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有金融機構市場化改革的背景

㈠ 金融綜合經營背景下的中國保險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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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金融業綜合經營之所以獲得較快發展，是經濟社會發展和金融業改革創新到一定階段的客觀需要，也順應了全球化背景下金融業的發展趨勢。首先，綜合經營滿足了新形勢下金融業開展「一站式」金融服務的需要。客戶的金融需求已不局限於存、貸、匯等傳統業務，而是包括投資銀行、保險業務在內的全面金融解決方案。和分業經營相比，綜合經營可提供全方位的金融服務，更便捷地滿足顧客需求。其次，綜合經營是金融機構拓展多元化收入的需要。對金融機構而言，綜合經營具有規模經濟和范圍經濟的優勢，可以實現協同效應、降低成本。隨著利率市場化改革的逐步深入，商業銀行難以繼續依賴傳統的存貸利差盈利模式，迫切需要開展多樣化業務獲得新的收入來源，提升抗風險能力。最後，我國開展金融業綜合經營是應對國際競爭的現實需要。國際上大型金融機構一般都以不同的形式實現綜合經營，在客戶營銷、業務推廣時具有更強的競爭力和品牌優勢。我國金融機構通過綜合經營，可以充分發揮網點和客戶資源多的優勢，改善單一業務結構，提升盈利能力，以此提高國際競爭力，實現由大到強的轉變。

㈡ 國企市場化改革對增強國有經濟主導作用的積極意義

推進國有企業改革有以下經濟意義：
①通過改革，激發國有資本活力，增強國內有經濟的活力、控制容力、影響力，發揮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增強公有制經濟的主體地位。
②有利於使國有企業更好地適應市場化、國際化要求，實現科學管理（建立現代企業制度），提高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
③有利於國有企業廣納賢才，同時有助於整頓分配秩序，促進分配公平。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國有企業由淺入深地進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也提出了種種改革方案，但是這些改革方案基本上是在計劃經濟的框架中進行，不觸及產權的變革。到90年代尤其是黨的十四屆五中全會明確提出了產權改革的主張，從而，國有企業的管理人員和員工購買本企業的所有權也成為一種重要的產權改革方法之一。正是在這一背景下，管理者收購（MBO）得到逐漸認同，為國有企業改革增添了新的有益的思路。
實施MBO後，從宏觀的角度來看，社會資產總量並沒有減少，反而盤活了原來的國有資產，甚至還能使國有資產發生增值。國家出售中小企業所有權所獲得的資金可以投到關系國計民生的重要行業，有進有退，有所為有所不為，這正符合國家關於國有企業改革的政策。

㈢ 什麼是金融市場化改革

金融市場改革是發展多層次資本市場，穩步推進利率和匯率市場化改革，逐步實現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
2013年，中國金融改革悄然而行。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將允許投資者做空股票的試驗方案的規模擴大了3倍；採取措施支持地方政府發行債券；暗示允許更多私人資本進入銀行領域；將嚴密管制的資本賬戶略微放鬆。這些舉措表明，中國的新任領導層正在努力建立更加市朝的金融系統。
1、做空機制
中國證券金融公司宣布，2013年9月18日周三起，將擴大轉融券業務試點范圍，試點證券公司將由原有的11家增加至30家，標的證券數量將由原有的87隻股票增加至287隻股票。據估算，這287隻股票的總市值相當於中國股票市場總市值的2/3。業內認為，這將滿足市場發展需求和投資者的投資需求。
2、民營銀行
在銀行業領域，官方信息暗示，中國政府將擴大私有資本進入銀行業的渠道。此外，那些非金融機構型公司進軍銀行業的動作，也引發了不小喧囂。中國央行行長周小川在官媒《求是》上著文稱：中國將給予私有公司更多空間來建立銀行。在周小川發表該文之前兩天，中國兩大互聯網巨頭阿里巴巴和騰訊，均提交了申辦銀行執照的申請。蘇寧電器也表示其想設立銀行。
3、市政債券
9月16日，社科院與中債資信在京簽署中國地方政府評級合作框架協議，並首次公開發布了前期合作研究成果。其中，中債資信還發布了地方政府主體評級方法和模型，這將為地方政府發行市政債券提供先決條件。中國地方政府尚不允許直接發行市政債券。然而實際情況是，地方政府利用融資平台或其他途徑，實際已舉借了大量政府性債務。
此外，中國政府還給全球對沖基金在中國融資打開了綠燈。6家被選中的對沖基金，分別被允許在中國融資5億美元。這一規模雖然不大，但卻是中國放開資本管制的重要一步。

㈣ 有關金融穩定的研究背景、研究意義和國內外研究現狀

金融穩定的基本制度框架分析
中央銀行履行金融穩定的職責能否順利實施和充分發揮，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一整套較為完善的制度框架的確立及良好執行。按照西方經濟學家切納德等人的觀點，一國的金融體系要較好地發揮功能，適宜的宏觀經濟環境、有效的監督和管理體制與健全的金融市場基礎設施是必不可少的。上述三項因素已被西方學界視為構成金融穩定的「三根主要支柱」。
在我國目前轉軌過程中的經濟金融格局下，除了上述三項因素應包涵於金融穩定的制度框架以外，健全和完善市場主體的適格性、市場交易和秩序的穩健性等制度架構，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具體而言，金融穩定的基本制度框架可主要包括以下五個方面：市場主體方面、市場結構和秩序方面、金融調控和監管方面、市場支持保障方面和金融風險處置方面。
（一）在市場主體方面，我國已明確要建立資本充足、內控嚴密、運營安全、服務和效益良好的現代金融企業。從目前的情況看，我國的金融機構仍然存在著產權主體虛置、公司治理欠缺、不良資產偏高、經營效率低下等問題，成為阻礙金融業快速發展的「痼疾」。在這方面，構築良好的資本結構、完善的公司治理等制度架構至關重要，關鍵是要建立多重的股權約束機制，形成有效的激勵、監督機制，解決好權責對稱問題。
（二）在市場結構和秩序方面，我國金融業存在著直接融資和間接融資、債券市場和股票市場、銀行間市場和交易所市場、流通股和非流通股等結構不均衡以及金融秩序不規范的情況，使金融業隱含著內在的不穩定性，極易產生較大的金融波動，進而通過市場間的關聯和互動，擴展到整個金融體系，最終釀成金融危機。在這方面，要注意放鬆金融管制，著力推進金融市場的改革和創新，確保金融秩序的穩定。要逐步建立資本市場與貨幣市場的良性互動機制，加強深層次的銀行與保險業的合作，構建直接金融和間接金融協調發展的制度 「平台」。
具體而言，要放鬆商業銀行進入證券市場、基金業、信託業等限制，構建合理解決證券公司融資需求的制度框架；推動資產證券化、貨幣市場基金等新興金融工具的規范化發展，規范引導金融衍生產品的創新機制；建立和完善債券、外匯市場的做市商制度，改革強制結售匯制度，完善央行干預外匯市場的有關制度；依法嚴厲打擊和懲治破壞金融秩序的違法違規行為。
（三）在金融調控和監管方面，要確立不同層次的制度安排來協調貨幣政策和金融監管的政策工具，以促進金融穩定目標的實現。（1）簽署備忘錄規定中央銀行、財政部和監管部門在維護金融體系穩定中的職責和法律地位，明確中央銀行對國家金融體系的總體穩定負責，財政部和監管部門也承擔一定的責任；（2）構建協調宏觀金融穩定與微觀審慎監管的制度架構，增強中央銀行的前瞻性宏觀分析能力，提高監管部門的監管水準；（3）加強協商溝通，建立健全各部門之間防範跨市場、跨系統金融風險等方面的信息共享、協調配合的制度框架；（4）運用適宜的貨幣政策工具來穩定金融體系，可包括短期利率、公開市場操作、窗口指導等；（5）逐步建立功能性監管的框架，運用適當的金融監管手段來維護金融體系的穩定，如審慎的市場准入監管、及時的監督糾正措施等；（6）加快金融穩定指標的設計和評估，構建金融風險的預警機制，加強對跨市場風險和系統性風險的監測和分析。
（四）在市場支持保障方面，我國需要將保證支付清算體系的安全提高到維護金融穩定的高度來認識。較好的市場保障制度是保持金融穩定的有力「緩沖器」。要建立和完善金融風險的補償機制，確立存款保險制度、證券投資者補償制度和壽險投保者補償制度，並注意防範道德風險，充分發揮市場約束的力量。
（五）在金融風險處置方面，要按照依法合規、適度有限、權責對稱等原則，構築一整套較為完善的制度架構來有效處置金融風險，以最大程度降低損失。應建立一套處置金融風險的長效應急機制和體系，明確其組織結構、決策部署和執行實施，預備多套風險預案；嚴格掌握標准，認真履行好最後貸款人的職能，明確提供流動性支持的規則「界限」，切實防範道德風險；完善金融機構市場退出的法律框架，探索建立良好的金融機構破產制度框架，改善現有的對有問題金融機構進行風險救助的手段和措施；會同監管部門嘗試對金融機構進行風險類別劃分，逐步確立分類指導、有效監督和及時處置的制度架構。

