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基金会

A. 谁知道乳腺癌研究基金会相关资料

伊芙琳·兰黛，雅诗兰黛集团高级副总裁，粉红丝带乳腺癌防治运动（BCAC）发起人
在雅诗兰黛集团的议程上，CSR（企业社会责任）总是处在重要的地位。粉红丝带乳腺癌防治运动（BCAC）是该公司CSR的成果中一个杰出的和成功的例子。
乳腺癌被认为是全球“头号女性杀手”。据美国癌症协会估计，美国每年有超过21万人被诊断为患有乳腺癌，其中死亡人数约4万例，原因就是女性对乳腺癌的了解和预防措施相对较少。

1992年，雅诗兰黛集团的高级副总裁伊芙琳·兰黛夫人，再也不愿看到女性遭受乳腺癌之苦。她回忆说：“我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愤怒———为每年有成千上万的女性死于乳腺癌而愤怒。为什么这些女性没有发出更多的声音和呐喊？为什么这些女性没有要求更好的医疗条件？”

随后她意识到：全球女性在和乳腺癌斗争的过程中需要一个声音。她决定发起一个防治乳腺癌的活动，提倡公众关注和科学研究。最重要的一点是帮助那些病人，使她们重拾生活信心。伊芙琳·兰黛夫人同SELF杂志的主编：A lexand ra Penn y女士一起，将粉红丝带作为乳房健康的一个全世界的标志。

“及早预防、及早发现、及早治疗”是全球粉红丝带乳腺癌防治运动的宗旨。因为只要及早发现，85％－90％的乳腺癌是可以治疗的，免除了乳房切除的痛苦，许多生命也有可能因此得到拯救。“向尽可能多的人们传递及早发现能挽救生命的信息，尽可能多地资助相关研究，通过这些努力，我们确实能减少那些死亡数字，直到有一天能完全抵御疾病。”伊芙琳·兰黛说。

2001年，雅诗兰黛集团发起了又一项影响力广泛的活动：在全球著名的建筑物、纪念碑和陆标上面亮起粉色灯光，以提高对乳腺癌的重视。截止到今年，50多个国家中有超过260个建筑物参与了这项名为“全球粉红丝带亮灯仪式”的活动，包括意大利的比萨塔、加拿大的尼亚加拉大瀑布、美国的帝国大厦、罗马尼亚的帕台农神庙等。它是一项影响巨大而有效的倡导行动，极大地引发了人们对乳腺癌防治的关注。

自1993年由伊芙琳·兰黛创立乳腺癌研究基金会（Th e B rea s t C an ce r R e sea rch Found a tion）起，始终坚信通

过全球在临床治疗及遗传科学方面的研究和创新，乳腺癌的预防和治愈一定可以实现。每年，至少有85％的基金直接投入于80位杰出科学家的研究。该组织还连续第三年，获得了由C h a r ity N av iga to r机构颁发的四星标志，并得到了美国慈善事业协会的A类奖励。

2003年雅诗兰黛集团在中国发起了粉红丝带乳腺癌防治运动（BCAC）。

2004年粉红丝带活动的创办人伊芙琳·兰黛夫人来到北京。2004年11月16日－21日，雅诗兰黛集团和《时尚健康》杂志在北京红门画廊共同举办了以“美丽，健康和乳房”为主题的摄影展。这是伊芙琳·兰黛夫人的摄影成果首次在中国展出。

伊芙琳·兰黛夫人通过照片探索自然世界的奥妙：那种积极的复原能力。“自然滋养了我们；抚慰着我们的精神和灵魂。当我想帮助某人———甚至只是帮我自己———寻找到宁静的时候，我的目标就达到了。”伊芙琳·兰黛夫人解释到。她在摄影中探索治愈和复原的个人主题同样也表现在对乳腺癌研究的努力上。

自从1992年以来，伊芙琳·兰黛夫人已经在世界各地30多处举办了摄影展。许多作品被博物馆和私人收藏，所获收益全部捐赠给乳腺癌研究基金会———这是她最热衷的。在长达一星期的展览之后，38张照片被出售，2万多美元的收益全部捐赠给“乳腺癌教育基地”。

B.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的项目开展

中国发展高层论坛
中国发展高层论坛（China Development Forum，简称CDF）于2000年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设立，并由其主办，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承办，迄今为止已连续举办了15届，它已成为中国政府高层与国际商界、学术界相互交流沟通的重要平台，每年3月两会闭幕后的一周，论坛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召开年会。
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5年会将于3月21-23日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主题为“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
中美金融研讨会
从2004年开始，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每年与哈佛大学法学院共同举办主题为“构建21世纪金融体系”中美金融研讨会。
发展热点午餐会
为及时跟踪国内外经济运行和社会发展中的热点问题，了解当前经济全球化的最新趋势、介绍发展研究领域的前沿学术动态，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和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携手，自2007年11月起定期举办“发展热点午餐会”。 中国发展报告
《中国发展报告》（China Development Report）是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组织研究和定期发布的大型研究报告，选择的主题都是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重要问题。 《中国发展报告2007：在发展中消除贫困》《中国发展报告2008：构建全民共享的发展型社会福利体系》《中国发展报告2010：促进人的发展的中国新型城市化战略》《中国发展报告2011/12：人口形势的变化和人口政策的调整》《中国发展报告2013/14：中国农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路》贫困地区儿童
经过实地调研和专家论证，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于2009年9月在青海省乐都县启动“贫困地区儿童早期发展”项目试点。项目包括营养干预和学前教育两部分，旨在实现新生儿出生健康，婴幼儿营养正常，学前教育基本覆盖。
“贫困地区儿童早期发展项目”包括-9～24个月营养干预和3～5岁学前教育两部分。
营养干预部分包括：
（1）对孕妇免费提供孕期多种微量营养素补充（“营养片”），直至分娩；
（2）对满6月龄以上的婴儿免费提供婴幼儿辅食营养补充（“营养包”），直至婴儿满24个月；
（3）设立“妈妈学校”，为孕妇和6个月以下婴儿家长定期提供营养保健知识培训。
学前教育部分包括：
（1）利用村小的富余校舍，设立村级“早教点”；
（2）从当地招募受过专门训练或有相关经验的幼教志愿者；
（3）采取“走教”方式，由志愿者在各“早教点”开展学前教育活动。
幼儿园计划
2012年1月，“贫困地区儿童早期发展”项目的学前教育部分独立为“山村幼儿园”计划。 山村幼儿园计划（Village Early Ecation Center）的目标是在中西部省区选择贫困或偏远的县，招募幼教志愿者，采用“走教”的方式，把早期教育送到山区孩子身边。 公共管理高级培训班
为确保经济与社会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和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合作举办公共管理高级培训班，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具体承办。
企业管理高级研修班
中国企业管理高级研修班由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和剑桥大学中国发展信托基金具体组织承办。学员由中组部委派，均来自国有大型企业的高级管理者。

