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全球金融危機對政府於市場的關系提出了怎樣的挑戰
此次危機在很大程度上恰恰是政府對市場長期實行不當干預的結果，是不恰當的政府調控、政府幹預使市場運行被長期扭曲所造成的一切不良後果的總爆發，也是市場規律最終對這些後果所作出的強制平衡。
在金融危機引致全球經濟衰退的背景下，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再一次成為討論中的焦點問題，一些傾向於懷疑、反對市場化改革的觀點又流行起來，所以需要再作澄清。這對於市場化改革仍處於半途的中國尤為重要。
首先要回答的問題是，此次危機究竟是怎麼造成的？海內外不少人認為，危機是由缺乏政府調控、干預的市場造成的，是自由市場失靈的證明，並以此論證在政府與市場的關繫上須更加強化政府的干預而限制市場的作用。這是一種很容易產生又很容易被更多人不假思索就接受的看法，然而它卻是似是而非的。實際上，此次危機在很大程度上恰恰是政府對市場長期實行不當干預的結果，是不恰當的政府調控、政府幹預使市場運行被長期扭曲所造成的一切不良後果的總爆發，也是市場規律最終對這些後果所作出的強制平衡。人們不難看到，在次貸危機的源頭美國，一方面，「宏觀調控」長期、人為地維持低利率政策，另一方面，政府通過「兩房」等機構和多種手段，以某種社會政策目標干預房地產市場。在這一類情況下，市場信號被長期歪曲，以致虛假繁榮的泡沫越吹越大，而信用透支的窟窿也越扯越大，終至不可收拾。
因此，要正確地汲取危機的教訓，最重要的應是反思政府調控方面存在的問題。應當看到，市場波動本來就是市場機制發揮調節作用的過程和方式，而全面、重大的危機往往是市場機制受到系統的有組織的干擾以後長期積累並最終爆發的結果。固然，適度的宏觀調控可以熨平波動，現代市場經濟也不可能不要宏觀調控，但如果長期地調控不當，干預過度，就會變成對市場系統的有組織的破壞，這樣的調控即使一再避免了市場的短期波動，也只不過是在長期中製造更大波動乃至全面危機的手段，更何況我們所屢見不鮮的是，即使在短期中，有不少干預也不僅沒有熨平波動，反而加劇波動直至大起大落。由於信息、決策等方面的種種局限，理論上完美的政府調控在任何國家都很難達到，因此在政府與市場的關繫上，對政府幹預的自負和盲信是不切實際的。同時，在一切能夠破壞市場的力量中，政府又是最強大的力量，因此在政府幹預市場的問題上一定要非常審慎和有所節制。但矛盾的是，也正因為政府擁有干預市場的強大力量，所以真要做到審慎節制地運用這種力量又是十分困難的，這種力量往往會由於各種原因而被濫用。
那麼，針對目前的危機，各國政府大規模救市是否必要呢？當然是必要的。而就中國的問題來說，全球金融危機的確對中國經濟帶來了巨大影響，但是，不應把我們的困難一概歸咎於外部危機的沖擊，我們的困難主要是我們自己的問題造成的。這些問題集中到一點，就是由於市場化改革在其半途遭遇重重阻擊和障礙，行政壟斷以及行政權力支配資源配置等舊體制因素仍大量存在，甚至有增無減，愈演愈烈，因而遠未完善且多遭扭曲的市場體制長期阻礙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早已不能支撐良好的經濟發展（加之在相當一段時間里宏觀調控等方面存在的問題，特別是其中的一些措施以及某些法律和政策方面的因素對大量民營企業、中小企業造成的嚴重傷害），使得中國經濟遭遇到嚴重困難。這些問題說到底還是在政府與市場關繫上的偏差。這種偏差有客觀原因，也有主觀認識上的原因。
就認識上的偏差來說，它雖然直接表現為舊體制意識形態的影響，但實際來自中國在兩千年歷史中形成的傳統意識的影響。中國沒有市場經濟的傳統，而國家控制和壟斷工商業特別是壟斷一切獲利豐厚的工商業活動（如鹽鐵茶酒等）的傳統、抑制並打擊民間工商業的傳統則十分悠久，根深蒂固（這其實是計劃經濟的現實基礎，蘇聯模式之所以被照搬不過是因為它與此相吻合）。在由此形成的傳統意識的深刻影響下，盡管中國終於走上了改革開放、發展市場經濟的正確道路，但人們卻很難真正理解市場經濟的邏輯，對市場、對民眾自主的經濟活動總是有很深的疑慮，相反，人們更習慣於迷信行政權力、政府控制的力量。遇到問題，就認為大有呼籲政府幹預和管制的必要；日子稍好過一點，就認為又有條件來重新限制市場和民間經濟而強化國家壟斷。近幾年來，我們正是處於這種局面：一方面，長期積累以及在新的發展階段上出現的若干矛盾和問題突顯出來；另一方面，國家經濟實力尤其是政府財力大增，於是在很多人看來，已是既有必要又有條件重新提出那些反市場的主張了，進而鼓動起一股懷疑和否定市場化改革、實際主張走回頭路的社會思潮，使改革進程遭到阻擊和遲滯。
