵贱的，正如南宋史学家郑樵《通志·氏族略序》所说：“氏所以别贵贱的，贵者有氏，贱者有名无氏……姓所以别婚姻，故有同姓、异姓、庶姓之别。氏同姓不同者，婚回可通；姓同氏不同者，婚姻不可能”。

战国时期，奴隶制宗法制度的崩溃，姓与氏已无什么区别，姓氏成为表明个人及所生家庭的符号，亦即郑樵所云：“三代（即夏、商、周三个朝代）之后，”姓氏合而为一，皆所以别婚姻，而以地望明贵贱。见于文字记载正式将姓氏混用的，是西汉时的司马迁，他在《史书》中写秦始皇曰“姓刘氏”。此后，或言姓，或言氏，或兼言姓氏，都是一个意思，即实际是专指姓。尽管如此，生活在封建社会的人，仍然有贵与贱之分，其区分依据就是看有无“地望”，即“以地望明贵贱”。地望，就是姓氏古籍中常用的“郡望”，指魏晋至隋唐时每郡显贵的家庭，意思是世居某郡，以当地所仰望。 随着姓氏的产生，姓氏之学逐渐兴起。《汉书·艺文志》所裁《世本》15篇，据说系战国时史官所撰，是中国最早系统记裁姓氏来源的典籍。 此后，姓我著作层出不穷，例如：西汉有史游的《急就章》；东汉有王符的《潜夫论·志氏姓》，应劭的《风俗通义·姓氏篇》；南朝宋有何承天的《姓苑》，齐有王俭的《姓谱》，梁有王僧孺的《百家谱》、徐勉的《百家谱》；北齐有魏收的《魏书·官氏志》；唐代有官修的《氏族志》，柳冲的《大唐姓系录》，韦述的《开元谱》，柳芳的《永秦谱》，张九龄的《姓源韵谱》，林宝的《元和姓纂》；宋代有无名氏的《百家姓》，邵思的《姓解》，王应麟的《姓氏急就篇》，邓名世的《古今姓氏书辩证》，郑樵的《通志·氏就篇》；明代有吴沈等的《千家姓》，凌迪知的《古今万姓统谱》；清代有熊峻运的《新纂氏族笺释》，任若海的《太平图话姓氏综》，张澍的《姓氏寻源》，等等。这些姓氏书，尽管由于受时代的=阶段的制约而都有一定的局限性，但仍可为今天的姓氏研究提供许多有用的资料。 那么，从古至今中国人到底有多少姓呢？据《半月谈》报道，“中华民族的姓氏多达11939个”。这些姓氏，源远流长，丰富多彩，几乎都有一番来历，都蕴含着一段生动有趣的故事，归纳起来，分门别类，大致有以下十几种来源： 一、以国名为姓氏。夏、商、周三代，尤其是周朝，大小诸侯国遍布神州，有许多国的王族以国名作为姓氏。 二、以邑、亭、乡名为姓氏。邑指采邑，也叫食邑、采地或封地，是奴隶社会时期诸侯封给卿、大夫的连同土地上劳动的奴隶在内的土地。乡、亭都是古代行政区划，秦汉时，大体上十里一亭。每乡约12500户，十亭为一乡。 三、以居住地为姓氏。一般是无封土之人采用这种方式，其中复姓较多，大都表示出不同环境的居住地点。 四、以先人的名或字为姓氏。 五、以祖上谥号为姓氏。古代帝王、诸侯、卿大夫死后，根据其生平行为褒贬善恶所加的称号叫溢号。 六、以爵位为姓氏。爵位是君主国家对贵族所封的等级。 七、以亲属的排行为姓氏。 八、以官职为姓氏。 九、以技艺为姓氏。 十、以德行或著闻之事为姓氏。 十一、因赐姓、避讳而改姓。赐姓即天子、皇帝赐给臣民的姓。避讳，是指凡遇到皇帝或尊亲的名字都不能直接说出或写出。 十二、因避仇、避祸而改姓。 十三、少数民族的姓及其改姓。古代北部、西部和西北部的匈奴、鲜卑、羌、氏、羯等少数民族原有的复姓、三字姓、四字姓，经过多次民族融合，有的已改成单姓，和汉族的姓氏融合为一体。 十四、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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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还有新的百家姓：
新华网北京2006年1月10日电（记者 李斌、张建松）根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支持的一项最新研究表明，我国新的“百家姓”顺序已经新鲜出炉。

新顺序是：李，王，张，刘，陈，杨，黄，赵，周，吴，徐，孙，朱，马，胡，郭，林，何，高，梁，郑，罗，宋，谢，唐，韩，曹，许，邓，萧，冯，曾，程，蔡，彭，潘，袁，于，董，余，苏，叶，吕，魏，蒋，田，杜，丁，沈，姜，范，江，傅，钟，卢，汪，戴，崔，任，陆，廖，姚，方，金，邱，夏，谭，韦，贾，邹，石，熊，孟，秦，阎，薛，侯，雷，白，龙，段，郝，孔，邵，史，毛，常，万，顾，赖，武，康，贺，严，尹，钱，施，牛，洪，龚。

⑷ 谁有这几个人的简介

伯夷、叔齐
伯夷为商末孤竹君之长子，叔齐为三子，姓墨胎氏。初，孤竹君欲以次子叔齐为继承人，及父卒，叔齐让位于伯夷。伯夷以为逆父命，遂逃之，而叔齐亦不肯立，亦逃之。后来二人听说西伯昌善养老人，尽往归焉。及至，正值西伯卒，武王兴兵伐纣，二人叩马而谏，说：「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谓孝乎？以臣弑君，可谓仁乎？」武王手下欲动武，被姜太公制止，说：「此义人也」，扶而去之。后来武王克商后，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齐耻食周粟，逃隐于首阳山，采集野菜而食之，及饿将死，作歌。其辞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饿死于首阳山。