C. 中国华鼎国学研究基金会的概况

基金会以“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共建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为创办宗旨，具版体运作事项：权
1、受政府委托。
2、为全国特别是贫困地区和弱势群体接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和熏陶提供资助。
3、为港澳台地区和外国友好人士来华研修国学或从事中国国学推广活动提供资助。
4、创办面向海内外的弘扬中国国学的出版物和其他大众传播工具；支持筹建各类教育机构，大力开展各种形式的国学教育与培训。
5、组织举办其他符合本会章程宗旨的具有国际、国内影响的重点项目或活动。

D. 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基金会是什么级别

高级，具体需要去官网查询

E. 中国华鼎国学研究基金会的章程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本基金会的名称是：华鼎国学研究基金会，简称：国学基金会。英文译名为：Huading Foundation on Chinese Studies.
第二条 本基金会属于非公募基金会。
第三条 本基金会的宗旨：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共建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
第四条 本基金会的原始基金数额为人民币贰千万元，来源于深圳市朗润投资有限公司捐赠。
第五条 本基金会的登记管理机关是国家民政部，业务主管单位是国务院参事室。
第六条 本基金会的住所：北京市前门东大街11号。
第二章 业务范围
第七条 本基金会公益活动的业务范围：
1.受政府委托，从事国学研究项目的管理与运作，支持和资助各类弘扬国学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产业的基地建设和各类教育机构；奖励海内外对中国国学研究和传播做出重要贡献的人士（包括学术著作、书画精品和各类作品等）。
2.为全国特别是贫困地区和弱势群体接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和熏陶提供资助，并对开展此类活动并取得优良成果的教育文化机构提供资金支持或个人奖学金。
3.为港澳台地区和外国友好人士来华研修国学或从事中国国学推广活动提供资助；积极开展海外交流，与对我友好的各国文化机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联合举办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活动。
4.创办面向海内外的弘扬中国国学的出版物和其他大众传播工具；支持筹建各类教育机构，大力开展各种形式的国学教育与培训。
5.组织举办其他符合本会章程宗旨的具有国际、国内影响的重点项目或活动。
第三章 组织机构、负责人
第八条 本基金会由5－25名理事组成理事会。
本基金会理事每届任期为5年，任期届满，连选可以连任。
第九条 理事的资格：
（一）遵守国家法律，拥护本基金会章程；
（二）热心本基金会相关事业，自愿为公益事业做出贡献；
（三）具有相应的工作阅历和工作经验，在本会相关领域具备一定的影响力。
第十条 理事的产生和罢免：
（一）第一届理事由业务主管单位、主要捐赠人、发起人分别提名并共同协商确定；
（二）理事会换届改选时，由业务主管单位、理事会、主要捐赠人共同提名候选人并组织换届领导小组，组织全部候选人共同选举产生新一届理事；
（三）罢免、增补理事应当经理事会表决通过，报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
（四）理事的选举和罢免结果报登记管理机关备案；
（五）具有近亲属关系的不得同时在理事会任职。
第十一条 理事的权利和义务：
（一）有选举权、被选举权和表决权；
（二）监督基金会章程和决议的实施；
（三）提议召开理事会会议；
（四）有权获得履行职责所需的与本基金会有关的信息和资料；
（五）有权在理事会上提出质询；
（六）执行理事会决议；完成理事会分配的工作；
（七）理事应当维护本基金会及其理事会的利益，不得利用在本基金会的职权为自己谋取私利，不得侵占、挪用本基金会财产，不得从事损害本基金会利益的活动；
（八）理事负有按规定不泄露本基金会秘密的义务，在未获得授权的情况下，不能代表理事会和本基金会发言；
（九）理事应当仔细审读本基金会的财务报告，谨慎决策资金控制和运作，切实履行公共财产的信托责任。
第十二条 本基金会的决策机构是理事会。理事会行使下列职权：
（一）制定、修改章程；
（二）选举、罢免理事长、副理事长、秘书长；
（三）决定重大业务活动计划，包括资金的筹集、管理和使用计划；
（四）年度收支预算及决算审定；
（五）制定内部管理制度；
（六）决定设立办事机构、分支机构、代表机构；
（七）决定由秘书长提名的副秘书长和各机构主要负责人的聘任；
（八）听取、审议秘书长的工作报告，检查秘书长的工作；
（九）决定基金会的分立、合并或终止；
（十）决定其他重大事项。
第十三条 理事会每年召开2次会议。理事会会议由理事长负责召集和主持。
有1/3理事提议，必须召开理事会会议。如理事长不能召集，提议理事可推选召集人。
召开理事会会议，理事长或召集人需提前5日通知全体理事、监事。
第十四条 理事会会议须有2/3以上理事出席方能召开；理事会决议须经出席理事过半数通过方为有效。
下列重要事项的决议，须经出席理事表决，三分之二以上通过方为有效：
（一）章程的修改；
（二）选举或者罢免理事长、副理事长、秘书长；
（三）章程规定的重大投资活动；
（四）基金会的分立、合并；
第十五条 理事会会议应当制作会议记录。形成决议的，应当当场制作会议纪要，并由出席理事审阅、签名。理事会决议违反法律、法规或章程规定，致使基金会遭受损失的，参与决议的理事应承担责任。但经证明在表决时反对并记载于会议记录的，该理事可免除责任。
第十六条 本基金会设监事1名。监事任期与理事任期相同，期满可以连任。
第十七条 理事、理事的近亲属和基金会财会人员不得任监事。
第十八条 监事的产生和罢免：
（一）监事由业务主管单位选派；
（二）登记管理机关根据工作需要选派；
（三）监事的变更依照其产生程序。
第十九条 监事的权利和义务：
监事依照章程规定的程序检查基金会财务和会计资料，监督理事会遵守法律和章程的情况。
监事列席理事会会议，有权向理事会提出质询和建议，并应当向登记管理机关、业务主管单位以及税务、会计主管部门反映情况。
监事应当遵守有关法律法规和基金会章程，忠实履行职责。
第二十条 在本基金会领取报酬的理事不得超过理事总人数的1/3。监事和未在基金会担任专职工作的理事不得从基金会获取报酬。
第二十一条 本基金会理事遇有个人利益与基金会利益关联时，不得参与相关事宜的决策；基金会理事、监事及其近亲属不得与基金会有任何交易行为。
第二十二条 理事会设理事长、副理事长和秘书长，从理事中选举产生。
第二十三条 本基金会理事长、副理事长、秘书长必须符合以下条件：
（一）在本基金会业务领域内有较大影响；
（二）理事长、副理事长、秘书长最高任职年龄不超过70周岁，秘书长为专职；
（三）身体健康，能坚持正常工作；
