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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TO中的金融服務自由化

發布時間:2020-12-18 20:33:08

A. WTO框架下如何實現貿易自由化以及貿易自由的規則

WTO 的宗旨是:提高生活水平,保證充分就業和大幅度、穩步提高實際收入和有效需求;擴大貨物和服務的生產與貿易;堅持走可持續發展之路,各成員方應促進對世界資源的最優利用、保護和維護環境,並以符合不同經濟發展水平下各成員需要的方式,加強採取各種相應的措施;積極努力確保發展中國家,尤其是最不發達國家在國際貿易增長中獲得與其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的份額和利益;建立一體化的多邊貿易體制。

在這個宗旨下,為了實現貿易自由化,WTO 多邊貿易有幾個原則:
非歧視原則。非歧視原則是W TO的基石,由無條件最惠國待遇和國民待遇組成。"最惠國待遇"是指在貨物貿易的關稅、費用等方面,一成員給予其他任一成員的優惠和好處,都須立即無條件地給予所有成員。而"國民待遇"是指在徵收國內稅費和實施國內法規時,成員對進口產品和本國(或地區)產品要一視同仁,不得歧視。

市場開放原則。W TO倡導成員在權利與義務平衡的基礎上,依其自身的經濟狀況及競爭力,通過談判不斷降低關稅和非關稅壁壘,逐步開放市場,實行貿易自由化。

公平貿易原則。W TO禁止成員採用傾銷或補貼等不公平貿易手段擾亂正常貿易的行為,並允許採取反傾銷和反補貼的貿易補救措施,保證國際貿易在公平的基礎上進行。

權利與義務平衡的原則。權利與義務平衡是W TO的最大特點。W TO成員要履行W TO的義務,如遵守W TO的基本規則,履行承諾的減讓義務,確保貿易政策法規的統一性和透明度。與此同時,W TO成員也享受一系列W TO賦予的權利。
WTO 通過這些原則規范其成員國的經濟活動,以及建立其框架下的貿易自由化。

B. 世界貿易組織的互惠原則的影響

關貿總協定復及WTO的歷史充分說明制,多邊貿易自由化給某一成員帶來的利益要遠大於一個國家自身單方面實行貿易自由化的利益。因為一國單方面自主決定進行關稅、非關稅的貨物貿易自由化及服務市場開放時,所獲得的利益主要取決於其他貿易夥伴對這種自由化改革的反應,如果反應是良好的,即對等也給予減讓,則獲得的利益就大,反之則較小。而在WTO體制下,由於一成員的貿易自由化是在獲得現有成員們開放市場承諾范圍內進行的,自然這種貿易自由化改革帶來的實際利益有WTO機製作保障,不像單邊或雙邊貿易自由化利益那麼不確定。因此,多邊貿易自由化要優於單邊貿易自由化,尤其像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大國。

C. WTO的主要目標是消除貿易壁壘實現貿易自由化,其經濟學依據是什麼

世貿組織的目標是消除貿易壁壘,實現全球貿易自由化。
但是,依照目前的格局看,即便加入了WTO,各種變態的貿易壁壘依然層出不窮。
要想實現世貿組織的目標,發展中國家要有話語權。

D. 世界貿易組織貿易自由化原則的含義。

3.在世貿組織框架下,貿易自由化原則是指通過多邊貿易談判,實質性專削減關稅和減少其他貿屬易壁壘,擴大成員方之間的貨物和服務貿易。
貿易自由化原則包含5個要點:以共同規則為基礎;以多邊談判為手段;以爭端解決為保障;以貿易救濟措施為「安全閥」;以過渡期方式體現差別待遇。