現在，面對全球經濟危機的影響，不能再受這種思潮的誤導了。危機的沖擊已經把我們自己的深層次問題進一步突顯出來，因它理應成為我們在新的階段上深化改革開放的契機。有效應對當前的局勢，的確需要政府推出大規模刺激經濟的計劃，但更重要的是，這種空前力度的擴張政策要不失時機地與新的同樣堅定而強有力的市場化改革措施結合起來，特別是要痛下決心堅決推進要素市場、壟斷行業的市場化改革；要擴大政府投資，更要擴大對民間經濟開放的領域；要實施產業振興計劃，更要實施中小企業振興計劃；要以國民收入分配結構的改善來真正帶動消費；以充分創造有利於激勵、保護民眾創業的條件和環境來切實促進就業；要按照市場經濟的發展要求來推進社會保障體系的建設；以充分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作用為目標深化政府行政管理體制的改革和宏觀調控方式的改善，如此等等。只有把堅定推進改革變成有實質內容的行動而不只是響亮的口號，才能獲得有利於轉變增長方式、調整經濟結構的體制條件，從而才能促成有效的增長和就業。如果不以改革為配合、為基礎，政府的大規模投資計劃就不僅可能缺乏效率，而且會強化舊的增長方式，在原有結構下加劇諸如產能過剩等種種已長期積累的矛盾和問題，果如此，則即使保住了眼前的增長指標，也只是用製造未來更大危機的辦法來推遲眼前的危機而已。
有鑒於此，為了排除深化市場化改革的認識障礙，下面一些問題是需要澄清的。限於篇幅，這里僅作簡略說明。
第一，所謂市場失靈是市場經濟中的一種特殊現象，是某種反常或例外，而不是市場的一般特徵。它指的是在某些特殊情況下，主要是在有自然壟斷、外部性、信息不對稱這類特點的情況下，市場機制正常作用的條件發生了改變，因而不能達成有效的資源配置。解決這類問題，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靠政府幹預，但最主要的應是改善市場的作用條件。如果簡單地以為凡有市場失靈的地方就必須以政府幹預來取代市場機制的作用，那麼政府會由於同樣的原因而做不好，甚至比市場做得更糟。
第二，市場機制自有其功能范圍，它主要是為資源配置的效率目標服務的，不能把這個范圍以外的問題當成是市場的缺陷，就像貓如果不抓老鼠，那確是貓的缺陷，但你不能把貓不會像狗一樣守夜、不會像公雞一樣報曉說成是貓的缺陷。
第三，宏觀調控是現代市場經濟的一個基本特徵，但宏觀調控產生的原因並不在於市場失靈或市場缺陷 （在這方面的政府作用通常表現為微觀干預），而是由於在現代社會，政府為了達成多重目標 （其中有些目標超出了市場的功能范圍）的協調實現而形成的，是為了實現加上這些目標以後的某種特定的均衡。所以宏觀調控與微觀干預不同，不是要限制、取代市場機制，而是在市場充分發揮作用的基礎上進行的。另一方面，宏觀調控對市場的依賴還表現在市場發展越充分，就越能提供出為宏觀調控所需要的組織工具和組織技術。反過來說，市場越不發展，政府宏觀調控的工具和技術就越簡陋粗糙，因而其調控就越困難，越是大國越是如此。所以，真主張加強宏觀調控，就應當充分主張市場化改革，而不是南轅北轍地主張限制市場。
第四，市場經濟的實質在於它是老百姓的自主經濟，所以真正的市場化改革與民眾自主權利的增進和民生的改善在邏輯上是高度一致的。這只要想想改革以後在市場化真正推進的那些方面，無不增進了民眾的自由並改善了民生，就不難明白。相反，那些現在有突出問題以至損害民眾權益、影響民生的領域，恰恰是連壟斷都還遠未打破的地方。把這些領域的問題說成是因為市場化過度，實在是牛頭不對馬嘴。同樣，尋租盛行、腐敗叢生的現象，明明是官場對市場的侵犯，是與市場經濟的基本精神格格不入並首先嚴重破壞市場經濟的特權在作祟，怎能反而把它歸咎於市場呢？
總之，要排除阻力和干擾，真正堅定不移地深化改革開放，就一定要認真糾正這些問題 （還有其他若干類似問題）上的錯誤觀點。
出處：http://news.163.com/09/0317/09/54JJTQH900012Q9L.html