（四）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第二十四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员，不能担任本基金会的理事长、副理事长、秘书长：
（一）属于现职国家工作人员的；
（二）因犯罪被判处管制、拘役或者有期徒刑，刑期执行完毕之日起未逾5年的；
（三）因犯罪被判处剥夺政治权利正在执行期间或者曾经被判处剥夺政治权利的；
（四）曾在因违法被撤销登记的基金会担任理事长、副理事长或者秘书长，且对该基金会的违法行为负有个人责任，自该基金会被撤销之日起未逾5年的。
第二十五条 担任本基金会副理事长或者秘书长的香港居民、澳门居民、台湾居民以及外国人，每年在中国内地居留时间不得少于3个月。
第二十六条 本基金会的理事长、副理事长、秘书长每届任期5年，连任不超过两届。因特殊情况需超届连任的，须经理事会特殊程序表决通过，报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并经登记管理机关批准同意后，方可任职。
第二十七条 本基金会理事长为基金会法定代表人。
本基金会法定代表人应当由中国内地居民担任。
本基金会法定代表人在任期间，基金会发生违反《基金会管理条例》和本章程的行为，法定代表人应当承担相关责任。因法定代表人失职，导致基金会发生违法行为或基金会财产损失的，法定代表人应当承担个人责任。
第二十八条 本基金会理事长行使下列职权：
（一）召集和主持理事会会议；
（二）检查理事会决议的落实情况；
（三）代表基金会签署重要文件；
（四） 提出副理事长和秘书长人选，交理事会决定。
本基金会副理事长、秘书长在理事长领导下开展工作，秘书长行使下列职权：
（一）主持开展日常工作，组织实施理事会决议；
（二）组织实施基金会年度公益活动计划；
（三）拟订资金的筹集、管理和使用计划；
（四）拟订基金会的内部管理规章制度，报理事会审批；
（五）协调各机构开展工作；
（六）提议聘任或解聘副秘书长以及财务负责人，由理事会决定；
（七）提议聘任或解聘各机构主要负责人，由理事会决定；
（八）决定各机构专职工作人员聘用；
（九）章程和理事会赋予的其他职权。
第四章 财产的管理和使用
第二十九条 本基金会为非公募基金会，本基金会的收入来源于：
（一）政府支持与资助；
（二）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自愿捐赠；
（三）投资收益；
（四）其他合法收入。
第三十条 本基金会所接受捐赠，应当遵守法律法规，符合章程规定的宗旨和公益活动的业务范围。
第三十一条 本基金会的财产及其他收入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个人不得侵占、私分、挪用。
第三十二条 本基金会根据章程规定的宗旨和公益活动的业务范围使用财产；捐赠协议明确了具体使用方式的捐赠，根据捐赠协议的约定使用。
接受捐赠的物资无法用于符合本基金会宗旨的用途时，基金可以依法拍卖或者变卖，所得收入用于捐赠目的。
第三十三条 本基金会财产主要用于：
（一）支持国学研究，支持和资助各类弘扬国学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产业的基地建设；
（二）资助弘扬与发展国学的各种教育、研究、培训等活动；
（三）资助促进海内外国学研究等方面的交流与合作，以及开发项目；
（四）奖励为弘扬与促进中华优秀国学研究与教育事业发展做出突出贡献的专家学者及相关人员；
(五)用于符合基金会宗旨的公益宣传和其他有助弘扬中华国学的发展、交流及国际化人才培养等公益事业。
第三十四条 本基金会的重大投资活动是指：
（一）年度投资计划；
（二）超过200万元的投资活动。
本基金会的重大资助是指：
（一）年度资助计划；
（二）超过200万人民币以上的资助。
第三十五条 本基金会按照合法、安全、有效的原则实现基金的保值、增值。
本基金会每年用于从事章程规定的公益事业支出，不得低于上一年基金余额的8%。
本基金会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不超过当年总支出的10%。
第三十六条 本基金会开展公益资助项目，应当向社会公开所开展的公益资助项目种类以及申请、评审程序。
第三十七条 捐赠人有权向本基金会查询捐赠财产的使用、管理情况，并提出意见和建议。对于捐赠人的查询，基金会应当及时如实答复。
本基金会违反捐赠协议使用捐赠财产的，捐赠人有权要求基金会遵守捐赠协议或者向人民法院申请撤销捐赠行为、解除捐赠协议。
第三十八条 本基金会可以与受助人签订协议，约定资助方式、资助数额以及资金用途和使用方式。
本基金会有权对资助的使用情况进行监督。受助人未按协议约定使用资助或者有其他违反协议情形的，本基金会有权解除资助协议。
第三十九条 本基金会应当执行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依法进行会计核算、建立健全内部会计监督制度，保证会计资料合法、真实、准确、完整。
本基金会接受税务、会计主管部门依法实施的税务监督和会计监督。
第四十条 本基金会配备具有专业资格的会计人员。会计不得兼出纳。会计人员调动工作或离职时，必须与接管人员办清交接手续。
第四十一条 本基金会每年1月1日至12月31日为业务及会计年度，每年3月31日前，理事会对下列事项进行审定：
（一）上年度业务报告及经费收支决算；
（二）本年度业务计划及经费收支预算；
（三）财产清册。
第四十二条 本基金会进行年检、换届、更换法定代表人以及清算，应当进行财务审计。
第四十三条 本基金会按照《基金会管理条例》规定接受登记管理机关组织的年度检查。
第四十四条 本基金会通过登记管理机关的年度检查后，将年度工作报告在登记管理机关指定的媒体上公布，接受社会公众的查询、监督。
第五章 终止和剩余财产处理
第四十五条 本基金会有以下情形之一，应当终止：
（一）完成章程规定的宗旨的；
（二）无法按照章程规定的宗旨继续从事公益活动的；
（三）基金会发生分立、合并的。
第四十六条 本基金会终止，应在理事会表决通过后15日内，报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经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后15内，向登记管理机关申请注销登记。
第四十七条 本基金会办理注销登记前，应当在登记管理机关、业务主管单位的指导下成立清算组织，完成清算工作。
本基金会应当自清算结束之日起15日内向登记管理机关办理注销登记；在清算期间不开展清算以外的活动。
第四十八条 本基金会注销后的剩余财产，应当在业务主管单位和登记管理机关的监督下，通过以下方式用于公益目的：
（一）继续资助本基金会已经开展的公益活动；
（二）资助业务主管单位组织实施的公益活动。
无法按照上述方式处理的，由登记管理机关组织捐赠给与本基金会性质、宗旨相同的社会公益组织，并向社会公告。
第六章 章程修改
第四十九条 本章程的修改，须经理事会表决通过后15日内，报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经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后，报登记管理机关核准。
第七章 附则
第五十条 本章程经 年 月 日理事会表决通过。
第五十一条 本章程的解释权属于理事会。
第五十二条 本章程自登记管理机关核准之日起生效。