㈤ 我國匯率制度改革的歷史及背景

變革歷程：

1979年至1984年：人民幣經歷了從單一匯率到雙重匯率再到單一匯率的變遷。

1985年至1993年：人民幣對外幣官方牌價與外匯調劑價格並存，向雙匯率回歸。

1994年：中國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單一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實行銀行結售匯制，取消外匯留成和上繳，建立銀行之間的外匯交易市場，改進匯率形成機制。

2005年：中國建立健全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單一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

影響匯率制度的重要事件：

人民幣匯率1994年以前一直由國家外匯管理局制定並公布。

1994年1月1日人民幣匯率並軌以後，實施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單一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中國銀行，德意志銀行等七家銀行根據前一日銀行間外匯市場形成的價格，公布人民幣對美元等主要貨幣的匯率，各銀行以此為依據，在中國人民銀行規定的浮動幅度內自行掛牌。

2015年：在制定當日人民幣中間價時，首先參考上日「收盤匯率」，即銀行間外匯市場的人民幣兌美元收盤匯率（外匯市場人民幣兌美元的供需狀況。

同時參考「一籃子貨幣匯率變化「，即在一籃子貨幣兌美元匯率有所變化情況下為保持人民幣對一籃子貨幣匯率基本穩定所要求的人民幣對美元雙邊匯率的調整幅度。各家做市商可以根據對不同籃子的權重選擇不同從而報出不同中間價。

形成背景：

1994年以前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新中國成立以來至改革開放前，在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下，人民幣匯率由國家實行嚴格的管理和控制。

根據不同時期的經濟發展需要，改革開放前我國的匯率體制經歷了新中國成立初期的單一浮動匯率制（1949～1952年）、五六十年代的單一固定匯率制（1953～1972年）和布雷頓森林體系後以「一籃子貨幣」計算的單一浮動匯率制（1973～1980年）。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我國進入了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過渡的改革開放新時期。為鼓勵外貿企業出口的積極性，我國的匯率體制從單一匯率制轉為雙重匯率制。

經歷了官方匯率與貿易外匯內部結算價並存（1981～1984年）和官方匯率與外匯調劑價格並存（1985～1993年）兩個匯率雙軌制時期。其中，以外匯留成制為基礎的外匯調劑市場的發展，對促進企業出口創匯、外商投資企業的外匯收支平衡和中央銀行調節貨幣流通均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但隨著我國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官方匯率與外匯調劑價格並存的人民幣雙軌制的弊端逐漸顯現出來。一方面多種匯率的並存，造成了外匯市場秩序混亂，助長了投機；另一方面，長期外匯黑市的存在不利於人民幣匯率的穩定和人民幣的信譽。外匯體制改革的迫切性日益突出。

1994～2005年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1993年11月，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要求，「改革外匯體制，建立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和統一規范的外匯市場，逐步使人民幣成為可兌換貨幣。」

1993年12月，國務院正式頒布了《關於進一步改革外匯管理體制的通知》，採取了一系列重要措施，具體包括，實現人民幣官方匯率和外匯調劑價格並軌；建立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單一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取消外匯留成，實行結售匯制度；建立全國統一的外匯交易市場等。

1994年1月1日，人民幣官方匯率與外匯調劑價格正式並軌，我國開始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單一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企業和個人按規定向銀行買賣外匯，銀行進入銀行間外匯市場進行交易，形成市場匯率。中央銀行設定一定的匯率浮動范圍，並通過調控市場保持人民幣匯率穩定。

1997年以前，人民幣匯率穩中有升，海內外對人民幣的信心不斷增強。但此後由於亞洲金融危機爆發，為防止亞洲周邊國家和地區貨幣輪番貶值使危機深化，中國作為一個負責任的大國，主動收窄了人民幣匯率浮動區間。

隨著亞洲金融危機的影響逐步減弱，近幾年來我國經濟持續、平穩較快發展，經濟體制改革不斷深化，金融領域改革取得了新的進展，外匯管制進一步放寬，外匯市場建設的深度和廣度不斷拓展，為完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創造了條件。

黨中央、國務院於2005年7月21日出台了完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改革的內容是，人民幣匯率不再盯住單一美元，而是按照我國對外經濟發展的實際情況。

根據對匯率合理均衡水平的測算，人民幣對美元即日升值2%，即1美元兌8.11元人民幣。兩個多月來，人民幣匯率制度有序過渡，平穩運行。

(5)國有金融機構市場化改革的背景擴展閱讀：

現行人民幣匯率制度雖然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人民幣的升值預期，有利於縮小國際收支差距，對於我國金融市場的維護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從一些層面方面看，這一匯率制度依然存在諸多不足之處，比如人民幣匯率因素貿易巨額順差關系太過密切。

「外需」變身為「內需」將推動國內資產泡沫迅速形成，還有一旦人民幣匯率出現拐點，升值預期的消失將導致投機人民幣升值的外資大量出逃等，這些問題都需逐步加以完善。

從長遠來看人民幣匯率應適用浮動匯率安排，而近中期內應完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這是我國人民幣改革的方向所在，也是中心所在。