B. 金融危機都哪個國家出過
1997年6月，一場金融危機在亞洲爆發，這場危機的發展過程十分復雜。到1998年年底，大體上可以分為三個階段：1997年6月至12月；1998年1月至1998年7月；1998年7月到年底。
第一階段：1997年7月2日，泰國宣布放棄固定匯率制，實行浮動匯率制，引發了一場遍及東南亞的金融風暴。當天，泰銖兌換美元的匯率下降了17%，外匯及其他金融市場一片混亂。在泰銖波動的影響下，菲律賓比索、印度尼西亞盾、馬來西亞林吉特相繼成為國際炒家的攻擊對象。8月，馬來西亞放棄保衛林吉特的努力。一向堅挺的新加坡元也受到沖擊。印尼雖是受「傳染」最晚的國家，但受到的沖擊最為嚴重。10月下旬，國際炒家移師國際金融中心香港，矛頭直指香港聯系匯率制。台灣當局突然棄守新台幣匯率，一天貶值3.46%，加大了對港幣和香港股市的壓力。10月23日，香港恆生指數大跌1211.47點；28日，下跌1621.80點，跌破9 000點大關。面對國際金融炒家的猛烈進攻，香港特區政府重申不會改變現行匯率制度，恆生指數上揚，再上萬點大關。接著，11月中旬，東亞的韓國也爆發金融風暴，17日，韓元對美元的匯率跌至創紀錄的1 008∶1。21日，韓國政府不得不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求援，暫時控制了危機。但到了12月13日，韓元對美元的匯率又降至1 737.60∶1。韓元危機也沖擊了在韓國有大量投資的日本金融業。1997年下半年日本的一系列銀行和證券公司相繼破產。於是，東南亞金融風暴演變為亞洲金融危機。
第二階段：1998年初，印尼金融風暴再起，面對有史以來最嚴重的經濟衰退，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為印尼開出的葯方未能取得預期效果。2月11日，印尼政府宣布將實行印尼盾與美元保持固定匯率的聯系匯率制，以穩定印尼盾。此舉遭到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及美國、西歐的一致反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揚言將撤回對印尼的援助。印尼陷入政治經濟大危機。2月16日，印尼盾同美元比價跌破10 000∶1。受其影響，東南亞匯市再起波瀾，新元、馬幣、泰銖、菲律賓比索等紛紛下跌。直到4月8日印尼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就一份新的經濟改革方案達成協議，東南亞匯市才暫告平靜。1997年爆發的東南亞金融危機使得與之關系密切的日本經濟陷入困境。日元匯率從1997年6月底的115日元兌1美元跌至 1998年4月初的133日元兌1美元；5、6月間，日元匯率一路下跌，一度接近150日元兌1美元的關口。隨著日元的大幅貶值，國際金融形勢更加不明朗，亞洲金融危機繼續深化。
第三階段：1998年8月初，乘美國股市動盪、日元匯率持續下跌之際，國際炒家對香港發動新一輪進攻。恆生指數一直跌至6 金融危機600多點。香港特區政府予以回擊，金融管理局動用外匯基金進入股市和期貨市場，吸納國際炒家拋售的港幣，將匯市穩定在7.75港元兌換1美元的水平上。經過近一個月的苦鬥，使國際炒家損失慘重，無法再次實現把香港作為「超級提款機」的企圖。國際炒家在香港失利的同時，在俄羅斯更遭慘敗。俄羅斯中央銀行8 月17日宣布年內將盧布兌換美元匯率的浮動幅度擴大到6.0～9.5∶1，並推遲償還外債及暫停國債交易。9月2日，盧布貶值70%。這都使俄羅斯股市、匯市急劇下跌，引發金融危機乃至經濟、政治危機。俄羅斯政策的突變，使得在俄羅斯股市投下巨額資金的國際炒家大傷元氣，並帶動了美歐國家股市的匯市的全面劇烈波動。如果說在此之前亞洲金融危機還是區域性的，那麼，俄羅斯金融危機的爆發，則說明亞洲金融危機已經超出了區域性范圍，具有了全球性的意義。到 1998年底，俄羅斯經濟仍沒有擺脫困境。1999年，金融危機結束。
1997年金融危機的爆發，有多方面的原因，我國學者一般認為可以分為直接觸發因素、內在基礎因素和世界經濟因素等幾個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