F. 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的Introction of SDRF

Shanghai Development Research Foundation (SDRF) was established in 1993. As a public-foundation and a non-profit legal person establish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relevant governmental regulations, SDRF is devoted to the public welfare undertakings by utilizing donations from indivials, legal persons and other organizations.
SDRF aims at actively promoting the research on the development issue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decision-making consultation. Its business scope includes capital raising and operation, and researching, communicating, sponsoring and awarding the consultation projects concerning economic, social and urban development strategy.
Since established, SDRF has been strongly supporting the research work on decision-making consultation in Shanghai, with a lot of projects being sponsored and numbers of awards for great research achievements being held. Meanwhile, we have accomplished many research projects set up by ourselves or other organizations.
For the last several years, SDRF has been continuously endeavoring to fulfill its missions. We hold “ Development Salon” monthly, inviting distinguished experts and scholars home and abroad to make speeches on hot topics and sensitive questions, and make interactive discussion with the attendees. The high-level symposiums are held twice or thrice annually, gathering numbers of domestic and overseas experts, and the noble guests from political, business and academic circles together to discuss the important issu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global economy and Chinese economy. In addition, SDRF holds a series of mini-seminars themed “The Future of Chinese Economy” for a thorough discussion on the depth-rooted problems i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economy. SDRF has also sponsored and jointly held many academic conferences with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SJTU) and 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y (SHUFE). Taking the advantage of the fruitful contents of these conferences, SDRF has compiled its booklets Discussion Record and Research Review so as to further spread the achievements of research and discussion on the development issues.
Since 2008, SDRF and the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re of Shanghai Municipal Government have jointly founded the “Shanghai Development Research Scholarship”, sponsoring more than ten doctoral or master degree candidates for the purpose of encouraging and training the reserve force of the research team of the development issues and decision-making consultation.
Mr. Wang Daohan and Mr. Zhuang Xiaotian were appointed the honorary chairmen. Mr. Shalin, former vice president of the Standing Committee of Shanghai People’s Congress is the chairman of SDRF, and Mr. Wang Ronghua, secretary of the Party Committee of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is the vice chairman.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re of Shanghai municipal government is the business reporting unit of SDRF.

G. 人学国际基金会是一个什么级别的社会研究机构

人学国际基金会是一家非营利的学术性协会机构，以香港人学国际基金会为主体。2017年7月在香港成立。在当代思想研究领域属于最前沿，活跃的机构之一。

H. 请问从那里可以得到《美国基金会研究》这本书

中国非营利组织：定义、发展与政策建议

王 名 贾西津

一、非营利组织的定义与分类

讨论“非营利组织”问题，首先面对的是对这一词汇的定义及相关的分类问题。这两个方面又都容易引起歧义，故这里首先分别作较详细的阐释。

1.非营利组织的定义

非营利组织是英文non-profit organization(NPO)的中译，一般认为现代意义上的非营利组织出现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1]。与非营利组织类似的词汇还有“非政府组织”(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公民社会组织”(civil society organization)、“第三部门”(third sector)等。1998年国务院将设于民政部的原社会团体管理局改为民间组织管理局，“民间组织”一词从此作为“非营利组织”的中国官方用语开始被正式使用[2]。这些词汇的含义大同小异，这里不作深入探讨，本文所称“非营利组织”，在一定意义上和上述词汇是相通的，可互换使用。