㈥ 2． 敘述我國利率市場化的背景和改革情況。（200~300）

1993年《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若干問題的決定》和《國務院關於金融體制改革的決定》最先明確利率市場化改革的基本設想。1995年《中國人民銀行關於「九五」時期深化利率改革的方案》初步提出利率市場化改革的基本思路。 1996年6月1日放開銀行間同業拆借市場利率，實現由拆借雙方根據市場資金供求自主確定拆借利率。 1997年6月銀行間債券市場正式啟動，同時放開了債券市場債券回購和現券交易利率。 1998年3月改革再貼現利率及貼現利率的生成機制，放開了貼現和轉貼現利率。 1998年9月放開了政策性銀行金融債券市場化發行利率。 1999年9月成功實現國債在銀行間債券市場利率招標發行。 1999年10月對保險公司大額定期存款實行協議利率，對保險公司3000萬元以上、5年以上大額定期存款，實行保險公司與商業銀行雙方協商利率的辦法。 逐步擴大金融機構貸款利率浮動權，簡化貸款利率種類，探索貸款利率改革的途徑。1998年將金融機構對小企業的貸款利率浮動幅度由10%擴大到20%，農村信用社的貸款利率最高上浮幅度由40%擴大到50%；1999年允許縣以下金融機構貸款利率最高可上浮30%，將對小企業貸款利率的最高可上浮30%的規定擴大到所有中型企業；2002年又進一步擴大試點。同時，簡化貸款利率種類，取消了大部分優惠貸款利率，完善了個人住房貸款利率體系。 2000年9月21日實行外匯利率管理體制改革，放開了外幣貸款利率；300萬美元以上的大額外幣存款利率由金融機構與客戶協商確定。2002年3月將境內外資金融機構對中國居民的小額外幣存款，納入人民銀行現行小額外幣存款利率管理范圍，實現中外資金融機構在外幣利率政策上的公平待遇。 2002年擴大農村信用社利率改革試點范圍，進一步擴大農信社利率浮動幅度；統一中外資外幣利率管理政策。利率市場化是一個世界性的問題，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對經濟轉軌中包括利率市場化在內的金融體系市場化就作為「不得不玩的一個游戲」(the only game in town)風行全球，並正在中國大地上蓬勃進行。中國利率的決定和傳導機制正在發生深刻的變化，改革已進入到存貸款利率市場化的最後攻堅階段，利率市場化改革的階段性目標基本得以實現。為確保我國利率市場化改革活動按照適應金融資源特徵、符合金融可持續發展思路進行，在此承前啟後的重要時刻，對中國利率市場化改革進行階段性評價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它將在某種意義上指導甚或決定著我國利率市場化改革剩餘道路的前進方向、路徑選擇和制度安排。
一、我國利率市場化改革總體評析
利率市場化是一個國家金融深化質的標志，是提高金融市場化程度的重要一環，它不僅是利率定價機制的深刻轉變，而且是金融深化的前提條件和核心內容。利率市場化首先是一個過程，是一個逐步實現利率定價機制由政府或貨幣當局管制向市場決定的轉變過程，是一個利率體制和利率決定機制變遷的過程，隨著這一過程的不斷深化，整個利率體系由借貸雙方根據市場供求關系決定的利率的比例越來越多，由政府或貨幣當局直接干預的成分越來越小。從范圍過程來看，即是從部分利率市場化向全部利率市場化過渡的過程；從程度過程來看，即是從較低程度的利率市場化向較高程度的利率市場化轉變的過程；從階段過程來看，完整的利率市場化過程包括利率市場化准備、利率市場化進展和利率市場化成熟三個階段。作為一個動態過程，利率市場化從時間上觀察，在短期內利率可能會維持在相對穩定的水平上，但從長期來看，其變動由市場貨幣供求決定。同時，利率市場化又是一種狀態，是一種金融生態的可持續狀態，在理論上是指利率能否靈敏地反映資金供求狀況，其衡量標志主要是金融機構有沒有確定利率的自主權；作為其階段性目標，利率調整頻度以及浮動幅度，也是衡量利率市場化的重要指標，其最終目標是實現社會資金及社會資源的優化配置、金融經濟的和諧發展與可持續發展。
利率市場化作為一項既涉及金融體制改革，又涵蓋了經濟體制改革的系統性改革，中國經濟特定的體制背景和金融環境決定了中國利率市場化改革的長期性、多樣性和復雜性。利率市場化的長期性是指始於1978年的中國利率市場化的過程，直至1996年6月，才真正揭開了我國利率市場化改革的第一幕，放開了銀行間同業拆借市場利率；直至 2000年9月21日，才邁出具有真正實質性的第一步，實現外幣貸款利率的市場化；到目前為止才基本走到了存貸款利率市場化的最後攻堅和破解階段，這不僅與激進式改革相差甚遠，與中國經濟其它領域的漸進改革比較，利率體制改革也是滯後的。利率市場化的多樣性是指利率市場化的改革模式、體系內涵、程度范圍、次序安排等是層多面廣、不一而同的，既有利率市場化內涵的多樣化，包括利率決定的市場化、利率傳導的市場化和利率形成機制的市場化；也有利率市場化體系的多樣化，包括中央銀行基準利率市場化、金融機構法定存貸款利率市場化、銀行間利率市場化和債券利率市場化，只有以上部分均得以實現市場化，才是真正實現利率市場化。利率市場化的復雜性是指衍生於融資活動的利率制度與金融產權制度、金融市場建設、社會信用體系建設等錯綜交雜，相伴相隨，無論是對宏觀經濟社會，還是對銀行、企業和個人，都將產生較為深遠的影響。由於與中國市場經濟改革相符合的金融產權制度約束的弱化、金融市場機制及結構的不完善、中國企業和銀行的不完全市場化、金融救援機制的不健全等障礙的存在，不可避免地給中國利率市場化未來的改革增添了變數和難度。
二、我國利率市場化改革進程評析
從1978年起，我國開始了對整個經濟體制的改革，金融體制改革隨之進行。利率體制改革作為金融體制改革的重要內容之一也在逐步深化，根據利率走勢和利率改革內容，可將我國利率改革分為前期的調整利率水平和結構、改革利率生成機制和利率市場化快速推進等三個階段。在調整利率水平和結構階段（1978年—1993年）：經過近15年的改革，基本改變了負利率和零利差的現象，偏低的利率水平逐步得到糾正，利率期限檔次和種類得到合理設定，利率水平和利率結構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改善，銀行部門的利益逐步得到重視。在改革利率生成機制階段（1993年—1996年）：利率改革主要任務是不斷通過擴大利率浮動范圍，放鬆對利率的管制，促使利率水平在調整市場行為中發揮作用，以逐步建立一個有效宏觀調控的利率管理體制。中央銀行的基準利率水平和結構是金融市場交易主體確定利率水平和結構的參照系，中央銀行主要是根據社會平均利潤率、資金供求狀況、通貨膨脹率和宏觀經濟形勢的變化及世界金融市場利率水平，合理確定基準利率，利率逐漸被作為調節金融資源配置的重要手段，成為國家對經濟進行宏觀調控的杠桿。但在此期間，我國的利率管理許可權仍然是高度集中的。在利率市場化快速推進階段（1996年—至今）：從1996年開始，中央銀行才在利率市場化方面進行了一些根本性的嘗試和探索，推出一些新的舉措，其目的在於建立一種由中央銀行引導市場利率的新型體制，實現利率管理直接調控向間接調控的過渡。同業拆借利率、貼現率與再貼現率、政策性銀行金融債券發行利率、國債發行利率、 3000萬元以上和期限在5年以上的保險公司存款利率、外幣貸款利率、300萬元美元 （或等值的其他外幣）以上外幣定期存款利率先後得以放開，開展了利率衍生工具試點，銀行間市場利率基本實現市場化，金融機構存貸款利率的市場化機制正在逐步增強和深化。盡管部分金融市場的利率市場化程度大大提高，但利率市場化改革的進程還遠未結束。其主要表現特徵如下：
（一）社會資金配置的市場化機制正在逐步形成
1.以基準利率為核心的利率體系正逐步形成。經過多年的改革實踐，我國利率體系已出現兩個變化：一個是基準利率種類越來越少，如存貸款利率種類得到簡化，大部分優惠貸款利率被取消，外幣利率管理的幣種減少，並正在朝最終保留一年期存貸款基準利率方向前進；另一個是各金融交易主體實際執行市場化利率越來越多，過去單一性地執行基準利率的時代已被執行以基準利率為核心上下浮動的利率體系時代所取代。中央銀行通過基準利率的變動，在短暫的時間內對貨幣市場利率和商業銀行存貸款利率產生影響，貨幣市場利率對中央銀行利率的變動做出快速反應，而商業銀行存貸款利率則對中央銀行利率和貨幣市場利率做出充分的響應。從實際情況來看，商業銀行對存貸款利率執行浮動制度越來越多，其利率水平基本圍繞著中央銀行基準利率這一軸心而變動；其他各種金融產品的利率水平也受一個時期內平均基準利率的影響，並充分反映長期資金供求關系和各種心理預期，一個以央行基準利率為核心、以市場利率為主導的多層次利率體系正逐步形成。