管仲
管仲（?～公元前645），名夷吾，字仲，又称管敬仲。
襄公时，与挚友鲍叔牙同为齐国公室侍臣。周庄王十二年(前685)，在齐国内乱中，助公子纠同公子小白(齐桓公)争夺君位失败。虽一度为齐桓公所忌恨,终以经世之才,经鲍叔牙力荐，被桓公重用为卿，主持国政。
经商时赚了钱，管仲总是多分给自己，少分给鲍叔牙。对此人们背地议论说，管仲贪财，不讲友谊。鲍叔牙知道后就替管仲解释，说管仲不是不讲友谊，只贪图金钱。他这样做，是由于他家贫困。多分给他钱，是我情愿的。管仲三次参加战斗，但三次都从阵上逃跑回来。因此人们讥笑他，说管仲贪生怕死，没有勇敢牺牲的精神。鲍叔牙听到这讥笑后，深知这不符合管仲的实际情况，就向人们解释说，管仲不怕死，因为他家有年迈的母亲，全靠他一人供养，所以他不得不那样做。管仲同鲍叔牙的友谊非常诚挚，他也多次想为鲍叔牙办些好事，不过都没有办成；不但没有办成，反给鲍叔牙造成很多新困难，还不如不办好。因此人们都认为管仲没有办事本领，鲍叔牙却不这样看，他心里明白，自己的朋友管仲是个很有本领的人。事情所以没有办成，只是由于机会没有成熟罢了。在长期交往中，他们两人结下了深情厚谊，管仲多次对人讲过：生我的是父母，知我的是鲍叔牙。

司马迁
司马迁（约公元前145——前90年），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人。他10岁开始读古书，学习十分认真，遇到疑难问题，总是反复思考，直到弄明白为止。20岁那年，司马迁从长安出发，到各地游历。后来回到长安，做了郎中。他父亲司马谈死后，公元前108年（元封三年），司马迁接替做了太史令。公元前104年（太初元年），与天文学家唐都等人共订“太初历”。同年，开始动手编《史记》。公元前99年（天汉二年），李陵出击匈奴，兵败投降，汉武帝大怒。司马迁为李陵辩护，触怒了汉武帝，被捕下狱，做了中书令。他按照汉朝法令的规定出钱赎罪，受了“腐刑”。公元前96年（太始元年）获赦出狱，做了中书令，掌握皇帝的文书机要。他发愤著书，全力写作《史记》，大约在55岁那年最后完成了全书的撰写和修改工作。

孙膑
孙膑，齐国人，兵圣孙武的后世子孙，战国中期著名的军事家和军事理论家。真名不详，因其曾受膑刑，故称。青年时的孙膑曾与庞涓一起师从鬼谷子学习兵法。庞涓下山后，投奔魏国，得到魏惠玉的宠信，被任为将。庞涓自忖才能不及孙膑，设计处孙膑以膑刑。
孙膑身处危境，佯狂自晦，并设计归齐，得到大将田忌的赏识；又通过著名的“田忌赛马”显露出惊人的才华，得到齐威王的器重，被任为齐国的军师。在军事上，策划了两场大捷的战役，围魏救赵的“桂陵之战”，以及逼迫庞涓自杀的“马陵之战”。
马陵之战后，田忌遭宰相邹忌的陷害，被迫流亡楚国。孙膑辞官归隐，潜心军事理论研究，终于写成了流传千古的军事名著——《孙膑兵法》。

鲁迅
鲁迅（1881.9.25——1936.10.19）出生于浙江省绍兴城里一个破落的封建士大夫家庭，原名樟寿，后改名树人，字豫才，“鲁迅”是发表《狂人日记》时开始用的笔名。鲁迅是中国现代伟大的文学家，新文学运动的奠基人。鲁迅著作二十卷，继往开来，博大精深。《狂人日记》、《孔乙己》、《药》等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奠定了新文学的基础；《阿Q正传》的发表，为新文学史树立了一面丰碑，对中国作家和世界作家产生了巨大影响；《热风》、《二心集》、《而已集》等杂文，精悍犀利，独树一帜，开创了中国现代文学的新领域。他卓越的文学成就，不仅丰富了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艺术宝库，而且也是对世界文学的巨大贡献。
有名言“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等。

巴金
巴金，原名李尧棠，字芾甘，1904年11月25日出生于四川成都正通顺街。从1921年公开发表第一篇文章，到1999年2月续写《怀念振铎》一文，巴金一生中创作与翻译了1300万字的作品。他的《激流三部曲》（《家》、《春》、《秋》）《爱情三部曲》（《雾》、《雨》、《电》）《寒夜》、《憩园》、《第四病室》等文学作品，是中国文学的丰碑。
巴金是我国当代文学巨匠，是新文学的开拓者，是先进文化的实践者和传播者，在文学界德高望重，在海内外享有广泛声誉。巴老的文学作品是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宝库中的瑰宝。他的文学名著《家》、《春》、《秋》、《雾》、《雨》、《电》等在我国新文学史上拥有崇高的地位，启示了一代人去追求真理、追求光明、投身反帝反封建的伟大斗争。巴老又是一位著名的文学翻译家和文学编辑家。他为我国读者翻译介绍了大量的世界文学名著，他主编《文学丛刊》、《收获》等著名刊物，培养了一大批优秀青年作家，又推出了一大批文学精品。
2003年，国务院授予巴金先生“人民作家”荣誉称号，并颁发了荣誉证书。