E. 加入WTO後,我國銀行業的「威脅」是什麼

世紀之交的緊要關頭,中國在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漫漫征途上邁出了舉足輕重的一步。對銀行界來說,這意味著經過一段減讓階段後,大約2005年中國商業銀行市將完全向世界洞開。屆時外資銀行(經由中央銀行依照國民待遇審批)可以在我國經營任何銀行業務。這對尚處於幼稚期的中國銀行業來說,不啻是一個令人寢食難安的事實。如何策略地引導外資銀行進入我國金融市場,減弱「入世」沖擊,扶持本國銀行業,已是迫在眉睫的課題。
一、外資銀行在我國發展現狀的理性分析
二十世紀80年代我國引進外資金融機構以來,截止到1998年底,經國務院批準的可以設立營業性外資金融服務機構網點的城市已達24個。我國正式批准在華外資銀行已達172家。其中外國銀行分行153家、中外合資銀行7家、獨資銀行6家、外資、合資財務公司6家。除人民幣業務外,金融領域幾乎所有業務都已向外資金融機構開放。實際上,外資金融機構經營人民幣業務也在積極的試點之中。
由於我國金融服務領域所具有的廣闊市場,外資銀行本身所具有的完善的基礎管理水平及靈活的經營作風,特別是我國政府為外資銀行創造的良好的經營環境,使外資銀行在中國境內處於十分有利的競爭地位。具體分析我國「內外有別」政策對外資銀行發展的影響如下:
(一)稅收和政策優惠為外資銀行的發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地。(1)稅收優惠。我國內地一般企業的所得稅率為33%,與國際通行水平相一致。我國國家專業銀行的所得稅率為55%,其他商業銀行為33%,而設於特區和沿海地區的外資銀行則享受15%—30%的優惠稅率,同時營業稅也大多獲得減免,稅收方面明顯低於中資銀行。不同的稅率使本地金融機構在擴大經營規模上處於非常不利的地位,導致中外銀行競爭中的不平等。(2)業務優惠。雖然外資銀行目前尚不能經營某些業務,但與此同時,外資銀行卻可以合法經營另外一些本國銀行不能經營的業務。例如,國內金融機構一律不準在境內經營投資業務,而外資銀行則可從事外幣投資業務。(3)政策負擔上的差別也不容忽視。我們的銀行特別是四大國有獨資商業銀行時至今日還要承擔相當一部分《商業銀行法》規定業務內容以外的所謂「社會責任」,已設立的一些政策性銀行並沒有將商業性銀行從社會義務上完全解脫出來。外資銀行對國家政策所承擔的義務遠弱於本地銀行,各地政府對外資銀行也極少提出政策性貸款要求,而本地銀行卻經常為此承受巨大壓力。此外,外資銀行也較少受到國家宏觀調控政策的約束。
(二)金融監管比較薄弱,放縱了外資銀行的違規行為。由於我國金融監管體系不完善,各地為吸引外資,積極扶持外資銀行,而放鬆金融監管。這就導致了對外資銀行監管力度不足和不平等競爭的問題。外資銀行在經營活動中存在不少違規行為。比較常見的有:(1)轉利潤現象嚴重。一些外資銀行往往以高利率向其總行借款,同時把在中國以低利率吸收的存款匯往總行,從而向國外轉利潤,致使我國稅收遭受重大損失。(2)超比例吸上存款。《上海外資金融機構、中外合資金融機構管理辦法》規定:「外資金融機構、中外合資金融機構從中國境內吸收的存款不得超過該行在中國境內的總資產的40%」。但目前外資銀行超比例吸存款的現象相當嚴重。(3)營運資金不到位。少數外資銀行將營運資金存放於境外,或多次調撥,使營運資金不真實到位。更有一些外資銀行的流動資產達不到規定的比例。按規定,外資金融機構的流動資產占存款的比例不能低於25%,實際上有的還達不到10%。(4)提取呆賬儲備不合理。相當多外資銀行計提呆賬儲備不合理,有的不提,有的提取標准不按我國規定,而按其總行規定辦,有的則是在有壞賬發生或可能有壞賬發生時才提取,並按壞賬金額大小等額提取或近似等額提取,若無壞賬發生,則不予提取。(5)結算業務中違規經營。不少外資銀行在結算業務中採用不合理競爭手段,如私下降低手續費標准、邀請客戶出國等。在辦理匯出業務時缺少必要文件,甚至接受假憑證。(6)少繳、漏繳存款准備金。按照我國現行的外資金融服務機構的規定,外資銀行應按照一定的標准向中國銀行交納存款准備金,但一些外資銀行想盡辦法少繳、漏繳存款准備金。
上述現狀的形成,究其根源,主要是我國長期堅持「提供優惠政策與嚴格進入和限制業務范圍相結合」的對外資銀行的基本政策。具體地說,就是通過提供優惠政策來吸引外資銀行,通過嚴格限制業務范圍保護國內不發達的金融業。貫徹到實踐中,這種政策的弊端一方面加劇了競爭的不平等性,「自我」強化了對內資銀行的威脅,對中資銀行的業務經營和發展帶來了強烈的沖擊和影響,使中資銀行在競爭中處於十分不利的地位;另一方面,對外資銀行過多的業務限制則被對方指責為歧視政策,嚴重影響了我國在國際社會上的形象。這種政策已不能適應我國加入WTO的原則與要求。因此,改變原先的「優惠政策加業務限制」的做法,採取放寬業務范圍與嚴格監管相結合的辦法,以業務吸引外資,以嚴格監管來制約外資銀行的不利影響,扶持本國銀行業乃根本出路。
二、外資銀行是入我國金融市場的策略引導
為減弱「入世」對銀行業的沖擊,現階段我們應當充分利用WTO有關原則和條款,按照放寬業務范圍與嚴格監管相結合的策略,對本國銀行業實施適度保護政策。
(一)靈活運用WTO有關原則和條款
1.國民待遇原則的准確把握。在關貿總協定中,國民待遇原則是作為一項基本原則來予以規定的,而在《服務貿易總協定》(GATS)中,國民待遇是作為一項具體承諾來予以規定的。根據WTO關於服務貿易的談判規則,各成員可以根據自身的實際情況有選擇、有秩序地開放某些服務部門或分支部門。換言之,作為一項義務,有關成員只在承諾開放並給予國民待遇的服務部門向其他成員的服務和服務提供者提供國民待遇;在那些只承諾開放而沒有提供國民待遇的領域,有關成員可以只依據最惠國待遇原則向其他成員的服務和服務提供者開放有關市場而不提供國民待遇;在沒有列入承諾表的部門,各成員就更無義務提供國民待遇了。
2.不對稱原則的具體適用。不對稱原則是《服務貿易總協定》的基本原則之一。其內容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發展中國家「再多參五」,另一個是「逐步自由化」。所謂「更多參與」主要見於第4條,它要求通過協商,使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給予幫助,增強其國內服務業的能力,並提高其效率和競爭性,以便發展中國家能更多地參與世界服務貿易,而且應特殊考慮對最不發達國家給予幫助。所謂「逐步自由化」,主要見於第19條,它是指各個發展中國家成員在少開放一些部門、放寬較少類型的交易和逐步擴大市場准入等方面,應根據他們的發展情況給予適當的靈活性。據此,我國金融市場的進一步開放,可以根據我國的政策目標及銀行服務業務發展水平、區域分布狀況,擇優引進,優化布局,逐步進行,以便為中資銀行適度延長緩沖時間。
3.最惠國待遇條款的靈活運用。無條件的最惠國待遇是關貿總協定的最核心的條款,雖然服務貿易總協定仍保持了這一原則,但許多締約方都堅持有條件的最惠國待遇,主張最惠國待遇應根據各國服務業的競爭能力來確定,或者以各受惠國的不同發展水平而在給予的待遇上有所區別。對於發達國家,還要求其在金融信息的傳遞、金融服務技術的出售及其在勞動密集型服務的進口方面,根據關貿總協定中有關差別待遇和特殊發展中國家狀況的規定,承擔更多的優惠義務。據此,我國一方面可以援引無條件最惠國待遇原則取得跨國經濟的對等待遇,另一方面應積極以發展中國家的特殊情況,要求對方給予更多的優惠待遇。具體實踐中,我國在開放金融市場時,完全可以通過談判對市場准入和國民待遇附加必要的限制條件,並有效利用限制措施,適當控制外資銀行來源國分布、總數及分支機構數量、控制比例等,防止外資銀行對國內金融市場的壟斷或控制,確保國有商業銀行在我國銀行體系中的份額和地位。
4.保障條款和例外條款的合理使用。GATS第10條的保障條款規定,由於達成具體承諾後發生了未能預見的變化,以至某項服務的進口規模劇增,從而對國內相同的服務及其提供者造成嚴重損害或有此威脅時,東道國可以全部或部分地中止已達成的承諾。第12條規定,當東道國國際收支嚴重失衡或對外金融領域內發生嚴重困難時,可以重新實施限制,包括交易支付和貨幣轉移的限制。第14條規定東道國出於維護公共秩序、公共道德、保護居民和動植物的生命和健康,防止欺詐,保護個人隱私和賬戶秘密,保證國防安全等需要時可以採取相應的限制措施。最後,在附錄(四)中規定,東道國出於謹慎的原因,為了保證金融體系的完整和穩定,以及保護投資人、存款人、投保人的利益,可以有取必要的限制措施。這些條款,給我國提供了合理保護國內銀行業的機遇和條件。我們應該認真研究、區別情況,對國內金融業實施有效保護。
(二)實行放寬業務與嚴格監管策略的法律調整
在國內法規與國際規范的關繫上,我國已頒布施行的法規、規章中不少規定與國際公認的准則與規范不一致。例如我國有關外資機構經營人民幣必須遵守國內准備金、存貸款利率和資金拆借等規定,均是根據我國現階段的經濟和金融條件制定的,與國際通行的做法有很大的差距。為適應「入世」的需求,真正對外資銀行實行放寬業務五嚴格監管的策略,金融領域就要加快國內立法與國際立法潮流的接軌。
1.在市場准入的立法模式上,應採取「內外合一」的單軌制立法模式。在世界經濟一體化的推動下,廣大發展中國家(包括中國)的經濟立法,已由原來的「內外分立」的雙軌立法模式向現在「內外合一」的單軌制立法模式轉化,亦即實行涉外經濟立法與國內經濟立法的並軌。我國的涉外金融立法也可參考這一做法,例如在《商業銀行法》中增加「外資銀行機構」一章,從而在國內金融立法與涉外金融立法之間調整好相互關系。從目前的立法實踐來看,《商業銀行法》規定的設立商業銀行的注冊資本最低限額的規定與《外資金融機構管理條件》對外資銀行、合資銀行的最低注冊資本的要求明顯不協調,而「內外合一」的單軌制立法模式可以消除這種不協調,通過將後者最低注冊資本提高的辦法,使兩者統一起來。
2.在外資銀行進入管制方面,要通過制定嚴格的進入標准和審批條件來加以控制。在引進外資金融機構的組織形式上,我國目前引進的銀行類外資金融機構有3種形式,即外國銀行分行、外資(獨資)銀行、中外合資銀行,還有一種不能進行實際經營服務的代表處。從金融管理當局的角度看,外國資本參與最安全的形式是代表處,最危險的形式是分行,原因在於分行可以經營為東道國所允許的包括存、放款業務,信託業務在內的各種銀行業務,而且分行是外國法人,其業務被列在其總行的資產負債表中,受東道國金融管理機構的監督最少,無法加以控制。我國《外資金融機構管理條件》對分行與其他形式金融機構的設立條件不僅沒有嚴格的區分,而且實踐中偏重於分行這種形式。要糾天上這種偏向,使外資銀行的引進最有利於我國銀行業的發展,必須針對不同開業形式,在審批條件和程序上有所區別。例如,盡可能簡化對代表外的審批;允許設立外國銀行參股的合資銀行,但在法律上必須訂明外資參股的最高限額;對外國銀行在我國設立分行的條件,要堅持高標准,其要求比對其他形式外資金融機構的審批應更嚴格;對外資銀行實行許可的單獨審批制度,許可證統一由中國人民銀行發放。
3.在業務管理方面,在開放外資銀行經營人民幣業務問題上,適當放寬業務管制,應該是一個有層次性和選擇性的漸進過程。首先,要求開辦人民幣業務的外資銀行必須是業績顯著、信譽良好、而且在我國經營有一定時間、具有一定規模的外資銀行;其次,可選擇部分經濟特區的外資銀行開放經營人民幣業務。