2.部分領域資金定價初步實現市場化。近年來，國家嘗試將一些資金置於市場中，通過市場機制來確定其價格，在部分領域實現了資金定價的市場化。從市場來看，包括銀行同業拆借市場、銀行間債券市場、貼現、再貼現市場等在內的貨幣市場以及外匯市場，已基本實現了市場化；從區域來看，在農村先行試行了存貸款利率市場化；從產品來看，國債、金融債券等非存款金融工具的市場利率已基本實行放開，大額外幣利率初步實現了市場化，金融機構存貸款利率管制已經放鬆到「存款利率只管住上限，貸款利率只管制下限」的階段，利率市場化改革的階段性目標基本得以實現。就市場化程度而言，貸款利率市場化程度要高於存款利率，外幣利率市場化程度要高於本幣利率，農村利率市場化程度要高於城市利率，大額利率市場化程度要高於小額利率，長期利率市場化程度要高於短期利率，隨著企業、居民金融意識的提高和商業銀行經營機制改革的推進，利率的全面市場化目標距離我們已經越來越近。到目前階段利率市場化改革已經只剩下少數關鍵步驟，已經到了厚積薄發的攻堅階段，但是利率市場化的改革道路還依舊漫長，促使利率形成機制的市場化仍將是未來金融改革的重點。
（二）利率市場化的實際程度落後於名義上的利率市場化
盡管我國利率市場化改革已經取得階段性進展，但是各類金融市場上資金的互相流動問題沒有真正解決，利率的微觀機制還是不完善的，價格機制、市場機制的不健全性和存款利率的強管制性，導致了中國利率市場化的實際程度要落後於名義上的利率市場化的程度。其主要表現為：
1.操作層面上的利率市場化程度落後於制度層面的利率市場化。制度層面的利率市場化是指根據制度框架設計利率可以按照價值規律自發調節高低；操作層面的利率市場化是指金融機構特別是商業銀行具備利用利率自主對各類資金合理定價的能力。在某種意義上，制度層面的利率市場化是具有象徵意義和法律意義的市場化，操作層面的利率能否實現市場化才是利率能否真正市場化的關鍵。從我國利率體系的現實情況來看，現在除了貸款下限和存款上限以外，其他各類利率基本是可以浮動的。也就是說，從制度層面看，中國利率體系的「市場化」水平已經比較高了。但是「新興加轉軌」的經濟體系，經濟結構中非市場化成分較多。對各商業銀行來說，長期以來，利率只是計算利息的指標，並沒有被真正作為資金價格來控製成本和風險，利率的功能並沒有發揮其真正的作用。銀行也沒有根據經濟形勢和市場風險調整利率的能力，在操作層面上利率的市場化程度是比較低的。
2.中央銀行利率作為基準利率的調節作用和導向引力小。首先，調整中央銀行基準利率起不到調整貨幣供應量的作用。在發達市場經濟國家，調整基準利率政策的同時也就是調整貨幣供應量。准確地說，在這些國家中，存在基準利率水平與貨幣供應總量反向變動的聯系。在中國情況可能就不是這樣：利率的變動並不意味著流動性的相反變動，主要基準利率和貨幣供應兩者之間不具備顯著的關聯效應。其次，現行的利率管理體制下，中央銀行有權管理和制定包含基準利率在內的幾乎所有銀行利率，如存貸款利率水平、種類和期限檔次等，「只緣身在此山中」，因而中央銀行利率作為基準利率很難起到導向和調節作用。第三，再貸款利率調整對商業銀行的影響很小。因為中國農業發展銀行以財政貼息為前提的再貸款在全部再貸款余額中佔比高達54%，剩餘不到一半比例的再貸款又有相當一部分是因農村信用社的改革而享受准備金低利率優惠，故對再貸款利率的調整幾乎沒有彈性，再貸款利率的影響面越來越小。第四，再貼現利率因再貼現量規模較小，而難以擔當起中央銀行基準利率的功能。第五，貨幣市場利率對中央銀行利率形成的貢獻度不大，同業拆借利率和中央銀行基準利率之間的相互關系比較弱。
3.利率浮動定價機制執行缺乏現實基礎。金融機構普遍未建立或使用貸款利率定價模型，沒有形成一整套完善的利率管理辦法，利率管理機制僵硬，大部分商業銀行分行以下沒有設置專門的利率管理機構，利率管理人員大多是兼職，利率管理基本上還是停留在文件的上傳下達、報表上報等日常事務上，有的業務人員素質較低，對浮動利率定價機制的形成、具體浮動利率標準的確定及資金成本的測算等相關業務知識知之甚少，無法掌握具有相對難度的浮動貸款利率政策，執行起來就存在嚴重的偏差。也就是說，所謂的利率管制已基本取消，只是假象，缺乏現實基礎。例如，金融機構沒有形成合理的貸款浮動利率定價機制，要麼「浮而不動」，要麼操作手法簡單、「一浮到頂」。同時，國有商業銀行的浮動利率定價機制和貸款浮動利率水平總體上由各自總行制定，層層上報審批增加了貸款決策的成本、延長了資金流動周期，也影響了基層行工作的積極性。
4.利率的風險結構和水平不盡合理。現在的利率結構和水平沒能反映預期投資回報率與風險之間的關系，例如，享有國家信用的「金邊債券」——國債的實際利率高於同期的銀行存款利率，沒有體現「高風險高收益，低風險低收益」的匹配原則，中長期的存貸款利率的差異程度不能夠真實反映現實的風險程度和水平。
（一）我國利率市場化改革選擇實施漸進模式是適宜的
眾所周知，利率市場化改革的方式選擇與模式確定至關重要，它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改革的成功與失敗。從總體而言，我國利率市場化改革選擇實施漸進模式是正確和適宜的，也是符合我國經濟金融現狀的，其原因在於：第一，我國經濟體制改革採取的是漸進性改革，利率市場化改革是整個經濟市場取向改革的組成部分，我國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採取漸進方式，從實際效果看，改革是成功的。故而，利率市場化改革方式應當與經濟體制市場化改革相適應。第二，從國外利率市場化的過程來看，盡管有部分發達國家採取的是激進的方式進行，這與它們的經濟發展水平較高、金融市場比較成熟、金融監管比較有效、各種法規相對完備等因素密切相關，這些條件在我國還不具備和完善。同時，當今世界各國再也不會象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那樣盲目的開放和放鬆管制，而是更加註重利率市場化對一國經濟所造成的風險，認真研究利率市場化所需要具備的條件，對利率市場化改革大多採取了漸進的和謹慎的做法。所以，簡單效仿發達國家利率市場化方式是不可取的。第三，我國和其它發展中國家一樣，隨著市場經濟改革的推進，利率市場化已成為金融改革的必然趨勢，我們不能因為存在風險而裹步不前，也不能因為盲目而造成全面的金融風險，而要認真學習和借鑒其它國家的經驗和教訓，針對自己的實際情況，制訂相應開放策略和步驟。鑒於我國整體經濟發展水平不高以及金融市場發育還不夠完善等實際情況，採取審慎態度推進利率市場化，是一種能在最大程度上避免風險和維護改革成果的現實選擇。例如，確立「貸款利率管下限、存款利率管上限」這一目標本身就反映了我國利率市場化改革力求穩健的特點，充分考慮了我國金融機構自身約束力和市場機制約束力水平，以防止那些經營上出問題的金融機構通過高息攬存來掩蓋現金流不足，從而嚴重擾亂存款市場秩序的風險，有助於維護金融機構的穩健經營和金融市場的穩定。第四，我國經濟正處於轉軌階段，經濟和金融的整體水平有待提高，這就決定了我國利率市場化的過程實際也是創造利率市場化條件的過程，必須漸進推進，穩扎穩打，步步為營，急於求成必然適得其反。
利率市場化是我國金融產業走向市場的重要步驟之一，也是國民經濟運行體制轉變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上來的基本標志之一。我國金融業正經歷著利率市場化的微觀消化過程，許多矛盾和扭曲正在影響著這一改革的質量和下一步抉擇。我國金融體制的既有框架容納了現行的我國的利率體系、利率政策和利率水平決定機制，也決定了我國利率市場化改革所必然經歷的路徑以及所能達到的最終效果，而利率制度的效率則最終決定了我國金融體系的效率。創造條件、沿漸進路徑從邊際調整中有序推進、盡早防範後利率市場化問題無疑是利率體制改革目前最為重要也是具有戰略意義的三項工作。