那么，如何理解非营利组织呢?国际社会对这种社会组织的关注大致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开始有学者关注中国的类似组织。关于非营利组织的定义，较为流行的是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莱斯特 · 萨拉蒙(Lester Salamon)教授提出的所谓五特征法，即将具有以下5个特征的组织界定为非营利组织：(1)组织性；(2)非政府性；(3)非营利性；(4)自治性；(5)志愿性。这一定义被用于萨拉蒙教授主持的对全球42个国家非营利组织开展的国际比较研究项目，后来常为人们所引用。在这一定义的5个特性中，非政府性和非营利性被公认为是非营利组织的基本特征，组织性被视为一个不言而喻的前提，但对非营利组织的其他特征，有人针对不同国家、地区的情况提出了修正。

日本的重富真一提出结合亚洲国家的国情，可将上述定义修正为如下6个条件：(1)非政府性；(2)非营利性；(3)自发性；(4)持续性/形式性；(5)利他性；(6)慈善性[3]。他强调亚洲的多数国家属发展中国家，从经济上和社会上救助弱势群体是非营利组织存在和发展的特殊背景，因而应将利他性作为一个重要指标，以区别那些以相互扶助为目的的社区非营利组织；进一步来看，具有利他目的的非营利组织，其开展活动的主要资金不能来自受益者，而应主要来源于社会捐赠和受益者之外的其他主体，换言之，是否非政府组织的另一个重要标准，是看其资金是否来自向受益者收费之外的其他来源，即慈善性。重富真一的标准比流行的非营利组织定义严格，突出了发展中国家非营利组织扶助救济的重要属性。

在我国，完全符合西方标准的非营利组织几乎不存在。但又确实存在一些从行为和运作机制上不同于政府又不同于企业的社会组织，因而中国学者大多更倾向于从推动和促进非营利部门的发展的角度出发，不将定义限制得过于严格。比如康晓光认为，只要是依法注册的正式组织，从事非营利性活动，满足志愿性和公益性要求，具有不同程度的独立性和自治性，即可称为“中国的非政府组织”。[4]

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国际上，非营利组织都并非是一个具有明确内涵和外延的术语，各个国家和地区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有不同的侧重，但这一概念总体上强调的是类似的属性，即指独立于政府和企业之外的社会组织，从这个意义上非政府组织被称之为区别于政府与企业的“第三部门”。

基于上述认识，我们提出，在观察中国的非政府组织时需要注意如下三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法律地位与实际属性不完全对等。在中国，与萨拉蒙的定义最为接近的法律实体，是在各级民政部门登记注册、并为《民法通则》所承认的社会团体，以及按照有关行政法规所定义的民办非企业单位。[5]但它们并不代表中国非营利组织的全部，也称不上是典型。这主要与中国民间组织在双重管理体制下的登记困境和税收法律体系不完善造成的公益不足相关。如一些从事非营利公益活动的组织不得不以企业法人的身份存在，而一些营利性的培训机构等也登记为民办非企业单位，在名义上成为非营利组织。同时，社会团体大多缺乏“独立性”和“自治性”，而许多未经注册的组织却在不同程度上合乎非营利组织的定义。在国外，非营利组织的法律地位一般依据税收情况确定，如美国非营利机构在国税局申请，大量基层组织并未经过国税局登记而存在，虽不享有免税待遇但具有合法地位；日本除正式登记为NPO法人之外，存在大量的任意团体；我国台湾地区也存在许多合法的“非法人”非营利组织。

第二，处于转型中的事业单位可以被纳入观察视野。由于计划经济下的政企合一、政社合一，中国在改革开放前不仅缺乏独立于政府运作的民间组织，甚至连真正意义上的企业也不存在，有的只是国家概念下的“单位”。[6]随着市场经济的发育，这些“单位”逐渐分化成为市场体系中不同运作机制的部门。事业单位正处在转型的时期，一部分已经相对独立出来，成为具有一定自治性的实体，更多的还在转化的过程中。而从发展的角度看，事业单位今后必将趋于分化，除少量重要者由国家财政支持成为国立的非营利机构，大量的事业单位或者转化为市场经济中独立运作的经济实体，即企业，或者成为社会中自治性的非政府组织。如目前医院的非营利、非营利性分类管理已经实施，体现了卫生事业单位转型的思路。

第三，政治性自治组织属于广义的非政府组织概念。萨拉蒙在其早期研究中，对非政府组织的界定还有“非政治性”和“非宗教性”的限制，但后来特意去掉了这两个条件，扩大了非政府组织的范围。有人认为在中国村民自治过程中产生的村民自治组织(村委会)以及社区建设中出现的社区自治组织(居民委员会)，也应被包括在非政府组织的概念中[7]。我们认为，在广义上，村委会和居民委员会也合乎非政府组织的属性，但其产生背景较特殊，且是一个数量众多的同质群体，因此在研究时需要将其与一般意义上的非营利组织区分开来。

概而言之，我们认为，定义中国非营利组织需要满足的基本条件是：不以营利为目的且具有正式的组织形式、属于非政府体系的社会组织，它们具有一定的自治性、志愿性、公益性或互益性，但并非面面俱到，需要客观而动态地加以观察和理解。在当前这样一个处于转型时期的历史条件下，较宽泛的界定标准将有利于更好地推动相关社会组织的发展。当然，进行科学的分析、研究和管理，应当细致分类，以便针对各种类型的非营利组织按其特性区别对待。真正较严格地满足上述组织性、非政府性、非营利性、自治性、志愿性的组织，可理解为狭义的或典型的非营利组织。