老舍
老舍（1899-1966），原名舒庆春，字舍予，北京人。现代著名作家，曾任小学校长、中学教员、大学教授。抗战期间，主持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工作，为团结广大文艺工作者参加抗日宣传作出了积极的贡献。解放后，任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北京市文联主席等职务。1951年12月被北京市人民政府授予“人民艺术家”的称号。老舍一生创作了许多脍炙人口的文学作品，如《四世同堂》、《骆驼祥子》、《茶馆》、《龙须沟》等。

沈从文
沈从文，1902～1988，原名沈岳焕。著名小说家、散文家、历史文物研究家，以《边城》等作品享誉文坛，蜚声海外。
沈从文，一九○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生于湖南凤凰一个旧军官家庭，后因家境转入困顿，一九一七年，沈从文刚刚小学毕业、年龄还不满十五岁时，即厕身行伍，到人世间去“学习生存”。其后数年间，他随当地军阀部队辗转于湘、川、黔边境及沅水流域各地。一九二三年秋，在“五四”新思潮的影响下，开始不安于现状，并毅然离开湘西，独自来到北京。从一九二四年开始，先后以休芸芸、懋琳、小兵、甲辰、璇若、上官碧、炯之、巴鲁爵士等为笔名，在报刊上发表作品。迄于一九四八年，先后有数十种创作集问世。
三十年代初，沈从文于创作的同时，主编《大公报》文艺副刊，并以其在文坛的广泛影响，被视为“京派”作家年轻一代的领袖。一九四九年以后，由于“历史的误会”，改行从事古代文物研究，并先后出版《明锦》（与人合作）、《中国丝绸图案》、《唐宋铜镜》、《龙凤艺术》等古代文物图案集及学术论文集。一九六四年，受周恩来之嘱，着手编著《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其后的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却使此书叠经劫难，直至一九八○年方得以完成，一九八一年九月始由香港商务印书馆出版。
一九八八年五月，因心脏病突发，在其北京寓所逝世。

钱钟书
钱钟书(1910．11．21-1998年12月19日)字默存，号槐聚。江苏无锡人。早年就读于教会办的苏州桃坞中学和无锡仁中学。1933年于清华大学外国语文系毕业后，在上海光华大学任教。1935年与杨绛结婚，同赴英国留学。1937年毕业于英国牛津大学，获副博士学位。又赴法国巴黎大学进修法国文学。1938年秋归国，先后任昆明西南联大外文系教授、湖南蓝田国立师范学院英文系主任。1941年回家探亲时，因沦陷而羁居上海，写了长篇小说《围城》和短篇小说集《人.兽.鬼》。《围城》已有英、法、德、俄、日、西语译本。散文大都收入《写在人生边上》—书。《谈艺录》是一部具有开创性的中西比较诗论。与此同时，他在上海暨南大学、中央图书馆和清华大学执教或任职。1953年后，在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任研究员。所著多卷本《管锥编》，对中国著名的经史子古籍进行考释，并从中西文化和文学的比较上阐发、辨析。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⑸ 潘氏族谱 仁孝直友军 国朝行金时 选泽大光宗 再往上 谁知道啊大神们求解

我来回答山东临沂潘氏字辈：“玉廷国红云”山东日照潘氏字辈：“廷远兆(昭)维(惟政)月(明)广(光星)培锡延贵希”。山东诸城潘氏字辈：“远兆维月光继”。山东青岛潘氏字辈：“立新维孝友”。山东惠民、河北枣强潘氏字辈：“宗昌建德洪书增佃”。山东聊城潘氏字辈：“尚文大福廷金臣悦子立”。广东茂名潘氏字辈：“泰平安帮国文章达朝廷”。广东南海潘氏字辈：“富庆海仲干嘉裕敏”。广东海丰潘氏字辈：“锦穗礼团孝吉”。江苏溧阳潘氏字辈：“忠武贲威峻卿辅乾程皓策楚”。江苏滨海潘氏字辈：“长如廷学……”。江苏徐州、丹阳潘氏字辈：“建文道德绍”。江苏宿迁潘氏字辈：“守存新良如”。江苏江宁潘氏字辈：“国本仕文相长明益天兴家修呈启正道德秉朝廷”。江苏灌云潘氏字辈：“永志加祥大”。浙江乐清潘氏字辈：“宗常荣华锦，通泰教秀齐……”。潘氏一支字辈：“云世朝大有良”。潘氏一支字辈：“锡永桂灵塔铸汇材炬城金汕束烽坚银河炼杰基”。潘氏一支字辈：“文章华国世成中和”。潘氏一支字辈：“树然培锡汝林焕基金永”。潘氏一支字辈：“忠孝纯和德懿恭世盛昌肃雍昭礼乐光显耀文章周道宏元化明才立大纲雄姿腾夏校媚寿养虞庠温润珪璋器清芬兰惠香乃云承祖武蕃衍久传芳”。潘氏一支字辈：“添万汝和鸾循女志思心廷仕金□承之起永长大忠厚传家人存心启裔昌经营多秀实绩治载元黄博学诗书富宗儒月桂香乾坤敦孝蔚仲伯笃恭芳燕翼贻谋远周基德泽良季孙分衍派世代与天长”。潘氏一支字辈：“凤建玉俊长守祖宗法，忠孝克传家”。