㈦ 我國金融市場的發展現狀與問題

債券市場發行情況

2020年3月份，債券市場共發行各類債券5.3萬億元。其中，國債發行3700.0億元，地方政府債券發行3875.2億元，金融債券發行1.06萬億元，公司信用類債券發行1.61萬億元，資產支持證券發行1156.2億元，同業存單發行1.7萬億元。

——以上數據來源於前瞻產業研究院《中國債券行業市場前瞻與投資戰略規劃分析報告》。

㈧ 中國金融體制改革的歷史過程和現狀

金融體制改革

一、金融體制改革要解決的問題

20年來，中國的金融體制改革走過了一段漫長的路程。從中央銀行的建立，到商業銀行和政策性銀行的分設；從非銀行金融機構的出現，到證券市場的運營；從拆借市場的興起，到期貨市場的發育；從貸款規模的取消，到公開市場業務操作，等等，中國金融業取得了不小的成績。但隨著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進一步深化和市場經濟體制本身的要求，尤其是在經濟全球化、信息技術的迅猛發展以及金融國際化步伐加快的背景下，中國現有金融體制的弊端逐漸暴露，金融宏觀調控與監管、金融機構組織體系、金融市場體系等方面都存在很多問題，但歸納而言，國內金融體制改革進展到現在，實際上只剩下三大重要問題需要解決，那就是投資主體多元化、利率市場化，分業與混業經營。