2.中国非营利组织的分类体系

目前，中国尚没有一个明确的非营利组织分类标准。现行法规体系中只将其划分为“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这对于完善税收与管理体系显然不利。从长远看，美国的做法值得借鉴。在美国，只为会员服务的互益型组织虽可享受免税待遇，但接受捐赠时要计算所得税；只有那些为公民服务的公益型组织不仅享受免税待遇，且其接受捐赠时会得到优惠的扣税待遇。参照这一思路，可将中国现阶段的非营利组织大体上分为会员制互益型组织、会员制公益型组织、运作型组织和实体型社会服务机构等，其中各种类型下还可以再作细分。另外，人民团体、未登记或转登记团体(如在工商部门登记的非营利性团体)，都可依照其组成分别划入这些组织形式中。值得一提的是国有事业单位，它们是使用国有资产举办的从事各种非营利性活动的组织，其中包括各种国有的医院、学校、剧团、养老院、研究所、中心、图书馆、美术馆等等，这类事业单位在登记管理上属中央编制办。许多事业单位目前正处在一个转型过程，部分也将逐渐分化成不同形式的非政府组织。图1概括了中国现有的各种主要的非政府组织。

图1 中国非营利组织基本分类

与现有法规框架下的分类标准相比，上述分类体系突出了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以公益性和互益性作为基本区分标准。“公益”是指社会上不特定多数人的利益(或社会全体的利益)，“互益”是指某一特定群体内的互助性利益。将单纯互助性的社团与公益性社团区别开来有利于税收政策的制定。这里侧重说明一下互益型组织，它们存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不同方面，最主要有两个方面，即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存在于经济领域里的互益型组织，包括我们通常所说的行业协会、商会、职业团体、工会等，其共有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它们的活动和企业等营利组织密切联系在一起，是市场经济存在和发展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在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这类组织通常被称之为“经济团体”、“产业团体”、“劳工组织”等，而区别于通常所说的社团。我们称之为经济性团体，由于其与市场经济结合最紧密，在运作机制、管理方法上都有别于其他类型的团体。互益型组织的另一类是社会性团体，如各种学会、同学会、联谊会、兴趣团体等，较为集中地体现了非营利组织的基本属性。

第二，将基金会单独列出。目前我国的法规体系中将基金会同其他会员制社团统一归为社会团体，而实际上基金会与会员制社会团体的组织性质与运作模式均有很大不同，将会员制组织与运作型基金会区分是当今世界常见的做法，如我国台湾地区分别用公益社团法人和公益财团法人来规范社会团体和基金会。基金会又按照资金运营方式分为自行运营资金的“运作型基金会(Operating foundation)”和专门用于资助的“资助型基金会(Grant-making foundation)”。

第三，将实体型社会服务机构进一步细分。由于学校和医院在满足公益需求中的特殊性和专业属性，一般均被单独列出，并通过特别立法加以规范，如日本的“特殊法人”(学校法人和医疗法人)等。这类组织因其实体性和服务性的特点，通常不列入所谓狭义非营利组织的范畴。在我国，现行法规中只有1998年公布的《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能够对这类组织加以规范，但即使按照上述条例等级确认以后，也因没有明确的法人地位而在税收上难以定性。因此，我们主张：将非营利医院和非营利学校单独列出实行特殊政策。

第四，给各种非营利组织以更大的法律生存空间。如“未登记或转登记团体”，其中大量的是因找不到业务主管单位，无法去民政部注册登记，它们采取多种变通的方式以便生存和活动，包括注册为工商企业等。对于这类组织，不应一概视为“非法”而加以取缔，应依照法律允许它们生存和开展必要的活动。

二、中国非营利组织的发展与特征

1.中国非营利组织的发展机遇

截至2001年底，民政部登记的全国各类社会团体12.9万个，重新登记确认的民办非企业单位8.2万家。[8]中国的非营利组织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得到了迅速的发展，这种状况体现了非营利组织面临的许多有利的发展机遇，主要包括如下6个方面：

第一，始于1978年的经济体制改革为中国非营利组织的发展带来了生存空间。经济体制改革释放了蕴涵在中国社会各个层面的巨大的能量和多样化的需求，原有的政治化、行政化、一体化的社会走向了开放化、市场化和多元化。20多年的经济体制改革已经形成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为整个社会走向自我服务、自我管理的多元治理模式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二，逐步走向深入的政府改革将为中国非营利组织的发展提供更为广阔的空间。政府改革在90年代通过以“小政府、大社会”为目标的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为非营利组织的发展提供了很大的社会需求和相应的部分资源，政府改革的深化将会进一步触动原有单位体制的核心，政府将从更多的直接控制的领域退出来，将更多更具体的职能转移给包括非营利组织在内的社会中介组织，地方政府创新将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继续推进，加速整个社会的民主化和多元化进程，这一切都将大力推动中国非营利组织的发展。

第三，随着现行法律法规的改善，一个法制化的外部环境正在逐步形成。对非营利组织来说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十多年来中国政府正在探索一条走向分类管理和逐步实现法制化的道路，1988年和 1989年，国务院先后发布了《基金会管理办法》和《外国商会管理暂行规定》，1989年10月又发布了《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1998年10月，国务院在对原有条例作了大幅度修订的基础上颁布了新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同时发布《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 1999年8月，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关非营利组织的专门法案《公益事业捐赠法》出台。目前，重新修订的有关基金会登记管理和海外驻华民间组织登记管理方面的行政法规，也有望在近期内出台。同时，要求从法律上明确定位民间组织的修改民法或制定基本法的呼声也越来越高，地方政府在这方面的创新之举[9]则推动着整个法律政策环境的不断改善。

第四，随着市场经济走向成熟，社会转型和多元化的趋势愈渐明朗。市场经济的发展使社会趋向多元化，政府不再是社会公共事务的唯一主宰，单位制度在逐渐瓦解；以基层政权选举为代表的政治民主化正在稳步推进。改革开放以来非营利组织的发展尽管起步较晚，但它们在环境保护、扶贫开发、社会服务等诸多领域，已经积极介入并在其中发挥有效的作用。随着社会转型的进一步展开，自上而下的改革探索和自下而上的参与冲动推动着中国非营利组织越来越多地介入到各种社会事务及其决策过程中，并在其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第五，加入世贸为中国非营利组织的发展带来机遇和挑战。加入世贸对政府、企业和非营利组织有程度不同的影响。对非营利组织来说，主要的机遇是拓宽了国际视野并打开了争取更多外部资源的可能性，同时政府职能转变的步伐加快了非营利组织与政府之间走向联合与合作的过程；中国非营利组织面临的主要挑战是：来自海外的竞争者出现了，对专业化能力的要求提高，必须适应国际惯例和参与国际竞争的转型需要，加强自身能力建设和走向彼此联合与互律等等。