F. 分析中國將來可以融入經濟全球化的途徑和過程

在經歷了長達15年之久的不懈努力之後,中國終於跨入了WTO的門檻。這是中國面對經濟全球化挑戰的重大戰略舉措。當前,我們只有深刻把握WTO與經濟全球化的關系,才能真正認識隨之而來的新一輪開放的深度和廣度。
經濟全球化帶來哪些挑戰
世紀之交,經濟全球化已成為顯著的歷史趨勢與發展潮流。經濟全球化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貿易自由化,即各國間貿易障礙的減少,包括關稅的不斷降低和非關稅壁壘取消;二是金融國際化,即各類國際性金融市場的形成和各種國際性金融機構的迅速發展;三是生產跨國化,即跨國公司全球投資發展導致生產國際分工的深化,跨國化生產成為當代世界生產的主要形式。經濟全球化的意義在於,融入這一過程的國家將獲得更好的發展條件,比如市場更大、生產要素來源更加廣泛,跨國公司也會帶來更多的技術和資源。經濟全球化是發達國家擴大市場的機遇,特別是大型跨國公司在全球擴展的機遇,同時也是發展中國家的發展機遇。因為發展中國家可以獲得更多的外來投資和更大的國際市場,實現發展的跨越。當然這種機遇只屬於實行開放型發展戰略的國家。
經濟全球化也對中國提出了嚴峻挑戰。這種挑戰包括三個方面:
首先,全球范圍資源與市場競爭的挑戰。全球化使國際生產要素的競爭更加激烈。越來越多的發展中國家走上了開放型發展道路,努力吸引外資與先進技術,中國如果不進一步提高對外開放水平,就不可能在吸引國際資本等生產要素方面繼續保持優勢地位。世界大部分國家和地區都已成為WTO的成員,各國相互開放市場,按照WTO規則相互提供最惠國待遇,如果中國不能獲得平等的待遇,就必然會在這種市場競爭中處於相對不利的地位。
其次,全球范圍體制競爭的挑戰。發展中國家普遍實行開放型發展戰略,按照國際市場競爭規則參與國際競爭;處於經濟轉型期的國家普遍採用市場經濟體制,縮小了與世界經濟的體制差異;即使是市場經濟發達的國家,也通過市場的自由化改革不斷提高經濟體系的效率。因此,當代的國際競爭在越來越大的程度上已成為國家整體的競爭,說到底是體制競爭。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黨的十四大確定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以來,中國的市場經濟有了很大發展,體制競爭力大大提高。但是,市場經濟體制仍很不規范,在按市場經濟原則競爭的全球經濟中仍然顯得很弱。我國迫切需要加快市場經濟體制建設以增強我國的國際競爭力。WTO是按照發達市場經濟的體制規則建立起來的,加入WTO實質上就是採用一套規范發達的市場經濟規則來推進我國的改革,這將大大加速我國市場經濟體制的建設,從而加快適應全球化背景下的體制競爭。
第三,趕上知識經濟時代的挑戰。經濟全球化加深了國際分工,特別是基於知識經濟的國際分工。知識經濟不只是導致幾個新興產業的出現,而是經濟結構的一場革命。中國必須加快發展知識經濟,才能避免在這場革命中落伍。加入WTO,開放通訊市場,加速經濟信息化,廣泛開放服務業,等等,目的都在於加速中國產業結構的進步,從而爭取在新的國際分工中處於有利地位。否則,中國將長期停留在一般製造業甚至勞動密集型產業的國際分工地位。正如當年工業革命導致世界工業國與農業國的分工,並使後者長期以來在國際分工中處於不利地位一樣,信息革命正在形成世界「新經濟」與「舊經濟」的分工,這必將導致後者處於落後地位並難以翻身。
積極融入經濟全球化進程
WTO的形成與發展集中體現了經濟全球化的歷史進程。中國加入WTO實質上就是融入經濟全球化的歷史潮流,WTO的形成與發展證明了它是經濟全球化的標志與載體。
WTO及其前身GATT(關貿總協定)是20世紀世界歷史發展的產物,也是國際合作與人類進步的標志。二戰以後,人類從戰爭的破壞中覺醒,認識到貿易保護主義對誰都不利,爭奪市場的戰爭只能導致世界的災難。GATT以「實現世界資源的充分利用以及擴大貨物的生產和交換為目的」,在47年的發展中促進了大部分國際商品貿易的自由化,促使各國關稅大幅度下降,在消除非關稅壁壘和反傾銷等方面也取得了重大進展。WTO大大擴展了貿易自由化的領域,完善了國際貿易及與其相關的各種規則,把覆蓋范圍從貨物貿易擴大到服務貿易和知識產權領域,大大完善了國際貿易爭端解決機制,形成了一個法制化的國際經濟貿易體制。WTO成員必須以一攬子方式接受協議,這一點有利於成員方在參與全球化進程中的利益平衡,因為在一些領域相對不利,但在另一些領域中相對有利,這就使得成員方能夠全面考慮參與的得失,從而大大減少全球化體制建設中的困難。
WTO是一個具有成長性的國際組織。不僅其成員不斷擴大,作為全球多邊貿易體制更有代表性,而且它還通過組織成員方的談判使其自身不斷適應經濟全球化發展的需要。在多哈啟動的新一輪多邊貿易談判就說明了這一點。已經提出的各個議題都反映了經濟全球化的新發展,如農產品與服務貿易協議完善問題、區域經濟集團、貿易與環境、貿易與投資、競爭政策、政府采購透明度、貿易便利化、葯品知識產權,等等。這些議題出自經濟全球化發展的需要,國際協議的達成將使全球化更加穩定合理地向前發展。
中國加入WTO,一方面表明中國經過艱苦的努力終於符合了經濟全球化對一個競爭參與者的資格要求,另一方面也表明,中國開始了通向全球化競爭的新的發展道路。從發展進程看,我國的對外開放先後有四個大的階段:一是十一屆三中全會後以興辦經濟特區為開端的「探索試驗性階段」;二是從90年代起以浦東開發開放為標志的「區域推進型階段」;三是現在以加入WTO為標志的「全面和雙向開放階段」;四是若干年後以人民幣完全可兌換、資本市場全方位開放為標志的「高度開放階段」。
目前開始的全面和雙向開放階段有三個基本特點:第一,外貿政策從主要激勵出口向同時放開進口轉變;第二,外資政策從吸引外資流入為主向同時注重對外投資轉變;第三,國家產業政策從出口導向戰略向同時實行產業國際化轉變,企業經營從國內生產、國外銷售向生產經營國際化轉變。總起來也可以說,我國的發展戰略從立足於國內實行對外開放向立足於整個世界、參與經濟全球化進程轉變。
利用WTO體制條件趨利避害
WTO是在經濟全球化中發展起來的,也創造了各國參與全球化的規則與條件。中國是在開放中發展起來的,中國的發展離不開世界。中國需要進一步利用全球化的條件發展自己,其中既包括利用國際資金與世界市場,也包括利用國際的體制條件。加入WTO有利於中國更好地利用國際性的體制條件在經濟全球化中趨利避害,從而贏得經濟全球化的挑戰。
WTO的宗旨在於促進經濟發展,這完全符合中國的根本利益。WTO協定指出,這一組織的目的在於「提高生活水平、保證充分就業、保證實際收入和有效需求的大幅穩定增長以及擴大貨物和服務的生產和貿易」,「通過互惠互利安排,實質性削減關稅和其他貿易壁壘,消除國際貿易關系中的歧視待遇,從而為實現這些目標作出貢獻」。這表明,中國加入WTO後可以獲得更有利的經濟增長與發展的外部環境。我們不僅要堅持履行我們在協議中所作的各項承諾,而且要充分利用WTO所創造的有利的國際環境,為我國經濟的持續穩定增長服務。
WTO建立的是一個可監督的自由化競爭體系,它提供了成員方既能通過自由化獲益,又能在必要時採取行動的風險防範機制。成員方可以針對貿易夥伴的傾銷行為啟動反傾銷程序,針對貿易夥伴的補貼行為實行反補貼稅,為保障國內產業而暫時採取某些限制進口的緊急措施等。中國也完全可能充分利用這種風險防範機制,在贏得經濟全球化利益的同時,最大限度地減少可能的沖擊與風險。
有效的爭端解決機制是WTO的一個重要特點,這一機制確保了國際貿易摩擦可能得到及時和公平的解決,是經濟全球化走向法制化的表現。WTO確定了國際貿易爭端的解決程序、每一程序的時限和當事方的權利義務等各個方面,並且確保了這一機制的效率和權威性,這是一個公平而公正的競爭體制。加入WTO不能僅僅理解為市場開放、履行義務,同時也包括作為成員應該享受自己相應的權利。中國應當加快熟悉這一體制,以更有效地維護自己在這一組織中的合法權益。中國需要掌握國際市場競爭規則。20多年來,中國較好地利用了全球市場,出口迅速增長,在一大批製成品上成為世界有力的競爭者。但是一些國家以單方面的反傾銷行為實施保護主義,以致中國出口越是擴大,與國際市場的矛盾就越大。為了在各種矛盾中維護我國企業的合法權利,我國需要利用WTO的規則,以使貿易摩擦得到公正、合理、及時的解決。
WTO的透明度原則對我國行政管理體制形成了巨大的挑戰。這一原則一方面要求成員政府經常性地向其他成員通知各自的具體措施、政策和法律,另一方面規定由WTO對各成員的貿易政策進行定期審議。這種貿易政策審議機制通過經常性的監督來增強各國貿易政策及做法的透明度,鼓勵各成員更嚴格地遵守WTO的規則並履行其承諾。這種審議機制的作用在於,一成員方制訂的政策和出現的情況,可使其他成員方更加理解,而其本身又能及時得到其他成員對其貿易體製表現的反饋。這種透明度原則創造了全球化經濟運行中的可預見性。中國既要按照這種透明度原則來改革和完善自己的法制與行政管理體制,加快經濟管理方式與國際接軌,又要充分注意藉助這種透明性和可預見性去關注其他成員方,把握世界市場,制訂企業的競爭戰略和政府的發展戰略,不斷擴大出口市場。
經濟全球化所形成的是一個以自由競爭為本質特徵的世界經濟體系,對弱者的不利性是無疑的。但是WTO的積極作用在於,它既維護了經濟全球化的競爭規則從而強化了其競爭性,又通過對發展中國家特別是最不發達國家的優惠安排以減少其相對不利性。WTO協議中包含了對發展中國家較為有利的特殊安排,如可以進行與發達國家的非互惠安排;可以獲得其他成員的特殊的差別待遇;各成員要通過擴大市場准入增加發展中國家的貿易機會;在採取國內或國際措施時保障發展中國家的利益;發展中國家實施各項協議有更長的寬限期;還可以得到各種履行義務培訓性質的技術援助。中國加入WTO的協議不同程度地有發展中國家的特點,這對於中國減少全球化的沖擊具有積極的意義。我們需要充分利用這些特殊安排加快提高我國的競爭力,同時還要深入研究WTO的各種例外條款,維護我國的經濟安全,以最大程度地利用WTO規則,減少經濟全球化帶來的沖擊。(作者繫上海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研究員、博士生導師)