⑹ 百家姓氏排行表

赵钱孙李 周吴郑王 冯陈诸卫 蒋沈韩杨 朱秦尤许 何吕施张
孔曹严华 金魏陶姜 戚谢邹喻 柏水窦章 云苏潘葛 奚范彭郎
鲁韦昌马 苗凤花方 俞任袁柳 酆鲍史唐 费廉岑薛 雷贺倪汤
滕殷罗毕 郝邬安常 乐于时傅 皮卡齐康 伍余元卜 顾孟平黄
和穆萧尹 姚邵堪汪 祁毛禹狄 米贝明臧 计伏成戴 谈宋茅庞
熊纪舒屈 项祝董粱 杜阮蓝闵 席季麻强 贾路娄危 江童颜郭
梅盛林刁 钟徐邱骆 高夏蔡田 樊胡凌霍 虞万支柯 咎管卢莫
经房裘缪 干解应宗 丁宣贲邓 郁单杭洪 包诸左石 崔吉钮龚
程嵇邢滑 裴陆荣翁 荀羊於惠 甄魏家封 芮羿储靳 汲邴糜松
井段富巫 乌焦巴弓 牧隗山谷 车侯宓蓬 全郗班仰 秋仲伊宫
宁仇栾暴 甘钭厉戎 祖武符刘 景詹束龙 叶幸司韶 郜黎蓟薄
印宿白怀 蒲台从鄂 索咸籍赖 卓蔺屠蒙 池乔阴郁 胥能苍双
闻莘党翟 谭贡劳逄 姬申扶堵 冉宰郦雍 却璩桑桂 濮牛寿通
边扈燕冀 郏浦尚农 温别庄晏 柴翟阎充 慕连茹习 宦艾鱼容
向古易慎 戈廖庚终 暨居衡步 都耿满弘 匡国文寇 广禄阙东
殴殳沃利 蔚越夔隆 师巩厍聂 晁勾敖融 冷訾辛阚 那简饶空
曾毋沙乜 养鞠须丰 巢关蒯相 查后荆红 游竺权逯 盖后桓公
万俟司马 上官欧阳 夏侯诸葛 闻人东方 赫连皇甫 尉迟公羊
澹台公冶 宗政濮阳 淳于单于 太叔申屠 公孙仲孙 轩辕令狐
钟离宇文 长孙慕容 鲜于闾丘 司徒司空 亓官司寇 仉督子车
颛孙端木 巫马公西 漆雕乐正 壤驷公良 拓拔夹谷 宰父谷粱
晋楚闫法 汝鄢涂钦 段干百里 东郭南门 呼延归海 羊舌微生
岳帅缑亢 况后有琴 梁丘左丘 东门西门 商牟佘佴 伯赏南宫
墨哈谯笪 年爱阳佟 第五言福 百家姓终

百家姓的来历
姓，是标志家族系统的称号，是人们进行社会交往的先决条件，涉及千家万户，关系到每一个社会成员。但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姓，与原始的姓并非同一概念，而是包含了古代的姓与氏两方面的内容。 中华民族的姓，起源于原始社会的母系氏族公社初期的人，以为每个氏族都与某种动物、植物或无生物有血缘关系，往往以此作为本氏族的名称，即氏族的微号，这就是图腾。“图腾”系印第安语，意为“他的亲族”；马克思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中摘要》中明确指出：“图腾一辞表示氏族的标志和符号”。有些图腾，后来转化为人的姓。由于那时的子女知其母，不知其父，所以姓是代表有共同血缘关系的氏族称号，即一个氏族名下的成员都出自一个母系祖先。“姓”的造字属于会意，古形体是由“人”和“生”组成，意为人所生，因生而为姓。用“女”与“生”组合成姓字，最早见于秦国该石《诅楚文》，意思是女子所生为姓，生而有姓。因此，中国早期的许多姓，如姬、姒、姜、赢等，都带有“女”字。 氏是姓衍生的分支，出现较晚，起源于父系氏族社会，为古代贵族标志宗族系统的称号。“氏”的造字方法是象形，早在甲骨文中就有，解释为木本，即植物之根；后来转注为姓氏的氏，就是取水之源头、木之根本的意思。 《左传·隐公八年》记有：“天子建德，因生以赐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这是说，帝王立有德之人为诸侯，根据他的出生血统赐给姓，分封给他土地并且根据封地命名氏。由此可见，先秦时的姓与氏，既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又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从社会职能上说，二者的不同点在于：姓是决定是否能够通婚的依据，氏则是用来区别贵贱的，正如南宋史学家郑樵《通志·氏族略序》所说：“氏所以别贵贱的，贵者有氏，贱者有名无氏……姓所以别婚姻，故有同姓、异姓、庶姓之别。氏同姓不同者，婚回可通；姓同氏不同者，婚姻不可能”。