第六，在经济市场化和社会多元化的进程中，公民参与的热情越来越高，公民自由、自主、自治和志愿服务的意识逐步培养和觉醒起来。中国自古有着社会自组织和自愿结社的传统，随着经济和社会的改革，随着政府逐步退出许多社会控制领域，自上而下的人为的行政限制越来越少，公民通过各种形式参与经济、社会乃至政治过程的机会越来越多、热情越来越高，在这个过程中人们的自由权力得到认同，自主精神得到倡扬，自治机制得到培育，志愿服务的社会风尚逐渐形成，推动着整个社会资本的建设，从而为中国非营利组织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文化基础。

总之，在转型时期，中国非营利组织的发展面对的经济、社会、制度、文化、国际等各方面的环境都是富有挑战性的，也充满了机遇；反过来，非营利组织的发展又将成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社会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助推器。

2.中国非营利组织发展的特征

回顾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非营利组织发展所走过的道路，可以清晰地看到：随着政府改革和市场经济的推进，非营利组织越来越成为解决许多社会问题时必不可少的组织机制，无论政府也好，公众也好，乃至企业等市场力量，都在推进以非营利组织为主体的公民社会的形成。

但是，分析一下就会发现，在改革开放以后发展起来的中国非营利组织中，有两种来源不同的类型，一种是被称为自上而下的非营利组织，它们与政府改革相关联，在相当程度上是政府改革和政府职能社会化的产物，因此他们的主要的社会资源包括人、财、物、信息、管理和相应的组织资源等，主要来自党和政府的相关机构等受权力控制的垄断领域；另一种是被称为自下而上的非营利组织，他们与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与之相关联的经济、社会民主化进程有关，是公民有组织地参与经济过程、社会过程乃至政治过程的产物，所以他们主要的社会资源包括人、财、物、信息、管理和相应的组织资源等，主要来自市场、社会、海外等开放的竞争世界。这样两种截然不同的资源来源及其所形成的非营利组织，体现了转型时期中国公民社会的两条不同的发展道路。

第一条道路可称之为“自上而下的自治化道路”，其基础在于政府改革和由此带来的政府职能的社会化，表现为：在政府周延出现一大批不以党政面目出现的机构，它们通常登记为独立的法人，往往行使着原由党政机构承担的职能。主要包括三种形式：一是补充形式，即在外交、农业、环保等一些政策领域，主要作为相关公共政策的补充形式发挥作用；二是协调形式，即在如冶金、纺织等一些行业管理领域，主要作为政府对相关行业进行管理的协调形式发挥作用；三是执行形式，即在如妇女、劳工、残疾人等一些社会政策和福利领域，主要作为政府特定方针和政策的执行形式发挥作用。这条道路的基本特征是：具有转型时期典型的双重属性：一方面具有模拟政府的行政性或自上而下的官僚性，另一方面又具有逐步增强的自治性，以及基于不同利益形成的面向市场和社会的不断增长的自我意识、自我利益维护、自我主张、自主决策的冲动。这样双重属性形成两种相互对立的力量：回归政府的行政化倾向和走向民间的自治化倾向。前者表现为这类组织对于自上而下的各种资源，包括编制、预算、职能、地位等，有着依然强烈的执念，会在各种适当的场合努力靠近党政机关并积极谋求来自上面的庇护和特权；后者则表现为随着这类组织的成长，他们越来越感受到来自政府的干预过多及其严重的束缚，会积极谋求在资源配置上的自主权，并努力争取来自政府之外的各种有利的资源。

第二条道路可称之为“自下而上的自主化道路”，其基础在于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所带来的民主化和广泛的公民参与，表现为：在党政权力不及、政策失灵或者默许的边缘地带，往往依靠精英人物发起成立一定的组织(正式的或非正式的)，他们动员媒体和各种社会力量，利用来自民间的各种资源，瞄准一定的社会问题开展积极的活动。具体形式体现为8个方面：(1)出现一批拥有广泛群众基础的精英组织，如地球村、自然之友等；(2)出现如天则研究所、天恒可持续发展研究所、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等独立的思想库；(3)出现一批依托城市社区的志愿者组织；(4)出现一批依托大学、开展公益咨询的专家组织；(5)出现一批主要面向残疾人等特殊人群的福利组织；(6)出现以大学为背景、面向社会的大学生组织；(7)出现市场经济孕育的自发性行业组织；(8)出现深入农村基层的民众组织。这条道路的基本特征是：具有转型时期典型的多样性、自发性和随意性，具体表现为：活动领域及方式的多样性，组织管理及运作的自发性，制度设计及约束的随意性。这些特征制约着这类组织的发展，使其在组织的规模、绩效、影响、社会公信度等许多方面受到限制。

上述两种类型的组织和相应的两条道路，其实衬托出中国非营利组织的艰难处境及其还处在发展起步阶段的过渡性或转型期的特征：一方面，大量的非营利组织还很难真正成为独立于政府的自治组织，尤其进入法律登记体系的非营利组织，许多还保留着政府或事业单位的色彩；而一些具有独立性的社会自发组织，被排除在法律体系之外，生存空间受限。另一方面，管理和社会监督机制很不健全，存在较严重的非营利组织的营利行为，影响了非营利组织的社会公信度。