(一)投資主體多元化。所有制方面的限制，導致了中國國有銀行壟斷的局面。由於銀行業之間缺乏必要的競爭，一方面導致了國有銀行改革動力的不足，效率低下；另一方面，非國有銀行發展滯後，難以滿足非國有經濟的融資要求。目前非國有部門佔了74％的工業增加值，63％的gdp增加值，但是在整個金融資產中所佔比重尚不足20％。因此，要對現有的金融體制實施改革，首先要打破所有制方面的限制，發展新的體制。沒有新體制的發展，沒有競爭的發展，改革是不會成功的。金融體制改革的首要任務就是發展非國有銀行和非國有金融機構。因此，必須大力發展針對非國有產業融資的非國有銀行、非國有金融機構，放寬市場進入和退出「壁壘」，讓那些效益良好的經濟實體進入金融市場交易，讓那些經營虧損、資不抵債甚至是違規經營的經濟實體從金融市場上有序地退出。當然，國家在發展非國有銀行、非國有金融機構時，一定要妥善解決存款擔保和行業監管兩個問題，把它和國有銀行、國有金融機構一樣公平對待。

(二)利率市場化。從中國整個價格體系來看，由於市場經濟的有效導入，所有價格基本上都放開了，而惟獨作為金融產品價格之源的利率沒有放開，沒有市場化，還是由國家指令性調整。利率制定的非市場化，不僅直接影響到基礎貨幣的調整，使得判斷宏觀貨幣供應量的多少和貨幣政策效果好壞缺少了最准確的標准，還影響到其他貨幣政策工具的實施。所以，中國金融體制改革和中國宏觀經濟改革都要求建立一個在市場條件下比較有效的利率調整機制。

(三)分業與混業經營。自1929年金融危機後，國際金融領域出現分業格局，主要代表國家是美國、英國和日本。1986年，英國完成了金融「大爆炸」的改革，允許銀行兼並證券公司：1998年，日本發生了金融「大地震」，允許各金融機構跨行業經營各種金融業務，1999年11月12日，美國以新的銀行改革法案代替沿用了50年的《格拉斯一斯蒂戈爾法案》，允許成立金融服務集團公司，組建全國范圍的「金融超市」。至此，分業金融的三巨頭都走過了一個由混業到分業，再由分業到混業的歷史過程，混業模式成為大勢所趨。我國是在 1995年通過《商業銀行法》後才正式確立了分業經營制度，然而，在全球金融自由化和經濟一體化的浪潮中，在加入wto的新形勢，勢必面對國外金融業強有力的挑戰。同樣，國內的各家銀行目前也面臨著企業直接融資比重增大、間接融資比重下降的問題。由此引起的業內競爭加劇，造成銀行利潤率下降、業務風險增大，迫使許多銀行不得不考慮從證券市場的發展上尋求自身的業務發展，於是各種取向混業經營的金融創新已經悄然涌現，混業經營成為國內金融企業的必然選擇。但是，鑒於混業經營制度曾經一度對金融市場和宏觀經濟帶來巨大的風險，因此在法律體系尚不十分健全、金融市場監管和內部控制能力較弱的狀況下，要穩妥地做好混業經營的准備工作。具體包括：第一，在初步建立金融業法律框架的基礎上，盡快完善金融法律體系，第二，完善商業銀行、特別是四大國有商業銀行的法人治理機制，使得各種經營行為都有必要的約束和合理的激勵，第三，加快金融企業的上市進程，充分利用資本市場來擴張資本規模，以應對外資金融百貨公司的競爭，第四，重視人才培養，要將一批知識結構新、管理能力強、適應激烈競爭的年輕人充實到金融企業的領導和骨乾的崗位上；第五，要逐步增加貨幣市場和資本市場的聯系渠道，加強兩市場的內在聯系。

二、深化金融體制改革的思路

(一)加強中央銀行的宏觀調控與金融監管。為了加強央行的宏觀調控與監管職能，中央政府已提出兩項重大舉措：一是改革中國人民銀行管理體制，改革人行分支機構按行政區劃設置的狀況，保留或適當合並現有地、市分行，加強分行或支行的金融監管，二是按照《中國人民銀行法》、《商業銀行法》和巴塞爾銀行監管委員會關於《有效銀行監管的核心原則》，切實加強金融監管和金融企業內部管理。具體應從以下五個方面著手：(1)進一步完善央行的金融監管制度，制定金融企業各項業務並改善管理辦法，(2)健全金融監管責任制，(3)對金融機構高層管理人員任職資格進行嚴格審查，(4)制定統一的商業銀行會計科目，(5)進一步加強國際收支統計工作，努力提高統計的精確性和實效性。

(二)進一步深化國有商業銀行的改革。國有商業銀行改革的重點應放在以下三個方面：第一，積極推進專業銀行的組織制度改革。要按照現代公司制度模式，將現在實行的全國一個獨立法人，按行政區劃設置機構的各專業銀行，改造為數家全國性商業銀行和眾多地方性商業銀行。具體做法是，國有商業銀行適當放出一部分分支機構，組成由國有商業銀行控股的地方性商業銀行。其中地方性商業銀行由全國性商業銀行控股或持股，但不是全國性商業銀行的分支機構。全國性商業銀行和地方性商業銀行均為獨立的法人實體。它們各自仍實行總分行制，擁有分支機構，但規模比目前的各專業銀行已大大收縮。國有商業銀行的重點是面對大城市和大中型企業，地方性商業銀行主要為地方小型企業和個體經營者服務。第二，強化國有商業銀行內部管理。主要措施是：(1)國有商業銀行要有法定的資本金，實行自主經營，自擔風險。1998年，政府已採取措施使國有商業銀行資本充足率達到8％以上。(2)健全國有商業銀行的法人治理結構，完善監事會和董事會監督下的行長負責制。1998年，央行已決定在國有金融企業中建立監事會。(3)加強金融機構內部控制制度建設，建立由總行垂直領導和相對獨立的內部稽核、監察體系，完善資產負責比例管理，貸款審貸分離、貸款擔保抵押制度和信貸資產質量管理責任制。(4)按市場規律和謹慎會計原則反映金融企業的有效資產，參照國際慣例，完善銀行信貸資產分類和考核辦法，修改金融機構呆壞賬准備金提取和核銷制度。第三，深化產權制度改革。由於所有制結構單一，目前國有商業銀行還依然存在著國有企業普遍存在的弊端，如產權模糊、所有者缺位、缺乏激勵和約束機制等。因此，國有商業銀行最終的現實選擇是實行股份制。

(三)大力發展非國有商業銀行。在堅持以公有制為主體的金融改革方針下，必須從體制外新建商業銀行和非銀行金融機構及其分支機構，注意打破壟斷，引入競爭機制。如一些區域性的股份制商業銀行逐步向全國發展，在城市信用社的基礎上組建城市商業銀行，一批外資銀行獲准從事人民幣業務，這一切都為體制內的不足做了必要的補充。因此，在對外開放前，必須對內開放。對內開放的重點是大力發展非國有金融機構。在國有獨資銀行的貸款向大中型企業傾斜、中小企業直接融資能力有限的情況下，大力發展非國有控股的股份制地方商業銀行，使地方性商業銀行徹底擺脫政銀不分、銀企不分的局面。這不僅有利於疏通中小企業的融資渠道，積極扶持中小企業的發展，尤其是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更將有助於我國經濟結構和產業結構的調整，增強國民經濟的活力和競爭力。

(四)培育和發展金融市場，擴大直接融資比例。發展金融市場既要循序漸進，又要加快步伐，突出重點。當前應該把短期融資市場作為發展重點。目前商業信用不規范，商業票據流動性極差，極大地限制了金融市場的深化。近期內，需要加快開發票據市場，為企業短期融資提供市場條件。同時，擴大同業拆借市場，使金融業的短期資金融通以市場融資為主，相應縮小中央銀行貸款，為中央銀行的公開市場業務擴展創造條件。在「十五」期間以及未來更長的時期內，金融市場發展的重點是長期資本市場，使中國的資本市場進入規范化的發展階段，並相應地發展產權流動市場和投資銀行產業，利用市場機制，優化資源配置。在規范投資基金管理的基礎上，發展機構投資者，特別是發展開放式投資基金，逐步開放投資基金市場，擴大證券市場容量，使證券融資與國民生產總值同步增長。

(五)實行利率市場化。目前，中國的利率結構呈現出兩頭固定、中間變動的格局，即拆借市場和回購市場的利率是放開的，已經市場化了，再貸款利率是央行控制的，這是必要的；而存貸款利率也是由央行決定的。由於央行控制著兩頭 (再貸款利率和存貸款利率)，加之拆借市場和回購市場的交易規模較小，交易主體有限，市場處於分割狀態，已經放開的拆借利率和回購利率形成一個孤島，起不了太大的作用。既然再貸款利率由央行控制，不能也不必市場化，那麼，利率市場化的選擇就只能從另一頭進行。由於目前放開存款利率存在著較大的風險，因此，利率市場化的關鍵在於放開貸款利率。