战国时期，奴隶制宗法制度的崩溃，姓与氏已无什么区别，姓氏成为表明个人及所生家庭的符号，亦即郑樵所云：“三代（即夏、商、周三个朝代）之后，”姓氏合而为一，皆所以别婚姻，而以地望明贵贱。见于文字记载正式将姓氏混用的，是西汉时的司马迁，他在《史书》中写秦始皇曰“姓刘氏”。此后，或言姓，或言氏，或兼言姓氏，都是一个意思，即实际是专指姓。尽管如此，生活在封建社会的人，仍然有贵与贱之分，其区分依据就是看有无“地望”，即“以地望明贵贱”。地望，就是姓氏古籍中常用的“郡望”，指魏晋至隋唐时每郡显贵的家庭，意思是世居某郡，以当地所仰望。 随着姓氏的产生，姓氏之学逐渐兴起。《汉书·艺文志》所裁《世本》15篇，据说系战国时史官所撰，是中国最早系统记裁姓氏来源的典籍。 此后，姓我著作层出不穷，例如：西汉有史游的《急就章》；东汉有王符的《潜夫论·志氏姓》，应劭的《风俗通义·姓氏篇》；南朝宋有何承天的《姓苑》，齐有王俭的《姓谱》，梁有王僧孺的《百家谱》、徐勉的《百家谱》；北齐有魏收的《魏书·官氏志》；唐代有官修的《氏族志》，柳冲的《大唐姓系录》，韦述的《开元谱》，柳芳的《永秦谱》，张九龄的《姓源韵谱》，林宝的《元和姓纂》；宋代有无名氏的《百家姓》，邵思的《姓解》，王应麟的《姓氏急就篇》，邓名世的《古今姓氏书辩证》，郑樵的《通志·氏就篇》；明代有吴沈等的《千家姓》，凌迪知的《古今万姓统谱》；清代有熊峻运的《新纂氏族笺释》，任若海的《太平图话姓氏综》，张澍的《姓氏寻源》，等等。这些姓氏书，尽管由于受时代的=阶段的制约而都有一定的局限性，但仍可为今天的姓氏研究提供许多有用的资料。 那么，从古至今中国人到底有多少姓呢？据《半月谈》报道，“中华民族的姓氏多达11939个”。这些姓氏，源远流长，丰富多彩，几乎都有一番来历，都蕴含着一段生动有趣的故事，归纳起来，分门别类，大致有以下十几种来源： 一、以国名为姓氏。夏、商、周三代，尤其是周朝，大小诸侯国遍布神州，有许多国的王族以国名作为姓氏。 二、以邑、亭、乡名为姓氏。邑指采邑，也叫食邑、采地或封地，是奴隶社会时期诸侯封给卿、大夫的连同土地上劳动的奴隶在内的土地。乡、亭都是古代行政区划，秦汉时，大体上十里一亭。每乡约12500户，十亭为一乡。 三、以居住地为姓氏。一般是无封土之人采用这种方式，其中复姓较多，大都表示出不同环境的居住地点。 四、以先人的名或字为姓氏。 五、以祖上谥号为姓氏。古代帝王、诸侯、卿大夫死后，根据其生平行为褒贬善恶所加的称号叫溢号。 六、以爵位为姓氏。爵位是君主国家对贵族所封的等级。 七、以亲属的排行为姓氏。 八、以官职为姓氏。 九、以技艺为姓氏。 十、以德行或著闻之事为姓氏。 十一、因赐姓、避讳而改姓。赐姓即天子、皇帝赐给臣民的姓。避讳，是指凡遇到皇帝或尊亲的名字都不能直接说出或写出。 十二、因避仇、避祸而改姓。 十三、少数民族的姓及其改姓。古代北部、西部和西北部的匈奴、鲜卑、羌、氏、羯等少数民族原有的复姓、三字姓、四字姓，经过多次民族融合，有的已改成单姓，和汉族的姓氏融合为一体。 十四、其他。

另外，还有新的百家姓：
新华网北京2006年1月10日电（记者 李斌、张建松）根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支持的一项最新研究表明，我国新的“百家姓”顺序已经新鲜出炉。

新顺序是：李，王，张，刘，陈，杨，黄，赵，周，吴，徐，孙，朱，马，胡，郭，林，何，高，梁，郑，罗，宋，谢，唐，韩，曹，许，邓，萧，冯，曾，程，蔡，彭，潘，袁，于，董，余，苏，叶，吕，魏，蒋，田，杜，丁，沈，姜，范，江，傅，钟，卢，汪，戴，崔，任，陆，廖，姚，方，金，邱，夏，谭，韦，贾，邹，石，熊，孟，秦，阎，薛，侯，雷，白，龙，段，郝，孔，邵，史，毛，常，万，顾，赖，武，康，贺，严，尹，钱，施，牛，洪，龚。