三、中国非营利组织发展困境的分析

尽管总的来看，非营利组织已经并正在成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一支重要力量，但就其能够和应当发挥的作用而言，中国非营利组织的发展是远远不够的。特别是和国外非营利组织的发展相比，和正在兴起并日趋完善的市场经济的发展相比，和改革开放中社会巨大变迁带来的需求相比，我国的非营利组织显得明显的先天弱质、后天困难。它们在获取和运用资源、协调关系、发挥作用等方面都不存在明显的优势。大多数非营利组织在政府规制和市场挤压下艰难寻求生存和发展之路，难以展现像我们在国外非营利组织身上看到的勃勃生机。调查显示，41.4％的非营利组织认为资金缺乏是他们面临的首要问题，其他相关的重要问题依次是：缺乏活动场所和办公设施 (11.7％)，缺乏人才(9.9％)，政府支持力度不够 (8.5％)，组织内部管理问题(7.5％)等。

具体来说，当前中国非营利组织存在的主要问题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资源不足。相当一部分非营利组织资金严重不足，无法开展正常的活动，其中有不少组织处在名存实亡的“休眠状态”；也有一些组织为了维持生存发展，在通过各种渠道开展与其自身业务不相干的经营性活动或者违法活动。在人力资源方面，绝大多数受到政府支持的自上而下的非营利组织中，基本的工作人员几乎都来自政府机构，其中有许多是从第一线退下来的离退休人员；很多自下而上的非营利组织则没有或几乎没有固定的人才渠道，定员和编制极为有限，主要依靠志愿者开展活动，这导致了普遍存在的制度不健全、管理不科学、家长制等问题。

第二，能力不足。资金、人才等资源不足之所以制约组织的发展，除了受到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制度环境与社会文化方面的限制之外，更重要的原因在于非营利组织自身的能力不足。这里所说的能力是综合来看的，包括一个组织的活动能力、管理能力、创新能力、扩张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等。中国的非营利组织一般来说规模比较小，资金筹措能力比较低，动员社会资源的能力也就比较弱，加上组织管理不规范、不透明、不民主，又缺乏评估和社会监督，使得它们难以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同和普遍的社会公信，不能发挥应有的积极作用。能力不足的背后是缺少具有创新能力的领导人。国内外无数成功的经验表明，优秀的领导人是非营利组织发展中至关重要的一个条件，但我国现行组织人事制度限制了优秀人才进入非营利组织，使得其中难以产生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优秀的领导人。

第三，缺乏自治。从前述非营利组织的五个特征属性看，无论非政府性、非营利性，还是自治性、志愿性或组织性，在中国的非营利组织身上都表现得不鲜明。究其原因，最根本的还在于缺乏自治。中国有相当一部分非营利组织是通过获取自上而下的资源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它们或者由各级党政机构所直接创办，或者本身就从党政机构转变过来，或者由原党政官员及与党政关系密切的知名人士所创办。这些组织，不仅其主要的资源来源于党政机关，且在观念上、组织上、职能上、活动方式上、管理体制上等各个方面，都严重依赖于政府，甚至依然作为政府的附属机构发挥作用。即使民间自发建立的非营利组织，由于要挂靠在业务主管单位上，也会受到政府各方面的限制和干涉。这种状态随着政府改革的进一步深入，不仅束缚了自身的手脚，也严重束缚了政府的手脚。解决这种政社不分的问题，需要实现体制的转变和观念上的革命，充分认识到非营利组织的性质、地位、作用，使其成为真正具有自主性的自治组织。

第四，发展不平衡。这表现在：中国非营利组织的发展在区域之间、城乡之间和不同领域之间，呈现巨大的差距。就区域不平衡来说，不仅东西相比西部发展严重不足，沿海和内地相比内地发展严重不足，而且同为东部和沿海，区域之间非营利组织的发展也有很大差距；就城乡不平衡来说，城市、特别是特大城市非营利组织发展得较快，开展的活动较为集中，社会对非营利组织的认知和公信度也较高，但是在中小城镇特别是广大的农村地区，除了扶贫开发的少数外来的非营利组织之外，真正当地的非营利组织很少，社会对这些组织的关注和支持也很少；就不同领域之间的不平衡来说，非营利组织在那些相对说来政策宽松、易于得到资源而进入门槛较低的领域已经开始出现低水平重复的现象，但那些存在大量社会问题、迫切需要公民参与的领域，包括一些重要的公共政策领域，如失业与就业、社会保障、劳工权益保护、国际区域冲突和外交等领域，却因种种原因极少有非营利组织进入。这对于非营利组织整体部门的发展无疑是一个很大的欠缺。

以上简要概括了中国非营利组织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这些问题并不是孤立的，不完全是由非营利组织自身的管理和能力建设不足所造成的。在这些问题的背后，是处在转型时期的整个中国社会。可以说，中国非营利组织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实际上是社会结构变迁的结果，反映了整个社会在转型过程中价值观念、治理模式与体制的根本转变。

第一，社会转型中基本价值与制度构建的双重缺陷。中国正处于经济体制转轨和社会转型的历史时期，相比社会经济的迅速变迁，制度和文化建设方面出现一定程度的空缺。对非营利组织的发展而言，首先面对的是来自现行法规和政策上的严格的制度限制。当前我国在民间组织管理上的基本特点是：门槛高、限制多、监管不力。现行的双重管理体制[10]、分级管理原则[11]和非竞争性原则[12]，都与传统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相关，它们设置了一个对于普通公民来说高得难以逾越的门槛，在相当程度上限制了非营利组织通过登记注册来获得合法地位。但是另一方面，一个组织一旦登记成立，除了象征性地接受财务管理方面的“年检”之外，没有任何日常性的评估和监督管理方面的制度约束，同时也难以落实有关公益事业的减免税待遇。其结果，使得整个第三部门内部良莠皆存，实际上损害了真正的公益组织。近来频频出现的公益腐败现象，包括挪用巨额善款进行非正常投资等问题，其根本原因也在于非营利组织管理上长期存在的制度缺陷。国外一般按照宗旨、收入分配及其开展的活动严格划分营利和非营利两种不同性质的组织，并对不同性质的非营利组织给以不同的税制待遇和相应的管理办法。国内则没有这样的区分和明确规定，比如把本来就包括营利和非营利两种类型的民办学校全部规定为非营利，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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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4000万人民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