G. 國外學術界對航空產業自由化的理論始於何時

世界經濟一體化對中國的影響最重要的就是假加入WTO

中國市場封閉數十年,改革開放以來部分企業經營情況不錯,但一旦面對全面開放而帶來的外來激烈競爭未必有防禦抵制能力。絕大部分中小企業更未有充足的經驗對付外來產品的競爭。國外投資者以低廉價格買入國有資產和自然資源的情況亦會更加嚴重,國有資產流失令人擔憂。一些證券公司認為,即使中國可以申請若干年的過渡期來逐步削減關稅和配額,相當比例的國有企業會面臨破產命運。目前那些受到國家保護的行業和企業沖擊更大,而依賴於市場競爭的那部分企業受到的沖擊或許要輕些。即使是那些經營有方的特大型上市國有企業,目前主要是受到對進口商品的高關稅和配額的保護而占據相當大的市場份額,即使這些企業生產成本低、技術先進,一旦關稅降低,必將面臨國外著名品牌的強有力、毀滅性的競爭而陷入困境。中國幼稚的股票市場因此亦會受到打擊。

中國對某些幼稚工業或產品應採取適度保護措施,對那些在國際市場上富有競爭力的工業,如紡織、電子和家電等可先行實行貿易自由化。中國企業由於缺乏必要的資金、技術和專長,加入wto 後難以打入發達國家市場。貿易保護主義尤其是以保護環境為理由的「綠色環保運動」更令中國產品難以打入歐美市場。即使中國加入wto, 依然會遇到世界各地區域性自由貿易區與世界貿易組織的協作與沖突問題。事實上,一半左右的國際有形貿易是區域性貿易。歐美之間區域性貿易對發展中國家產品產生一種歧視作用,區域保護主義與世界貿易體系的沖突,將繼續存在,進而影響wto的作用和潛力。 進口關稅是中國政府財政一大筆收入,降低關稅勢必減少政府稅收來源,乃至於擴大財政赤字。

可以預見,中國加入wto, 企業將面對雙重挑戰:一是國內市場份額相對減少。二是中國企業一時難以大規模進入國際市場。雖然wto 締約國亦同時向中國企業開放其國內市場,但在現階段,由於我國企業在技術裝備水平、勞動力素質、產品質量和價格等方面和發達國家企業仍存在不少的差距,即使其他締約國向我國開放其國內市場,我國產品一時還難以大規模地打入國際市場。因此, 一部分專家認為, 中國加入wto將對中國經濟的發展和企業的生存造成嚴重的損害。

然而,也有相當一部分政府官員、專家持不同意見,認為中國加入wto,有利於推動中國企業在參與國際競爭中發展。 眾多發展中國家加入wto的經驗表明,沒有一個國家因為加入wto而導致民族工業的衰落和破產,反而有助於它們加速經濟改革和產業結構調整,民族工業在國際市場上更富有競爭力。盡管中國企業與國外企業相比還有差距,但從整體上看,已具備了在更大程度、更高層次和更廣泛范圍內參與國際分工和國際競爭的基本條件。事實上,面對加入wto的挑戰, 愈來愈多的中國企業已經開始樹立國際市場的觀念,努力根據國際市場的需求,按照國際市場的營銷戰略組織生產經營活動。加入wto 所產生的壓力和動力已對中國經濟體制的改革、特別是企業內部的改革產生了積極的推動作用。

加入wto有助於中國藉助多邊組織和規則的力量, 遏制單邊貿易行動和貿易保護主義。當然,也應該看到,由於美國、歐盟等至今沒有放棄使用單邊貿易行動的權力,多邊貿易體制的權威並沒有真正建立起來。因此,中國對wto這類多邊貿易體制不宜抱不切實際的幻想。況且,相當一部分wto協定的法律規范基本上是從發達國家的利益出發, 並沒有充分考慮到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社會發展水平。 目前相當一部分wto締約國企圖在環境、勞工標准等問題大做文章,使發展中國家在國際貿易中處於更不利的地位。還應該看到,歐美各國從本國利益出發,亦會不斷採取貿易保護主義。即使中國加入wto後, 亦不意味著可順利獲取各國、各區域性貿易組織的最惠國待遇。各國對削減關稅亦是逐步進行的。歐美表示在10年內逐步削減對來自中國的紡織品及服裝進口的配額限制,對一些敏感產品的配額和減稅一般十分輕微。因此,由於wto 成員國相互逐步開放市場,對促進中國對外貿易從長遠上來講有好處,但效益未必可以即時反映。出口機會也許得到增加了,但國有企業由於種種原因出口能力不夠、產品競爭力不夠,機會再好亦白搭。與此同時,外國產品會以其技術、資金及產品優勢拓展中國市場,其可能後果是:中國出口不力,「進口飢渴症」強烈,結果進口增長速度超過出口增長速度,最終導致由貿易逆差產生的國際收支失衡並惡化的局面。