⑺ 张桂枝的媒体关注

(记者 苏诗钰 报道)2011年9月1日上午，著名工笔画家张桂枝应邀来到位于北京西城区后毛家湾的中国老子书画院, 将自己精心创作的10幅工笔画交老子书画院艺委会评审。让张桂枝没有想到的是: 老子书画院一次将这10幅价值120余万元的作品全部收藏。
张桂枝工笔画以形传神，形神兼备，崇尚意境和情趣，追求主观精神的表达和体现。甚至“尽其精微”，通过“度物象而取其真”，“取神得形，以线立形，以形达意”获取形似与神似的完美统一。大有“物之华，取其华，物之实，取其实”的塑造能力。他不仅“应物象形”，且更倾向意象的写实性,在能动的观察与写实的基础上，经过艺术的再创作，追求传神写照，从而达到气韵生动的艺术效果。有评论家称他笔下无论是人物还是花鸟走曽, 无一不是形象的诗歌，视觉的音乐，心灵的篇章。
著名书画评论家、中国老子文化公益发展基金管委会常务副主任苏清杰教授指岀:一幅优秀工笔花鸟画的创作，都要经历由外至内，因物动情，进而由内向外、寄情于物的思考酝酿过程。所呈现的是天趣与人的精神，是奇造化而移精神，遐想若登临览物之有得，是在不知不觉中把自然纳入自我，而自己又消融在景物之中，创造的是无我之境。而张桂枝的工笔花画，最大限度地向欣赏者呈现岀大千世界那生生不息的生命。那是画家感情的流露、精神的物化，在山川与花卉禽鸟中，潜流着无穷的意趣与情思。那一笔一墨和色彩的节奏正是画家饱满的情趣和理想的追求，既是大自然生命的律动，也是诗情的荡漾。从张桂枝的工笔花鸟画中,我们随时都能感受到理想欲望和对生命的爱恋之情。“声音颜色，饮啄态度，远而巢居野处，眠沙泳浦，戏广浮深，近而穿屋贺厦，如岁司晨，啼春噪晚者……”这一切的－切,都能在张桂枝的工笔画上表现得出神入化，把人们带往美好的遐想之中。张桂枝花鸟画的可贵之处, 在于他把自己的审美情趣与自然形象巧妙地融为一体,如同不露人工雕琢之感的“自然之物”，让人似乎感到画面上所呈现的物象是不食人间烟火的本来面貌。俨然像一个“五行之精，粹于天地之间，阴阳一嘘而敷荣，一吸而揪，则葩华秀茂，见于百卉众木”的“纯”自然的景象，是“自行自色”的“无我之境”。以至使人误以为这工致细腻的花鸟是自然物形的再现与追求。其实这正是张桂枝工笔花鸟画把人的主观精神,与自然界的客观形态悄然结合的绝妙之佳境，是画家内心思维与外部世界之融合，寄情感于自然，是观自然生趣(窥自然之天机，凝自然之意)与画家精神(主观情趣)的结合。正是这种绝妙而有机结合，才创作出笔下生香的绘画境界。这正是张桂枝工笔花鸟画魅力之所在。
正如因为如此，国内外不少收藏大家, 无不看好张桂枝的工笔画。他的作品,也由每平方尺6000元，飙升到18000元以上。中国老子书画院这次收藏的10幅作品，每幅小则4尺斗方,大则8平尺, 且幅幅都是精品。据保利拍卖行的专家称: 张桂枝这10幅作品, 收藏价虽然只有120万元, 可－旦上拍,起拍价不会少于200万元，最终可望突破300万元。 2013年7月21日,中国著名工笔画大家张桂枝教授,将自己全新创作的价值100万元的巨幅工笔《老子出关图》无偿捐给中国老子书画院，中国老子书画院院长尤中会欣然为张桂枝《老子出关图》题跋，老子书画院艺委会组织专家经过认真评审后指?：如果说范曾《老子出关图》是写意老子出关的代表，那麼，张桂枝《老子?关图》可以称得上工笔老子出关的的杰作。
以老子出关为题材的美术作品并不少见，几乎所有的人物画家，都偿试过此类题材的创作，但也许是范曾老子出关的影响深远，很少有画家能超越范曾的老子出关。中国老子文化发展公益基金管委会常务副主任、著名书画评论家蘇清杰找到张桂枝，希望张桂枝用工笔为中国老子书画院创作一幅内容全新的《老子出关图》，张桂枝欣然接受。但他知道：这并非一幅简单的创作。中国老子书画院是 以顶级书画家为主的 高端书画院。加盟老子书画院的画家,都是各省书协、美协副主席以上且确有成就的书画大家。为中国老子书画院创作过老子出关图 的知名画家不下十几位，但都不能让老子书画院满意，时至今日，中国老子书画院宽大的展厅和办公室，却没有一幅与老子相关的美术作品，老子书画院偏偏又邀请张桂枝创作工笔《老子出关图》，
这无疑是希望张桂枝在同类题材中有一个全新的突破。
张桂枝接下这一“ 特殊任务 ”后更是夜不成寐，不得不放弃 北京、上海、广州等多地画廊的定单，全心投入到老子出关的创作中。但自己要创作的 老子出关
，如何迥异众多老子出关模式化、政治化的人物造型形象，以古代先贤老子为题材，以传统文人画的笔墨为表现手段，如何打破笼罩中国画多年的意识形态化倾向，为中国工笔人物画的审美转换提供新的契机。这是张桂枝以线赋形，强调骨法用笔和笔墨表现的创作观念和实践，如何打破工笔写实主义对现代中国人物画创作的绝对笼罩，将现代工笔人物画由写实向写意推进的关键。就这样，经过 一个多月的反复推敲，一幅全新的工笔《 老子出关图 》在张桂枝的笔下问世。亦真亦幻地把老子出关的历史和传说,真实地再现六尺生绢上：一白发老翁身著素袍，头戴斗笠，双眉垂鬓，胡须拂膝，悠然坐於牛背，身旁牵牛执蹬的小童，在落日渐晚的凉爽风中，兴致高昂，步履矫健。肩后竹竿上，酒葫芦的红布穗儿一飘一荡。那通灵的青牛有节奏地踏步缓行。似乎是从远处缓缓而来,然后似乎又飘然而去。潇潇长髯，苍苍银发 ，把老子出关的神态勾勒得惟妙惟肖，细细品味一笔一画,皆可见其画风朴拙，盎然古趣，感悟率真、纵逸灵动等多种审美情趣。那超然笔墨下勾勒出的一老一少,给人一种无以言状的宁静,特别配以几株叶已退去象长了眼晴一样的枯树,是显示季节的变化，还是周王朝的衰落?还是对当今社会生生不息的观察?可以说,无论你怎麼品读,都不能不说是神来之笔。作品中的线条犀利挺拔，作品中的用墨用色大胆准确，最大限度表现出哲学家的老子别有一番忧国忧民和韬光养晦的风采。从这件作品中不难看出张桂枝的大家风范。这也恰恰是张桂枝和众多《 老子出关图 》的不同和绝妙之处。面对张桂枝的《老子出关图》，记者不禁想起蘇东坡赞扬画圣吴道子的诗句：“当其下手风雨快，笔所未到气已吞”!