放開貸款利率，有幾種不同的方式可供選擇。一是完全放開，不加任何限制，這是一種真正市場化的辦法，二是規定利率的最高限或最低限，三是規定利率變動的幅度。第二、三兩種辦法在一定范圍內都實行過，是一種半市場化的方式，局限性較大。因此，最好的選擇也許是採取第一種方式，如果要選擇第二、三兩種中的一種，則希望上限不要定得太低，下限不要定得太高，活動幅度不要定得太小，否則，利率市場化的意義不大。

㈨ 當前國際金融經濟背景（美國日本等國家的態度，充當的角色之前採取的措施等）

全球金融一體化對我國的影響及對策
提要：
經濟全球化已經構成當代世界經濟發展最主要的趨勢性特徵，作為推動這一趨勢的兩股主要力量，跨國公司的全球投資以及全球資本的跨國流動也引起了普遍關注。人們常常把前者稱之為生產一體化(或全球化)，把後者稱之為金融一體化，其中又以金融一體化的發展尤為引人注目。概括地說。
當前的金融一體化趨勢有幾個比較明顯的特徵：一是金融市場的一體化程度加深。各個地區之間的以及全球不同類型的金融市場相互貫通，聯系密切，金融風險的「傳染」效應增大。二是私人資本流動成為國際資本流動的主力，大約佔全球資本流動的3／4，其中相當大一部分流向了新興經濟地區。三是跨國銀行呈現出「全能化」發展趨勢，業務趨於綜合化。四是大規模的銀行兼並風起雲涌，僅1999年就發生了七起大規模的金融機構兼並案(王雪冰，2000)。我國當前正在通過不斷的改革與發展謀求融入世界經濟、貿易和金融體系。全球金融的一體化在給我國的金融業帶來機遇的同時，也將帶來挑戰，因而有必要結合我國金融開放的進程，認真分析，提早應對。 一、全球金融一體化進程中的中國金融業 1978年以來的改革開放為我國的經濟發展注入了持久的活力，使其成為世界上增長最快、並且最具增長潛力的經濟體。1978年～1999年我國的實際GDP增長速度創下了世界之最，20年間經濟規模增長了6倍，而同期世界經濟僅增長了2．2倍。按購買力平價計算，1998年我國GDP相當於發展中國家的30．1％，全世界的12％。按匯率折算，佔世界的3．2％。商品與服務出口總額佔到了發展中國家的17．5％，全世界的3．1％(見表1)。由於改革與開放並行不悖，成功的對外開放政策大大提高了我國經濟的外向化程度，使其越來越深地融人世界經濟一體化的進程之中。1979年～1998年問，全世界出口額增長了3．3倍，而我國的出口增長了13．5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1999；《1999／2000中國對外經濟貿易年鑒》)。1998年中國出口總額為1838億美元，佔世界出口總額的3．4％，成為世界第9大出口國。1999年我國出口總額進一步增加到1949億美元，較上年增長了6．1％。得益於勞動力成本優勢及巨大的市場潛力，中國成為對外國直接投資最具吸引力的國家。1997年中國吸收的外國直接投資為452．6億美元，僅次於美國，居世界第二位。1998年增加到了454．6億美元，1999年為404億美元。1999年中國的進口、出口和FDl分別占當年GDP的16．73％、19．67％和4．08％(見表2)。與此同時，我國的境外直接投資也在穩步增長。我國經濟呈現出越來越明顯的國際化趨勢。 在貿易和投資的帶動下，我國的金融業也開始逐步融人世界金融體系。1980年4月中國恢復了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成員資格，同年5月恢復了在世界銀行的地位，隨後又成為國際清算銀行的成員。這標志著我國已經是現存國際金融體系的重要參與者。但由於市場開放程度不高，在1996年我國實行人民幣經常項目下的自由可兌換以前，全球金融一體化對我國的影響尚不明顯。1996年以後，國際金融體系對中國國內金融和經濟的影響開始加深。通過不斷引進外資金融機構、開放B股股票市場以及越來越多的海外借款和債券發行，國內金融市場間接地將自己與國際金融市場聯系起來。從目前與WTO各締約方談判的進展情況看，我國有望於年內加人WTO，金融市場的開放也會隨之加快。預計到2020年，中國有可能全方位地融入全球貿易和金融體系。屆時，中國與國際金融體系的聯系將會更加直接和密切。 (一)銀行業 近二十年來，遵循穩妥、有序的原則，我國逐步擴大了銀行業的對外開放。從1981年引進第一家外資銀行以來，外資銀行在華業務一直處於健康發展狀態。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之後，我國金融的對外開放並沒有因此而放慢。1999年3月，中國人民銀行又取消了對外資銀行的地域限制，允許其在中國境內所有中心城市設立分支機構。7月，又進一步擴大了上海、深圳外資銀行經營人民幣業務的范圍。 我國銀行業的對外開放政策取得了明顯的成效。統計表明，截至1999年4月末，我國境內共設立外國銀行分行154家，當地注冊銀行13家(含合資銀行7家，獨資銀行6家)，外資財務公司7家，外國銀行代表處257家，幾乎匯集了世界上所有最有實力的大銀行。這些在華外資銀行主要分布在大城市和沿海城市，其中上海、深圳分別佔47％和14％。截至1999年10月底，外資銀行資產總額為313．36億美元，其中貸款總額為222．49億美元；負債總額為286．11億美元，其中聯行及附屬機構來賬206．69億美元，佔72．24％，存款為49．97億美元，佔17．74％，資本(或營運資金)為26．93億美元。外資銀行已經成為中國金融市場上的一支重要的力量，在促進中國經濟、金融發展中發揮了積極作用。 (二)保險業 與快速開放的銀行業相比，中國保險業的開放相對謹慎一些。從外資保險機構的設立情況看，自1992年美國國際集團成為首家獲取在華營業資格的外資保險公司以來，外資保險公司一般以每年1?2家的速度進入中國市場。截至1998年底，7年來總共批准了12家外資保險公司的營業性機構，但開放區域僅限於上海、廣州兩個城市。1999年4月5日，中國一次批准了美國丘博保險集團、美國恆康相互人壽保險公司、英國保誠保險公司和加拿大永明人壽保險公司等4家外資保險公司進入中國市場，在華外資保險機構達到了16家。從保險業務來看，1998年，國內保費收入1247億元人民幣，其中外資份額為1％。 (三)證券市場 由於過分強調籌資功能，我國證券市場的一個主要特點即發行市場發展迅速，而交易市場發育緩慢。相應地，這一特徵也反映在證券市場的對外開放上。統計表明，截至1999年12月底，我國共有43家H股公司在香港聯交所發行股票和上市，有1家公司在紐約股票交易所發行股票和上市，有1家公司在新加坡交易所發行股票和上市。上述發行累計籌資119．76億美元，其中H股市值佔到了香港股市總值的1．26％(1998年底)(王雪冰，2000)。除此以外，我國還有49家紅籌股公司在香港聯交所上市(香港國際金融中心課題組，1999)。在國內股票市場，另有108家公司發行外資股B股股票(其中有27家只發行B股股票)，累計籌資47．45億美元(王雪冰，2000)。但與此同時，股票的流通市場卻發育緩慢。受證券市場自身發展階段、監管水平以及人民幣資本項目下不可自由兌換的影響，外國證券投資者及證券中介機構在進入我國證券市場時要受到嚴格的限制，外國證券投資者只能將外匯資金投資於B股市場。證券市場的不平衡開放態勢仍將持續一個較長的時期。 二、全球金融一體化對我國金融業的影響 金融開放已經使我國在吸引外資及促進經濟增長方面獲得了巨大收益。從長期看，逐步擴大金融開放，並最終融人全球金融體系不僅可以使我國繼續獲得這些收益，也有助於加快國內金融業的改革與發展，增強國際競爭力。不過同時也應看到，由於一體化是以全方位的高度開放為前提的，這一過程必然會使我國的銀行、保險及證券等相關行業在國內金融市場面臨日趨激烈的國際競爭，從業務、人才、管理等方面給我國金融產業的各個領域帶來直接沖擊，並將進一步對我國的宏觀金融調控和金融監管提出新的挑戰。因此，對我國的金融業而言，全球金融一體化既是機遇，也是挑戰。 (一)對銀行業的影響 從長期看，我國銀行業將從逐漸融入全球金融一體化進程中獲得多種收益，諸如有助於減少我國銀行業在國際市場准人方面受到的限制，有利於國內銀行拓展海外業務，實現跨國經營等。除此以外，最大的收益還體現在制度改革與制度創新方面。融人全球一體化一方面意味著我國的銀行業將要面對資金實力充足、管理先進、服務高效的國際大銀行的有力競爭，有助於從外部增強我國銀行業改革與發展的壓力和動力，加快我國銀行業的改革和現代化進程；另一方面也意味著我國的銀行業，包括中央銀行的監管方式，必須與國際標准接軌，有利於推進我國銀行業改革的規范化。但是從短期看，甚至從中短期看，這種融入並不是沒有成本的。我國銀行業的現狀是，雖然在經歷了十多年的改革開放之後已經取得了長足的發展，但銀行體制改革與發展的最終目標還遠未實現，許多深層次的制度性問題，如商業化程度較低，激勵機制扭曲，創新能力不強，不良資產比例高等，仍然沒有得到根本解決。許多方面遠遠落後於國際先進水平。差距懸殊下的市場競爭必然會給國有銀行帶來負面影響。 可以預見，一旦現有的各類保護性措施取消後，國內銀行業將出於非常不利的競爭地位： 首先，向外資銀行開放中資企業的人民幣業務不可避免。由於外資銀行的資金成本低、貸款開發能力強、貸款質量高，有可能導致大量效益好、講信用的優質客戶向外資銀行轉移，而效益和信用評級較差的客戶，以及一些政策性業務繼續留在國內銀行，出現「逆向選擇」的現象。這可視為對中資銀行的最大威脅。 其次，外匯業務方面的限制也將逐步取消。依託通過國際市場籌集低成本資金的優勢，外資銀行就能以較低利率對國內客戶提供外匯貸款，從而凸現其外匯業務的優勢，對國內銀行的外匯業務產生較大沖擊。 第三，人民幣業務的地域限制也將最終解除。目前，在華外資銀行主要分布在大城市和沿海城市，僅上海、深圳、北京三地就集中了在華外資銀行總數的70％。隨著人民幣地域限制的放鬆，外資銀行將會向更多的沿海城市擴展，加強對優質客戶的爭奪。 第四，在開放其他金融服務方面，外資銀行將居於壟斷地位。外資銀行在金融數據處理和咨詢服務以及混業經營方面具有絕對優勢，它們熟悉國際金融領域，長期分析國際金融形勢，注重市場開發，有豐富的市場競爭經驗，具備很強的技術和金融產品開發能力，尤其是在個人資信系統方面，能夠提供優良的服務。因此，在提供其他金融服務方面，外資銀行將處於壟斷地位。 最後，外資銀行出於開拓國內市場方面的考慮，將吸引走大批國內銀行界優秀的管理和專業人才，給國內銀行的經營管理形成一定的沖擊。 以上競爭格局必將對國內銀行業產生重大影響： 一是市場份額出現流失。我們可以比照加人世貿組織作一個簡單的估計。根據預測，中國加入WTO五年之後，外資銀行的外幣存款市場份額將上升到15％。人民幣存款的市場份額將上升到5％至10％(宮占奎，2000；王雪冰，2000)；其外幣貸款市場份額可超過1／3，人民幣貸款市場份額將達到15％左右；中間業務的市場份額很有可能超過50％；外資銀行將獲得絕大部分金融衍生產品交易業務以及投資銀行業務的市場份額。十年之後，外資銀行將佔有整個銀行業市場1／3的份額(王雪冰，2000)。 二是盈利能力下降。伴隨著中資銀行市場份額的縮小和優質客戶的減少，其盈利能力必然隨之降低，最終將影響到中資銀行的收益。如果考慮到中資銀行特別是國有商業銀行同時還肩負著沉重的歷史包袱，這種狀況將使中資銀行處於十分危險的境地。 三是影響中資銀行的流動性。資金來源逐漸從中資銀行分流到外資銀行，必將對中資銀行的流動性產生不利影響。鑒於中資銀行特別是國有商業銀行的不良資產比例已經很高，流動性損失不僅會惡化國內銀行的風險狀況。甚至有可能對中資銀行的生存構成威脅。 (二)對保險業的影響 盡管我國保險業在改革開放後獲得了迅猛的發展，但與具有幾百年發展歷史的外國 保險業相比仍顯得十分稚嫩。