更好地打入工業化國家市場是所有發展中國家加入gatt/wto 首要原因。然而,應當看到,中國目前主要出口商品是紡織品服裝、皮革、鞋類及旅行用品等。工業化國家對這些商品關稅的削減往往低於其他商品的削減程度。即使西方國家對中國主要出口商品大幅度削減關稅和減少貿易和非貿易壁壘,中國的得益程度最終還是靠其出口產品的競爭力以及滿足市場需求增加的供給能力。

農產品出口擴張是所有發展中國家關心的問題。加入wto 並把農產品進出口納入國際貿易體系,對那些農產品出口的發展中國家來說具有長遠的收益。農業領域創造工作機會要比工業領域來得容易,出口導向型農業生產還有助於改善農民生活水平、減少農民向城鎮遷移帶來的一系列問題。中國是農產品進口大國,加入wto 後中國將面對不利的競爭局面,一方面中央政府要削減對農副產品生產和出口補貼、進口關稅;另一方面,以現代化、機械化為特徵的西方農副產品會大規模地侵佔中國農副產品市場。如果放開農副產品市場,中國以家庭小農經濟為單位的農村經濟難以與社會化大生產為特徵的歐美農副產品競爭,擁有8 億農民的農村市場必將受到巨大威脅。

中國的貿易服務業比較落後,沒有形成完善的市場機制和競爭機制,向wto成員國開放貿易服務業,逐步走向貿易服務自由化之道路, 可以迅速開辟新的服務領域,盡快縮短我國服務業發展方面同國際水平的差距;加速形成服務業內部的競爭機制,促進服務業市場的進一步完善,推動我國服務業向優質高效方向邁進;開放中國國內服務市場,還可以換取其他締約國國內服務市場的相應開放,從而為我國服務業打入國際市場提供新的機會。但是,加入wto 對中國貿易服務業的沖擊也許是主要的。中國服務業尚處於「幼稚產業」階段而受到政府政策的全面保護。中國開放貿易服務業,實力雄厚、相當發達的西方服務業會大規模入侵,全面沖擊中國服務業的發展,最終使大部分國內服務業市場為西方服務業所壟斷和操縱,使國內服務業的發展更多地受國際服務業的影響和制約,不但可能加劇無形貿易逆差的擴大,而且會進一步導致服務業失業人口的增加,造成國內服務業市場的混亂局面。

中國基礎產業、基礎產品目前尚由國家壟斷,缺乏競爭機制。電力、交通、旅遊等基礎性行業的開放次序應是:打破國家壟斷,在特定行業引入競爭機制,只有當這些基礎行業具有足夠的實力、競爭力與國外公司抗衡時,才可考慮引入國外競爭者。英國、法國等國經驗已經證明了這一點。實際上,中國在對外開放行動電話設備市場上已經過早、過快,日本公司認為日本花費幾十年才打開日本電訊通訊設備市場,中國在一夜間便讓美國摩托羅拉、瑞典愛立信等著名電訊製造商佔領了中國大部分電訊設備市場。在某些戰略性製造業方面(如汽車、化工、電子機械、金融、建築、通訊),中國尚採取色彩濃厚的保護主義。

目前絕大部分國有企業由於深層體制原因而日益困難,企業虧損額和虧損面日益擴大,下崗工人增加,大部分企業依賴於國家財政補貼或銀行貸款而勉強生存;況且,企業承包制等企業改革措施導致企業經營行為短期化,企業規模、技術改造和競爭力日趨下降,與現代化大生產趨勢背道而馳,除少數大型技術先進型企業外,真正富有競爭力的產業和產品微乎其微,大部分勞動密集型製造業企業已完全喪失市場競爭力,名存實亡。一旦這些企業由於中國加入wto 而被取消補貼和低息銀行貸款,加上實力強大的外國公司的競爭必然會破產,進而導致失業率上升、國際競爭力下降之惡果。目前城鎮失業率實際上遠遠高於官方公布的3%的水平,有人估計早已超過8%,若失業率進一步上升,中國的社會穩定性必將受到威脅。過早加入wto 不僅帶來高失業和社會不穩定的問題,亦會令中國市場完全受制於外國產品,中國最後可能成為外國產品的廉價加工基地和消費市場。

香港工業總會主席唐英年認為,中國國有企業目前一半以上經營不善、虧損嚴重。倘若再進一步開放市場,企業倒閉勢必更為嚴重。從社會問題著眼,中國人口超過12億,若一半以上的國有企業因開放市場倒閉,失業問題更為嚴重,會造成社會不穩定。

許多經濟學家認為,wto 成員資格並不一定直接有助於各國的經濟增長與出口。各國宜根據自己的具體情況,不管是否為wto成員國, 均按照wto貿易規則不斷完善本身的貿易體制, 不斷融於國際經濟一體化之中,這應該是中國目前應採取的態度。

中國切不可放棄作為發展中國家加入wto這一根本原則, 中國亦需要相當長的過渡期來達到wto的所有義務與要求,否則, 一些幼稚的民族工業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勢必潰不成軍。中國加入wto, 不僅要從中短期利益出發,更應從長遠、戰略的角度來衡量其得失利弊。中國加入wto首當其沖的便是要削減關稅、開放內銷市場, 外國產品則會以其資金、名牌、技術、質量及價格等因素迅速壟斷中國消費市場,最終導致大量資金外流,而同時國貨由於在國際市場上缺乏競爭力而不能夠擴大出口,結果必然是外貿逆差加大。因此,開放市場要有一個漸進過程。同時加強外國生產企業產品內銷的監管和反走私的力度,如實了解國外產品的市場佔領率。目前許多行業,如家電、膠卷、煙酒、洗滌劑、輪胎等產品行業,國外產品市場佔有率要遠遠高於官方公布的統計數字,絕大部分是「水貨」走私入口。其實,中國市場的開放程度已被遠遠低估了。中國政府應該更清楚、更確切地知會wto 主要成員國:中國要求加入wto並不意味著中國有求於人, 而是外國公司要急於打開中國這個擁有世界1/5人口的消費大國。實際上,中國經濟體系比不少現有的世貿成員國(如波蘭、古巴、日本、韓國)而言已相當開放了。既要看到中國需要wto,更要看到wto更需要中國。

專家估計,如果中國加入wto,其主要支柱產業,如汽車、化工、石油等會受到嚴重沖擊。中國政府已經意識到這一問題的嚴重。1997年3月決定對全國212家重點國有大型企業(例如上海石化、青島啤酒、東方航空公司、中國遠洋運輸總公司、聯想計算機公司、長城計算機公司等)給予政府扶持,其中包括給予優惠性貸款對這些企業進行技術改造,賦予更大的外貿經營權,以增強其整體競爭力。在此之前,中國政府已宣布重點搞好1000家國有大型企業,鼓勵大型企業進行兼並與結構調整,使之成為中國經濟發展的支柱與中國參與國際競爭的「旗艦」。