业内评论家称：张桂枝的《老子出关图》，人物线描功夫纯笃，笔笔生发，所作形神毕见，栩栩如生，是不可多得的线描妙品。正是有了这样的功夫，其工笔《老子出关图》才能“出新意於法度之中，寄妙理於豪放之外”，挥洒之际，不再受形的羁绊而能尽情於水墨施展，笔下墨渖淋漓、烟云迭起，且精细入微，毛发毕现。这幅《老子出关》以用线见长，造型严谨而笔调轻松，似乎漫不经心地勾勒却又能切中肯綮 ，当繁则繁，当减则减。“ 道德五千言，乘牛出函关 ”，老子的仙风道骨、童子的纯真稚气、青牛的慢条斯理，无不透著悠然恬静，引人生出无尽的遐思。“紫气东来三万里，圣人西行经此地。青牛缓缓载老翁，藏形匿迹混元气。”这正是对张桂枝工笔《老子出关图》的传奇描述。也许 ，你只有读过张桂枝的工笔 《老子出关图》 ，你才会真正领悟老子“道法自然”、“天人合一”、“ 无为而治”哲学思想的真正函义。
据记者了解：张桂枝的工笔作品，自2000年走进市场后，一直是炙手可热，每平方尺从6000元一路看涨。据嘉德拍卖行专家评估，张桂枝的工笔画每平尺约在8万元，而《老子?关图》更是张桂枝画中的精品，其价值每平尺不会低於10万元,且又极具升值空间。国内颇有远见的藏家无不看好张桂枝的工笔画，那是藏家们心目中的难以动摇的“原始股”。不要说现 在，若干年前就一画难求。如今有巨幅的《老子出关图》问世，藏家纷纷找上门来，有藏家愿出150万人民币收藏张桂枝的工笔《老子出关图》，但还是被张桂枝婉言谢绝。最后他执意把《老子出关图》无偿捐赠给中国老子书画院。
中国老子书画院院长尤中会称：张桂枝的工笔《老子出关图》，是企今国内外看到的老子出关图中最为经典的作品。如果说范增的老子出关是写意老子出关图的代表，那麼，张桂枝的老子出关是工笔老子出关图的典范。老子书画院把张桂枝的《老子出关图》将作为镇院之宝，装裱后挂在老子书画院最醒目的位置。
读张桂枝的国画山水，常常有种气象萧疏、烟云清旷、毫锋毕现之感。那种清气婉约的雅美之韵，那种超凡脱俗的审美之趣，特别是那少有的画外有画、声外有声、韵外有韵的艺术之境,都仿佛令人沉浸在袅袅的梵音之中，给人以少有的淡泊,少有的宁静,少有的清新。可以说,他的国画山水无论是近视还是远看,都充满着笔墨的神奇，意韵的灵动，都散发着传统国画山水少有的雅致,少有的精致,少有的别致，少有的美感。那是国画山水中真正意义上的“风、雅、颂”。
有评论家说，张桂枝的国画山水，之所以奇妙无比,之所以美轮美奂,那是张桂枝用北方的线条，南方的墨韵,来描绘他心中的山,他心中的水。正因如此,他笔下的国画山水,既有北国大山的巍峨苍茫、雄浑博大，又有南国山水的空蒙奇幻，清秀飘逸。正所谓“素雅苍茫的水天一色，渔舟唱晚的自娱天趣”,妙就妙在张桂枝的国画山水真正意义上的北势和南韵。
但在张桂枝看来,传统国画致所以有南北派之分,那多半与画家当年生活的半径有关,尽管历代学者都主张“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但在交通工具极不发达的过去,一个画家要“行万里路”几乎是不大可能的事。正因画家这种特殊的地域局限,画家笔下的那山那水,若是不分南北,无疑是方向上的迷失。而在当今高度发达的社会,“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早已算不上新闻,倘是再去一味格守南派北派,那是中国画的倒退。
表面来看，张桂枝对北派山水情有独钟。他笔下的国画山水,多半是层峦叠嶂、逶迤起伏、层林尽染的境象。然而，张桂枝在对北派山水价值认同与坚持的同时，又使得他对南派国画“水墨为上”的求实态度十分执迷，表现在画面上也就少不了烟岚雾霭,高山密林，趣远幽深。特别是张桂枝的近作,在“北势南韵”的兼融中，更是跃上少有的高度。其间古今互融、标新变幻、探索发展的态势尤为引人瞩目。他的国画山水层次深厚，疏密统一,行笔严谨，更有纵横奇峭之趣。那之中,独特的“张氏画法”,更是对传统笔墨质感和表现力的诠释和解读。这种对笔墨的诠释和解读,通过他个性化的绘画语言，被有效地用于千岩万壑的营造和气象峥嵘的表达。可以说,张桂技以“丘壑立骨”的苍笔,在“干裂秋风”中“饱含雨露”，而以“笔法立骨”的金韵,在水墨氲氤中尽情展现“张氏山水”的独特之处。在他的国画山水中不仅最大限度地彰显岀北派山水以“丘壑立骨”的壮美奇观，也最大限度地彰显岀南派山水以“笔法立骨”的秀色风韵。正如业内评论家作结:张桂枝国画山水“既有北派山水的骨体坚实，又有南派山水的墨法精微，既有北派山水的高歌猛进，又有南派山水的吴侬细语。无论是张桂枝的工笔山水,还是半工半写,都处处流露岀少有的高古,少有的苍劲,少有的灵动，从中不难见出范宽的雄峻，王蒙的繁密，山樵的秀润，米氏的烟云，石涛的清新，龚贤的厚重......然而，这一切的一切,又都若有若无地被张桂枝的大手笔襄括其中。