1998年底，我國的保險深度(即人均保費)為12美元，列世界第60位；保險密度(保費佔GDP的比重)為1．57％，居世界第55位(胡穎,2000)。 此外，我國的保險業缺乏一個完整的包括代理人、經紀人、公估行在內的中介體系以及以「鬆散監管」為特徵的現代保險監管體系。國內各保險公司在經營機制、風險處理技術、科技運用水平、資金運用能力、產品創新以及售後服務等方面也遠遠落後於國際知名的保險公司。這種差距固然意味著國內保險公司可以通過融人國際保險市場，通過與國際大型保險公司展開競爭與合作而不斷增強競爭力，但同時也意味著非常不利的競爭地位。 與銀行業的狀況類似，從短期看，這種競爭劣勢也將導致國內保險公司業務流失，市場份額下降。由於我國保險業尚處於初級階段，市場份額的縮減將給民族保險業的長期發展帶來巨大壓力。同時，外資公司還將憑借其靈活的管理機制和優厚薪酬待遇吸引國內保險公司的高層管理人員，造成國內保險公司人才流失。除此以外，保險業的開放必將進一步促進市場主體以及保險業務的多元化，對中國現行的保險管理體制和監管制度提出更高的要求。 (三)對中國證券業的影響 與國際上比較成熟的證券市場相比，我國證券市場存在的差距是相當明顯的。這種差距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市場規模較小，資本市場的深度不夠。截至1998年底，中國股市市場價值佔GDP的比重還不足25％。而1996年美國的這一數字為115．6％，英國為151．9％，日本為67．2％。一些發展中國家，如韓國、泰國、墨西哥和印度也分別達到了28．6％、53．9％、31．8％及34．4％(周道許等，2000)。資本化比率低不僅說明了我國的證券市場仍處於初級階段，也反映了其較低的抗風險能力。 二是市場結構不合理。在股票市場和債券市場這兩大構成中，我國的證券市場過度偏重於股票市場，而債券市場又主要集中於國債市場。截至1999年11月，國內上市的企業債券僅有11支。這與發達國家形成了鮮明對比。1970年～1985年間，在美國，債券融資額約為股票融資額的10倍(深交所，1999)。 三是市場分割嚴重。比如A股、B股的割裂；國家股、法人股、個人股的割裂；產權交易市場與證券市場的割裂等。市場割裂嚴重破壞了證券市場的完整性和統一性。 四是市場流通性不夠。目前，國家股、公有法人股的流通問題仍然沒有解決，A股中60％一70％的股票是不能流通的。 五是各市場主體行為的高投機性。國有企業傾向於上市「圈錢」；券商負盈不負虧，違規操作，過度承擔風險。個人投資者追漲殺跌，盲目跟風。整個證券市場呈現出高風險的特徵。 六是中外證券中介機構在競爭實力上差距懸殊。國內證券中介機構在經營管理機制、服務水平、創新能力、資金實力等方面遠遠落後於國際知名的證券中介機構。單從資產規模來看，目前我國最大的證券公司??國泰君安的總資產大約300億元。而1998年末，美林證券公司總資產達2998．04億美元，摩根斯坦利的總資產更高達3175．90億美元。它們任何一家券商的資產規模，比我國全部的90家券商的資產總和還大出許多(周道許等，2000)。競爭力之懸殊顯而易見。 上述問題決定了我國證券市場還遠遠不能適應對外開放的要求。在條件不成熟時過快開放資本市場，將會導致一系列消極後果。發展中國家在金融自由化過程中所遭遇的一系列金融危機，特別是1994年發生的墨西哥金融危機以及1997年發生的亞洲金融危機，就是這種後果的集中體現。但差距並不意味著我們可以無限期地推遲證券市場的開放進程。這不僅不符合金融一體化的總體趨勢，也不利於我國證券市場自身的發展。在這個意義上，金融全球化實際上意味著對我國證券業發展與規范的更高要求。 (四)對我國貨幣政策的影響 全球金融一體化將促使我國貨幣政策的制定和實施更多地依賴於市場手段，加快實現宏觀調控方式從直接向間接的轉變。但從近期看，鑒於我國的經濟轉軌仍要持續一個較長的時期，金融一體化將對我國既有體制下貨幣政策的有效性產生不利影響。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貨幣政策控制力減弱。相對於國內銀行，貨幣政策對外資銀行的控制能力要弱些。外資銀行的資金來源主要來自國外金融市場，它們受利率管制、窗口指導信貸政策等貨幣政策的約束很小。當國內貨幣政策的意圖發生變動時，它們會通過轉向國外市場加以規避。這必然會縮小貨幣政策的直接覆蓋面，使貨幣政策的作用發生「泄漏」，弱化其政策效果。 二是貨幣政策中介目標的有效性減弱。目前，我國貨幣政策是以貨幣供應量為中介目標，但是我國現在的貨幣供應量統計遺漏了兩項內容：一是國內金融機構外匯存款；二是外資金融機構存款。這兩項內容所涉及的金融業務量(以資產度量)占國內全部金融業務量的14％，對貨幣供應量中介目標的實現會產生一定的影響。並且隨著外資銀行業務量的擴大，這種偏差也會隨之放大。另外，隨著金融機構多元化及其業務多元化的發展，微觀的貨幣需求模式也會隨之發生變化。而金融創新的發展，利率市場化壓力的增大也都會削弱貨幣供應量作為中介目標的有效性。 三是部分貨幣政策工具的效率有所減弱。我國現行的主要貨幣政策工具有公開市場操作、利率管理、准備金制度、再貸款、再貼現等。金融開放除了有助於增強第一項工具的效果外，對其他政策工具都有抵消作用： 首先是利率管理的有效性減弱。外資銀行外匯貸款利率基本不受中央銀行管制，外資銀行業務量佔比的增加實際上意味著不受利率管制的金融業務量越來越大。結果必然會減弱央行利率管理的有效性。 其次是存款准備金調整的效率弱化。外資銀行在中國境內的貸款通常不受其存款來源的制約，它們可以從國際金融市場獲得資金，因此，就總體來言，外資銀行的發展傾向於削弱准備金制度的有效性。 最後是再貸款、再貼現機製作用下降。這些政策工具對國內銀行業的資金支持具有積極作用，但對外資銀行的調控作用不大。 四是貨幣政策的外在約束增強。國際金融機構的介入，將使貨幣政策的對外依賴程度有所增加。這樣，中央銀行在決定貨幣政策時，需要密切關注國際金融市場的變化情況，尤其是主要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貨幣政策的取向，採取相應對策，以便將外資銀行對貨幣政策的不利影響減少到最低程度。 (五)對金融監管的影響 在全球金融一體化的大背景下，金融市場以及金融機構的發展會更加迅速，金融創新也更加活躍，對我國的金融監管是一個嚴峻挑戰：(1)多元化的金融機構不斷對其金融產品進行分拆組合，創造出新的金融工具。歷史的經驗表明，金融創新常常是作為金融監管的對立面而出現的，並且是推動金融監管發展變化的主導力量。(2)混業經營的程度越來越深，銀行業、證券業、保險業相互交叉的情況越來越普遍，彼此之間的界限更加模糊。如何對金融機構的整體風險進行全面監管至今仍然是個世界性的課題。(3)巨型金融集團應運而生，它們的業務范圍更廣，金融品種更多，機構設置遍及全球。如何對這些金融集團進行有效監管需要更高層次的國際合作。(4)一些傳統的注重隔離風險的「防火牆」措施已逐漸失去作用，國際金融市場風險不僅可以在世界范圍內迅速轉移和傳播，同時還具有倍數放大作用，破壞力更大。作為這些挑戰的一個集中展示，對沖基金在亞洲金融危機中所表現出的高舉債、極度投機和不受監管就是一個生動事例。考慮到我國的市場化進程還不夠深入，金融監管仍然出於從計劃到市場、從傳統到現代的轉變過程之中，高效的監管體制尚未形成，監管當局的監管能力還相當有限，挑戰不言而喻。 三、面對全球金融一體化的對策 針對全球金融一體化帶來的機遇和挑戰，我們應該未雨綢繆，積極准備，以趨利避害，加快我國的經濟發展和金融現代化進程。這要求我們除了要積極審慎地擴大對外資金融機構的開放外，更重要地是要採取切實措施加快我國金融業的健康發展，改善貨幣政策的調控機制，提高金融監管水平。 (一)加快實現國有銀行的商業化進程，增強國際競爭力 首要任務是理清產權關系，建立有效的銀行法人治理結構，加快國有商業銀行的商業化改革。與此同時加快進行不良資產重組。實現銀行的資產重組可以通過成立資產管理公司的方法，剝離和處置不良資產。需要強調的是，存量不良資產的處理固然是一個方面，但更關鍵的問題是防止邊清理邊產生，甚至新增速度超過化解速度。這意味著銀行自身的改革無論如何都是最根本的。 其次是加快形成有效的競爭機制。工、農、中、建4大國有商業銀行無論從資產數量、人員數量、營業網點還是從業務份額上都在我國銀行業佔有絕對比例。這樣的壟斷機制既不利於通過競爭提高商業銀行的經營效率，也不利於中央銀行的間接調控。因此，可以考慮通過適當放鬆市場准人的方法，引進外資銀行，發展區域性銀行以及面向中小企業的中小銀行，以培育新的競爭主體，加強市場競爭。 第三是對國有銀行現有的組織機構進行調整，撤並無效機構，清理包袱，提高競爭力。國有商業銀行改革進展緩慢的一個相當重要的原因就是機構臃腫，冗員太多。截至1998年底，工、農、中、建4家國有商業銀行累計擁有機構14．4萬個，金融從業人員近167萬人(見表3)。以機構和人員論，堪稱世界之最。其中中國工商銀行更是以其員 工數量之巨堪稱世界銀行之最。但其中很大一部分比例是冗員，非業務部門人員的比例超過1／3，而在華外資銀行的這一比例只有1／10，差距顯而易見。機構臃腫、人浮於事嚴重影響經營效率。根據1999年第7期英國《銀行家》雜志的統計，盡管中國國有商業銀行的一級資本與世界上幾家最大的商業銀行差距並不很大，但是資產回報率卻相差懸殊。 第四是要建立合理的人才激勵機制。金融全球一體化的到來，將使國有商業銀行出現嚴重的人才流失，因而有必要改革國有商業銀行舊有的激勵機制。目前人才競爭的格局已經出現。外資銀行錢多人少，為網羅人才，不惜工本。初步估計，目前在北京和上海，外資銀行的高級管理人員中大約有1／3來自中資銀行，他們都是各個部門的業務骨幹。另有1／3來自外方，1／3來自海外歸國人員。這種格局已經為國有銀行的激勵機制敲響了警鍾。 如何才能建立合理的人才激勵機制?不外乎以下五個方面： 產權機制 市場經濟中拿什麼來承擔責任，拿什麼來承擔風險?靠的就是產權。用自己的財產來承擔投資風險的人，最有積極性關心投資收益。玩自己的錢和玩別人(公家)的錢不僅風險偏好不一樣，投資效果也截然不同。 經理市場在市場經濟中做老闆的畢竟是少數，絕大多數是打工族。為什麼這些沒有物質資本或物質資本不多的人也在玩兒命工作?靠的就是經理市場。經理市場說穿了就是人材市場，是給人材定價的一種機制。通過經理市場，優秀的專業人材就可以建立起自己的聲譽，衡量、顯示並且變現自己的人力資本。從最根本的意義上說，經理、醫生、律師、會計師、大學教授等職業的繁榮都是建立在經理市場的基礎上的。正因為有了經理市場，才會不斷涌現出類似李?亞科卡(曾任福特公司及克萊斯勒公司總裁)、傑克?威爾治(任通用電氣總裁)這樣的經營巨擘。 獎勵機制小到獎金、補貼，大到股票期權都可以視作獎勵機制。獎勵機制更加富於技術性，應用范圍最廣，方式更為靈活。 烏紗帽機制也就是官僚科層體制，這可以視為與經理市場平行的一種激勵機制。現階段國有銀行對高級經營管理人員的激勵和約束就主要靠這種機制。這種機制的好處是有助於避免在轉軌時期出現治理真空，缺點是對人材的定價信息不公開，不利於人力資本積累。 思想政治工作這一條可以視為當代中國對現代管理的一條貢獻。它不僅被歷史證明是我黨行之有效的重要法寶，在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大體上說，建立國有銀行人才激勵機制可以從這五個方面著手，最終逐漸過渡到主要依靠前三種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