四、有關專家對中國加入wto利弊得失的具體評估

香港許多經濟學家認為,中國加入wto應該是利大於弊, 現在問題不在於該不該加入、何時加入問題,關鍵在於在什麼前提條件下加入?如何在談判中獲得一些比較優惠的條款和更長的過渡期。香港工商界對中國經貿部務實而靈活的原則與態度表示贊賞:「已經做了的,可以承諾繼續做下去;本來就准備做的,承諾盡快去做;將來可以做的,但一時還不能完全做到的,可以承諾一個時間表,逐步實現;不能接受的,無論外來壓力有多大,絕不會去做。」換言之,中國在透明度、國民待遇和統一實施外貿政策等會盡快去做,在外匯制度、取消非關稅措施、擴大市場准入等問題上,中國承諾了一個時間表,逐步去做。對於中國的發展中國家的地位,中國絕不可能同意其他締約國要求中國以發達國家的身份加入wto。無論在什麼壓力下, 中國政府絕對應該堅持發展中國家的地位,只有這樣,才能確保中國參加多邊貿易體制所承擔的義務與中國現階段經濟發展水平及國內承受能力相適應, 從而使中國加入wto後大會造成對中國產業的重大沖擊,確保改革有條不紊地進行, 確保經濟持續、穩定地發展。

j.p.摩根的專家認為,如果中國加入wto,代價亦將是巨大的。 中國將放寬進口管制,生產企業為了提高勞動生產率,必將大量進口外國機器設備,進而引起資金嚴重外流和外貿赤字。外國投資企業以其明顯優勢與國有企業及其他民族工業競爭,加上政府削減工業補貼,勢必引起大量企業倒閉破產和工人失業。中國主要通過其勞動力和自然資源的比較優勢維持其出口貿易的地位亦會受到挑戰。此外,東部沿海省市受到的沖擊或許要大於中西部地區。

香港嶺南學院社會科學院院長郭益耀教授認為中國不需要急於加入wto。國內某些部門如體改委、經貿委主張加入wto主要是基於由此可以加快國有企業、外貿體制改革,按照國際慣例參與競爭。外經貿部面對外面壓力亦要改革外貿體制,因為改革可以使國有企業提高效率、進一步走向國際市場。但問題在於國內主要工業行業,包括汽車、化工、醫葯等將面臨關稅減讓後的外國產品的激烈競爭乃至生存問題,進而涉及其他許多問題。如何權衡利弊很難作出一個准確的判斷和結論。但有一點很明顯:中國已經成為世界上第十大貿易大國,被排擠在wto 這個多邊貿易體系之外,在國際形象上不妥當。中國也許要作出一些犧牲來換取國際形象和地位。

中國產業部門對加入wto的承受能力屬於「灰色地帶」。 許多部門承受不了, 但也有不少部門已經承受住了。 中國目前的工業體系比1978年前強得多,不能說完全沒有國際競爭力。目前中國平均關稅已降到23%,並承諾到2000年進一步降至15%。外國認為關稅削減還不夠,發展中國家平均關稅水平為13%,發達國家為3%~4%,美國等wto 締約國強求中國以發達國家身份加入wto。如果中國平均關稅削減到7%~8%,許多產業部門面對的壓力與沖擊是可想而知的。 除了部分產業部門承受不了沖擊外,中國外匯儲備亦會因為加入wto而急劇下降。 雖不一定完全承受不了,但若處理不當,貿易赤字會加劇,甚至五六年內難以扭轉。因此,中國應找到一個平衡點。

少數專家認為,墨西哥並沒有因為加入wto 和北美自由貿易組織而得益。中國不宜過早開放其金融市場,否則導致利潤外流。

華盛頓布魯金斯研究所中國經濟問題專家nicholao lardy教授認為,按照wto規則,中國政府必須停止補貼國有企業。 一旦喪失國家財政補貼,絕大多數國有企業將會被迫關門,大量工人由此被推入失業大軍隊伍。中國經貿合作部wto談判專家們很難將wto概念與條款向那些擁有上百萬工人和國有企業的工業部委推銷,中國短期內大概不會匆忙推出一系列過激改革措施。

日本大藏省研究報告認為,如果中國加入wto 的努力最終失敗必將危害中國經濟的信任程度和長遠發展。中國加入wto 對進一步實現其貿易自由化及擴大國際貿易極為重要,亦有助於把中國這一貿易大國納入wto這一共同的體系之中並為解決多邊貿易糾紛提供一個國際准則, 因此最終有助於把中國經濟進一步融合於國際經濟體系之中。繼續把中國拒於wto門外已經難以阻止中國在世界經濟體系中的巨大作用, 反而會為多邊貿易體系帶來日益嚴重的負擔。 該研究報告建議中國在加入wto後的過渡期間對其承諾的義務必須嚴格堅持wto規則, 取消外國公司不允許經營外貿的限制,並在增加透明度的條件下為取消進口限制提交一個明確的時間表。中國政府還應在補貼、外資投資與貿易政策、產業政策、知識產權保護方面進一步努力。高關稅政策亦是wto 締約國關注的一大問題,中國在流通領域的種種限制對自由貿易無疑構成了嚴重阻礙。美國賦予中國最惠國待遇對中國來說比加入wto更為重要。

新加坡發展證券有關專家認為,如果中國按照美國提出的苛刻條件加入wto,必將有損於中國的長遠利益。

香港著名經濟學家曾樹基教授認為,中國已經和90%的wto 締約國建立了廣泛的貿易與經濟關系,中國加入wto旨在和剩下的10 %締約國建立或加強經貿關系。因此,能否加入wto其效果區別不大, 即使中國不能加入wto, 中國依然可以連續依賴已建立的雙邊貿易關系擴大經貿活動。因此,加入wto僅是中國加速經濟起飛的一個中期目標。當然,中國加入wto,將有助於中國吸引更多的外資以改善基礎設施。

wto主要締約國迫使中國進一步開放國內市場, 尤其是放開金融銀行保險、零售批發、以及通訊、交通等基礎產業讓外國公司全面競爭。美國j.p.摩根證券公司專家認為,雖然加入wto會引起嚴重失業問題,但有助於國有企業改善經濟效率、提高勞動生產率、削減成本開支,從而進一步加強國際市場競爭力。

雖然多數學者專家認為中國過早加入wto 會導致眾多虧損國有企業破產倒閉並進而引起社會不安定,但亦有少數學者認為, 中國加入wto倒有助於改善國有企業運作,尤其是私有權改造、內部管理、技術改革、產品結構調整等難題。事實上,近50%的國有企業屬於微利的中小企業,早已面臨破產邊緣,這部分企業受加入wto的沖擊最大, 大部分盈利企業將會受益於更多的出口稅收優惠和wto成員身份。

美林證券公司有關專家認為,從總體上看,中國加入wto 是利大於弊。從長遠來說,加入wto具有積極作用, 雖然在短期內或許會產生一些負面影響。但是,中國不應該害怕競爭。其實,中國彩電便是在近十幾年的無序、激烈競爭中完成了優勝劣汰的過程而在國內外市場占據了一席之地,中國眾多名牌彩電在質量、售後服務方面並不遜於日本、韓國同類產品。中國永遠不會為加入wto做好充分准備。

世界銀行中國經濟研究項目顧問肖耿博士認為,中國是否或者能否加入wto不僅僅是一個經濟問題,而且是一個政治問題。 目前中國尚不是wto成員國,在國際上的政治地位無形中受到影響。 現在問題不在於是不是要加入wto,而在於以什麼條件加入,目前中國正在與wto主要成員國討價還價。國內目前有一部分人認為中國能否加入wto 對中國來說已經無所謂的看法是很危險的,是傲慢、自大和狹窄民族主義心理的反映。中國必須與世界融為一體,否則會孤立於世界之外,不利於中國的長遠發展。雖然1978年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經濟快速增長,但是目前存在或潛在的問題要遠遠大於已取得的成績。中國的經濟並不是奇跡,而僅是一個經濟起飛前夕的「趕超」過程,帶有相當的補償性質。事實上,中國已經比西方國家落後幾十年,雖然目前發達國家亦存在這樣那樣的問題,但是它們現有的經濟秩序、經濟環境、社會制度相當穩定,不會像中國那樣「大起大落」。

渣打銀行廖群博士強調,中國加入wto從長遠、 宏觀層次來說肯定是利大於弊,但在短期、微觀層面則難以判斷,不同部門會從其本身的產業、行業對加入wto利弊得失作出不同的判斷, 例如紡織部門會認為中國加入wto後可以不必再受美國紡織品進口配額的限制。