在笔者宽大的办公室迎面墙壁上,挂有张桂枝丈二长的国画《秋山烟云图》,画面主体簇拥着群峰列岫,山谷中弥漫着袅袅的岚气、蒙蒙的雾霭。山峦在薄薄的云雾中若隐若现，仿佛披着一袭轻纱，给人一种似梦似幻的缥缈感。说不岀什么名字的杂树,或红或黄,或直或曲，或俯或仰，丛生于山石的罅隙间。远处山腰间，一条瀑布飞流而下，淙淙流淌，在山脚下汇成一汪深潭。林荫深处，几间红色房舍隐约可见，俨然有人居住。近景中,杂树以率意多变的笔墨勾枝点叶,左右杂树还施以赭色，以调剂、活跃画面气氛，丰富画面色彩。中远景小树刚以米点皴出深浅,皴出远近层次。张桂枝以稚雅苍劲的笔法描绘山石、树木，以水墨、赭石、花青几种深浅不同的色调，以浅绛设色的方法，将山水景致、晴朗的天气、山中的云雾这几种物象加以意象的有机整合，将“秋山明净摇”的季节感表现得恬静优雅、恰到好处，观之令人神往。从构图的气势，用笔的利爽，给人以肃穆、庄重、清神的美感。特别是曲折的溪水，明澈澄鲜，不激不怒，且清且浅,绝无半点萧瑟和悲凉。这种对深秋景色富于的神韵，是一般画家很难察觉和表现得出的。尤为可贵的是,张桂枝没有机械地将地面、树、云、水、山截然分为三叠两段，而以画面左右两边的杂树为近景,将云、水、山、树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在视觉空间的处理上，将近景的“平远”与远山的“高远”巧妙地相结合。特别在云雾、岚霭的处理上极具功力，轻渲淡染，将山中云霭表现得淋漓尽致。并以笔墨渲染山腰、树顶，挤出留白的云、水，产生“连氛累霭：炎日韬霞”的艺术效果，使人有“白云回望合，青霭入看无”及“白云深处有人家”的诗意想象。这也印证了宋代著名书画评论家郭若虚的：好的山水画“有可行、可望、可游、可居者。画凡至此，皆入妙品。”张桂枝的这幅《秋山烟云图》恰恰营造的是这种“可游、可居”的境象氛围，令观赏者不禁产生踏秋访隐之念。
也许是应了“画为心声”那句老话,不管你是否意识到,但表现在每个画家笔下的不仅是一种文化的积淀，更是一种人格和生命的修为。一向为人谦和张桂枝，做事更是岀奇地低调，在他身上既有儒家的平和中庸，亦有道家的含蓄宁静。他笔下的国画山水,正是他人格的折射,他不时借“南韵”的笔墨,“南韵”的典雅,“南韵”的“诺亚方舟”,寻觅他“北势”山水的理想彼岸，并以他“南韵”的蕴藉,“南韵”的含蓄,创出他“北势”的粗狂、“北势”的明快,“北势”的厚重，从而尽情展现北派山水的风骨雄魂等国画山水特征。这就难怪有评论家说张桂枝的国画山水“既得儒家中和之意，又得道家自然之旨，还得佛家禅宗之悟”,从而形成苍莽、郁勃、灵秀、真实，现代感极强的“张氏画风”。那无疑是将安闲与雅逸，温和与萧散的人文境界与绘画艺术融合在一起的艺术，这少有的清静、优雅、从容,也正是张桂枝澄明淡泊生活情调的真实写照。
纵观张桂枝的国画山水,无论是他的《秋山烟云图》、《春意盎然图》,无论是他的《源远流水》、《溪山清居图》,还是《江山如画》、《江山如此多娇》,从中都不难看出,张桂枝对“北势南韵”的兼收并蓄，从而也彰显出他独特的笔墨风格。毕竞是生活在北方的汉子,那之中永远有“北派”山水的风骨雄魂，纵横跌宕,鬼斧神工，但他绝不是一味强调“北势”的雄强壮伟，更强调“南韵”的气韵高华，力求在崇山峻岭的雄健气势塑造中透出“南派”山水温润柔美的流韵。他孜孜以求的“山川浑厚，草木华滋”的境界，最终是以笔与墨会、墨与水为体现，妙得墨气丰厚、气韵充溢之效果。正如网友清风飘香所赞:“秋峰萧瑟跃云端，山路幽移百道弯,雾锁万川遮玉柱，云飘千壑挂白帆;悬崖峭壁知风月，苍松红枫啸九天。何惧征途前路远，沧桑历尽志更坚”。
尽管张桂枝是花鸟、人物、山水皆优的国画大家,但细看张桂技的国画山水不难发现，他笔下的山水尽管层峦叠嶂、云涌泉流，从来都是“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但总让你感到画中有“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的境象。那杳无人迹的远山近水，总让你感到郁勃昂扬,宁静致远的人文精神，又有浓郁的时代气息。他在宏观把握传统笔墨,全面理解传统国画真谛的基础上，广蓄了自然的英华，饱纳了山川灵气之后，以特有的“张氏笔墨”，淘冶出自己独有的全新绘画语言，着力于气韵与境界的打造，给人以一种清新之美、蓊郁之美、逸宕之美。并不期而然地溶解了西方绘画对他有用的东西，如光与影构成、色与彩变幻等。因此,他的“北势南韵”,不是“雨后空林”“不识人间烟火色”的“雅玩”之作，也不是“雪景寒林”“无边落木萧萧下”的“荒凉”之象，而是“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蒙笼其上，若云兴霞蔚”的锦绣景观，是雄伟博大,真率烂漫的瑰丽山河。画中境象虽然不是哪座大山的再现，也不是哪条江河的临摹，却有着太行的雄放、华山的险峻、黄山的多姿、峨眉的灵秀、武夷的神韵。那老辣苍翠的云壑山涧，那韶秀幽深的树木鸣泉，那墨色流溢的田园风光，那旖旎典雅的山野景象，无不传递着张桂枝对祖国大好河山的爱恋,无不传递着张桂枝对对自然大美的褒扬。
这也正是张桂枝国画山水的成功所在。
(作者苏清杰:资深学者、著名书画评论家、北京师范大学客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