具體來講,中國加入wto 會從各方面加速中國經濟體制的改革和與世界經濟的進一步接軌。中國可利用關稅平等、反傾銷等方面得到一些好處,有利於中國產品進入國際市場。短期內肯定會對國有企業、民族工業產生不可低估的沖擊與壓力,削減關稅不但對減少國家關稅收入,而且對國有企業、外貿平衡形成巨大的負面影響。要看到,短期的「弊」很可能是永遠的「利」。

原新加坡國立大學王教授認為,中國把加入wto既當作政治目標,又當作經濟目標。對中國經濟尤其是民族工業也許代價太大。但不宜忽略一點:由於中國不是wto成員國,國際貿易戰、 反傾銷等方面的律師費用太高。也許微觀企業在這方面感覺不到。*

H. 在經濟全球化進程中,為開放各國市場,消除貿易壁壘,推動和實現世界貿易自由化,國際社會一直在做堅持不

(1)原因:1929-1933年的世界性經濟危機促使各國政府放棄自由貿易政策,加強了貿易保護主義措施,造成國際貿易進一步萎縮。深刻的教訓促使各國開始認識到國際貿易協調與合作的必要性。2分
(2)沒有。它不是一個常設組織,而是一個臨時適用的多變貿易協定,存在諸多弊端,特別是在解決爭端時缺乏法律性的強制措施。3分
(3)同:旨在通過市場開放、消除貿易壁壘、非歧視性和公平貿易等原則的實施,來達到推動世界貿易自由化的目標。
異:世界貿易組織有更寬的管轄范圍,除傳統的貨物貿易外,還包括知識產權、投資措施和服務貿易等領域。世界貿易組織是具有法人地位的國際組織,它在調解成員爭端方面具有更高的權威性和有效性。6分
(4)(1)使規范化、法制化的世界貿易體系開始建立起來。
(2)致力於促進各國市場的開放,調解貿易糾紛,實現全球范圍內的貿易自由化。
(3)通過多邊貿易,促使各成員國之間逐漸取消貿易壁壘,使各國獲得生活水平提高和經濟的繁榮。
(4)努力減少成員國之間的不平等,對發展中國家和貿易小國之間的利益予以足夠關注。(5)能夠比較公正、客觀、迅速地解決成員國之間的貿易摩擦,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經濟全球化進程。
(任答3點給3分)

I. 亞太經合組織的前景

在經歷了十年的不平坦路程,尤其是遭受金融危機的沖擊和EVSL失敗的挫折後,APEC目前正處於其命運的十字路口:今後是走向衰落還是再度崛起,去完成亞太地區合作的歷史使命?
(一)面臨的主要挑戰
從APEC自身的生存與發展角度看,當前它面臨著兩大挑戰:
1.如何恢復信心與凝聚力?
亞洲金融危機對APEC進程的沖擊和消極影響至今未消除,它的直接後果是減弱了部分發展中成員對完成APEC目標的熱情。由於受危機沖擊的東亞成員沒有從APEC框架中得到實惠,它們對APEC的期望也大大降低了,這與三年前APEC的「期望泡沫」達到高峰時的情景截然不同。那時的聲勢給人以亞太地區貿易自由化目標能提前實現的期望。
另一方面,EVSL行動失敗,使APEC的權威性大打折扣。期望頗高的一些發達成員已對APEC「一年年達不到目標感到厭倦」,「公眾對APEC的同情轉變成了一種懷疑,從而導致這些國家參與APEC活動時失去了國內政治上的支持。」(註:引自[加]John M.Curtis andDan Gueriak:《APEC after 10 Years:Performance and Prospects》,紐西蘭,1999年5月。)它們懷疑,APEC將自身最核心的內容轉移到WTO後,它還有繼續生存的必要嗎?
值得注意的是,由於APEC在金融危機中作為不多,東亞一些成員已在尋求新的區域經濟合作組織形式。東盟最早提出的「東亞經濟核心論壇」(EAEC)正在通過10+3(東盟10國加中、日、 韓)會議形式悄悄地實施。EVSL的倡議人馬哈蒂爾始終沒有放棄努力。1997年以來,這一機制事實上已經形成。在今年的APEC紐西蘭會議之後,東亞13國的領導人將舉行第三次非正式會晤。(註:關於東亞領導人非正式會晤,前兩屆會議因柬埔寨尚未加入東盟,出席的國家是12個,而1999年(第三屆)將增加到13個。)一個次區域經濟合作組織正在形成中。此外,日、韓也在謀求建立東北亞自由貿易區。APEC核心內容向WTO 轉移及東亞成員尋求新的區域合作形式,有可能從兩個方面削弱APEC自身的發展,使其機制化進程出現逆轉,即退回到最初的論壇形式。在這樣的形勢下,如何扭轉成員們普遍的失望情緒,重新恢復凝聚力和信心,是APEC面臨的重大挑戰。
2.如何處理與WTO的關系?
APEC在推動貿易和投資自由化方面,參照了WTO許多做法。但是,這畢竟是兩個不同性質的組織。
首先,APEC是一個區域組織,而WTO是全球組織,APEC 中一部分成員,如中國、俄羅斯都不是WTO成員,它們沒有義務去承擔WTO的要求。但APEC所選擇的自由化領域,不但與WTO相一致,有的甚至已超過了WTO的要求。APEC試圖去做WTO尚未做到的事,是脫離實際的。 信息技術協議(ITA)的成功其實只是一個偶然的例外,它在APEC 中通過是很勉強的。但它卻起了誤導作用,結果導致EVSL的失敗。
其次,在自由化目標的實施上,兩者有本質的不同。WTO 使用談判機制,以法律條款進行「硬約束」,而APEC卻是以獨特的協商一致、自主自願加領導人承諾的方式進行「軟約束」。APEC的這種機制是有效的,如中國幾次大幅度減稅就是很好的例證。EVSL 的失敗, 並不是因為APEC「軟約束」機製造成的,而是因為搞「超WTO 」和違背了自願原則。如果將WTO的談判機制引入APEC,那麼APEC就將失去自我, 不打自垮。
最後,APEC應當擺正自己的位置。在推動自由化方面,APEC可以扮演WTO「侍女」(handmaiden)的角色,起補充、陪襯作用。 在一定條件下也可以起「催化劑」的作用,加速WTO對某個問題的解決, 但不能越俎代皰,去做不自量力的事。中國有一句成語叫「欲速則不達」,對於那些急於求成的成員來說,這是一個恰當的忠告。
EVSL轉移到WTO後,給APEC造成的影響不容低估。
第一,如果這一切在WTO中順利通過,那麼就開創了利用WTO的談判機制解決APEC自願原則所解決不了的問題的先例,即借WTO來壓APEC,這將使APEC的「軟約束」機制名存實亡。
第二,APEC中的非WTO成員,完全有理由不執行WTO通過的決議,從而使APEC的EVSL計劃仍無法最終實現。
第三,APEC把最核心的內容轉移到WTO後(EVSL 剩下的幾個部門也可能轉到WTO去解決),其生存價值無疑將受到影響。
第四,如果EVSL未能在WTO中通過, 那麼「球」又不得不重新踢回到APEC中來,APEC將如何處理這個燙手的山芋呢?難道再將它踢到下一輪WTO談判中去解決嗎?總之,APEC的權威性已大受影響。 從某種意義上來看,APEC已把自己的命運交給WTO去主宰了。
(二)APEC應當做些什麼?
APEC當前面臨的挑戰是嚴峻的,但作為亞太地區一個有影響的區域經濟合作組織,它的生存價值是不容置疑的。十年來,它已成為把亞太各國和地區聯系起來,互相「溝通」,開展合作的不可或缺的紐帶。正是這一功能,保證了它的生存價值。但是,APEC也必須總結這十年中的經驗與教訓,針對面臨的問題,採取相應的措施,以保證健康的發展方向。筆者認為,APEC應當做好以下幾件事情:
第一,必須堅持自己的特色,在自由化進程中走與WTO 不同的道路,才會有生命力。
上面已經提到,APEC刻意仿照WTO搞貿易自由化, 在內容上甚至試圖「超WTO」,結果導致失敗。應當認識到,APEC 的生命力正在於它具有WTO所沒有的那一原則:自願、靈活、協商一致、漸進等等。 幾年來的經驗表明,這種非約束性的「APEC方式」,使得成員們能夠在各自的「單邊行動計劃」(IAP)和「集體行動計劃」(CAP)中充分表示自己的意見和觀點,並給各成員的決策留有很大的餘地。這對促進APEC的貿易和投資自由化是有利的。總的看,APEC協調一致的機制是起作用的,它已消除了許多艱難的分歧,促進了成員之間的相互諒解。只要穩妥地堅持這一特色,APEC在推動亞太地區的自由化方面將會起到WTO 所難以產生的效果。例如,關於貿易與投資的便利化便不屬於WTO的范圍, 而與自由化和便利化有關的經濟技術合作,更為APEC拓寬了生存與發展的空間。今後,隨著EVSL向WTO的轉移,APEC 更需要在便利化和與此有關的合作上下功夫,才能充分體現出自身的存在價值。
第二,扎扎實實地開展經濟技術合作。
在「自由化」的輪子轉向WTO後,APEC 再也不能讓另一隻輪子丟掉了。否則APEC將成為一個失去雙腿的「殘疾人」。筆者認為,目前正是把注意力集中到經濟技術合作領域的好時機,並有望取得突破性進展。為此,APEC最好先創立一二個成功的榜樣來。鑒於小項目花費少,不妨從小項目上做起。重要的是小項目的成功將證明經濟技術合作所帶來的利益,產生示範效應,從而推動中型和大型項目的進行。這對於鼓動發展中成員的士氣大有裨益。此外,要特別重視發揮工商企業界在合作中的作用。很明顯,民間而不是政府才是經濟技術合作的主角。APEC決策者應當鼓勵私人部門更廣泛地參與合作項目,而不是把它們看做是政府部門的對手,應當把合作項目放手交給它們去經營。
第三,調整議程和重點,優先考慮金融合作問題。
十年來,APEC的重點一直是推動貿易自由化。隨著EVSL向WTO 的轉移,現在是調整APEC議程的時候了。當前,地區內值得關注的問題有許多。一項較緊迫的課題是加強金融合作。亞洲金融危機對地區造成的危害很大,在受災成員忙於整頓金融秩序、改革金融體制、調整產業結構之時,它們無法顧及其他方面。因此,至少在本世紀末,APEC應將消除危機影響、紓解有關成員的經濟困難、避免社會動盪作為一項主要工作,而不是繼續把注意力放在原定的自由化進程上。APEC在危機爆發初期的一段時間中,本來有不少機會來應對,例如,可以建立一種管理機制防止危機的擴大和再度發生。但這一角色卻被亞洲開發銀行(ADB )所爭得,這是因為APEC在危機爆發後仍然把重點放在EVSL上,結果是既失去了因應危機的機會,又使EVSL落了空。現在如果再不做一些補救工作,那麼將再度喪失機會,迫使部分成員轉向尋求其他組織(如EAEC),從而使離心力越來越大。
第四,維持現有的「弱組織」機制,不宜過早地強化它。
關於APEC是否要向「硬機制」過渡,成員們有不同看法。筆者認為,維持目前的「軟機制」(soft institutionism)更為有利。 因為亞太地區極其復雜的多樣性,使該地區建立一個具有法規約束和實際管理職能的合作組織的難度要比世界其他地區都大,這一歷程自然也要長得多。在條件好得多的歐洲,歐共體發展到今天的歐盟,也花了半個世紀。不能期望年幼的APEC一下子變成一個成熟的人。有人提出以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的模式來改造APEC, 這顯然是不現實的。 (註:在John M.Curtis和Dan Gueriak的文章中提到了這個情況,出處見[澳]Roaa Garnant:《Open Regionism andTradeLiberalization 》,Singapore, ISEAS,1996.)前者是發展水平接近的發達成員俱樂部,而APEC成員無論在經濟規模上還是發展水平上都有巨大的差異。另一方面,「軟機制」與APEC的自願和非約束性原則是相適應的,而一旦機制被硬化後,很容易產生違背這些原則的做法。
十年來APEC的組織機制不斷呈「漸增式」(incremental)發展,現在已很龐大了,官僚主義傾向也出現了。當前的問題是進行機構調整,消除臃腫,提高效率,而不是將其升級為「硬」機構。一些專家指出,高官會(SOM)成員及領導人的更換影響了APEC決策的連續性, 後任對前任所作的「承諾」的履行質量不高;高官會管得過多過細,成了APEC事實上的「董事會」,不利於下面各委員會作用的發揮;應當擴大秘書處的職能,使之參與督促與管理決議的實施,等等。(註:參見中國台灣Lai Shin-Yuan:《APEC after Ten Years:Future Directions》,紐西蘭,1999年5月;[澳]Ross Garmant;《OpenRegionism andTrade Liberalization》,Singapore,ISEAS,1996. )對這些意見應當進行認真的討論。
第五,更好地發揮「溝通」功能。
現在看來,將APEC的目標過於集中在貿易和投資自由化上是一種誤導。十年來,APEC最成功的作用、發揮得最好的地方並不是推動自由化進程,而是促進了亞太地區成員之間的相互溝通。因為在APEC之前,這個遼闊的地區並沒有這樣一種渠道。是APEC把亞太地區的成員組織在一個大家庭中,使大家有了一個交流看法、磋商共同關心問題的論壇。每年APEC年歷(APEC calendar)中所安排的頻繁活動, 使亞太地區的政界、工商企業界和學界及其他各界人士不斷進行接觸、交流與溝通。當然,這種溝通是一種相互需要,亞洲發展中成員需要與北美發達成員交換意見, 反之亦然。 美國首席貿易談判代表巴爾舍夫斯基也承認:「APEC需要成為加強美國與亞洲相互理解的主要論壇。」(註:[美]湯姆·普拉特:《亞洲尋求自己的全球化道路》, 載《洛杉磯時報》,1999年8月11日。)
當前,亞太地區的經濟發展面臨著許多問題,如與可持續發展有關的環境、城市化、人口、糧食、資源等等。這些問題的解決首先依賴於地區成員的共識,在這方面,APEC是大有用武之地的。需要提醒的是,涉及政治、安全的問題不應放到APEC的議程之中。這些難以達成共識的問題應放到其他論壇,如東盟地區論壇(ARF)上去討論。 至於在APEC會議之外的外交會晤上,談話的議題自然是不受限制的。而每年一度的APEC部長級會和首腦會,為此提供了廣闊的機會和舞台。
(三)APEC的發展前景
APEC是亞太地區經過數十年的孕育而誕生的「獨生子」,它是亞太地區迄今惟一的全區域合作組織。盡管金融危機和EVSL的失敗使它遭受重大挫折,但它的生命力並沒有消失,也沒有一個成員希望它就此夭折。今後,亞太成員的許多合作還需要依靠它。即使在把貿易和投資自由化的主要任務轉到WTO之後,它仍有存在的價值,這是不容置疑的。 鑒於亞太地區的多樣性,保持其自願、協商一致和漸進的原則,發揮其靈活性優勢,對於它的生存與發展有重要意義。
從目前來看,APEC的低潮階段尚未結束,它在推動地區貿易自由化上不會有大的進展,在這方面,還要看今年11月西雅圖WTO 部長級會議的結果。另外,由於亞洲金融危機的影響尚未消除,APEC又少有作為,其號召力難以與以前相比。
但從中期來看,21世紀初,APEC如果能審時度勢,堅持自身的特點、原則和積極開展地區的綜合性合作,而不是單純的自由化,並不斷創新,那麼仍能煥發出新的活力,再創輝煌。當然,這要依賴於全體成員的共同努力和愛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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