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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股票价格表

发布时间:2021-03-15 08:49:52

1. 清朝汉镇既济水电有限公司股票能值多少钱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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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清朝有没有股票

清朝有股票,招商局发行过股票,国外的股票也进入过国内,在一些洋行发行过

3. 清朝第一张股票叫什么什么时候发行的

李鸿章对自己的定位是:我是大清朝这座破屋的裱糊匠,处于内忧外患的夹缝里,不能挽大厦于将倾。
“裱糊匠”的比喻道出了他的无奈与自责。
其中最能代表李鸿章成就的是留存至今的两个近代企业,江南制造局和轮船招商局。江南制造局任命中国人为领导,聘请外国技师,主要任务是模仿生产西方的船只兵器,所以受国外的影响更大。
轮船招商局作为民用的服务企业,则是纯粹的华人企业,它的章程里特别规定,不接受外国资本,采取洋为中用的股份制形式,组织结构上更先进。这种模式,包括一些具体组织生产的方式,一直为后来的民族工业所袭用。
从细节和局部上看,李鸿章采取的措施是先进的,代表了清政府未来发展的方向。
李鸿章的是非功过,我们这里不作探讨,但作为一个从小饱读四书五经、在“君子耻于言财”的封建传统环境中成长的政治官僚,能大胆引入股票这一现代金融工具,比起1993年股票在中国登陆后,一些视之为洪水猛兽的经济学家们不知高明了多少。
1872年,同治皇帝批准李鸿章的奏折,正式同意成立招商局。此时李鸿章担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文华殿大学士,赏穿方龙补服,是清朝政府高层参与决策、执行决策的重要人物。
这份引起朝廷上下,特别是满族王公非议的奏折已在慈禧太后案头搁了十年,若不是李鸿章“毅然必行之事,破群议而为之”,恐怕要拖到猴年马月了。
奏折是批了,头疼的事还在后面,因为老佛爷“准奏”后面还有一句话,“朝廷手头上也紧,你自个儿想法子去吧。”
这叫政策照给,资金自筹。
当晚李鸿章找来造船界巨子朱共昂,即后来的招商局董事长,商量如何解决资金问题。两人先按官场习惯相互兜圈子,尽量摸清对方态度,最后不约而同提到一个人:容闳。容闳是清政府首批官费留学生,著有《西学东渐记》,他计划以股份制形式创办造船厂,并拟列《联设新轮船公司章程》,这是中国最早模仿西方股份制筹组股份公司的设想,章程报到总理衙门后由于多方掣肘未能通过,但给李鸿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对着这份章程两人反复酝酿并形成一致意见:按此法进行。
于是,轮船招商局成为近代中国第一家发行股票面向社会筹集资本兴办的新型股份制企业,号称“中华第一股”。

4. 中国清朝有多少钱啊

没有那么多,1825年以前清朝经济世界第一。1840年就第八了。
清代财政收入规模与结构变化述论
http://www.xslx.com/htm/shgc/zgls/2002-11-25-11434.htm
清代在长达268年的历史进程中,财政收入的规模与结构都发生了巨大变化。根据社会性质和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我们以道光二十年(1840)为界,将清代分为前清与晚清两个阶段。本文从不同角度对这两个阶段的财政收入状况进行比较,以探究其发展趋势及规律,不当之处,尚祈方家指正。

财政收入规模是指财政收入的总体水平,它是衡量国家财力的重要指标。清代的财政收入规模体现出两种发展倾向:从绝对数额上看,它呈不断扩大之势,尤其在晚清出现了急剧膨胀;从收支关系的角度讲,鸦片战争特别是咸丰之后,由于财政支出的同时扩张,入不敷出的局面日益严重,其收入规模又相对显绌。
清代前期,财政收入总量不断上升,但增长幅度不大。现将此间清政府的岁入总额列表如下。
表1 清代前期财政收入规模简表(注:何本书:《清代户部诸关初探》,载《南开学报》1984年第3期;《清史稿》卷一二五,食货六。)
年代 岁入总额(万两)
顺治九年(1652) 2,428
康熙二十四年(1685) 3,123
雍正三年(1725) 3,585
乾隆十八年(1753) 4,069
乾隆三十一年(1766) 4,858
乾隆五十六年(1791) 4,359
嘉庆十七年(1812) 4,013
道光二十一年(1841) 4,125

据表1可知,在长达近二百年的时间里,前清财政收入规模由顺治初期的2428万两增至乾隆中期的4858万两,总量增加了一倍,乾隆末年后又略有下降。但是,考虑到顺康之际正处经济恢复的非常时期,这一增长速度又须大打折扣。清初的赋税政策基本上承袭晚明,加之战争造成的经济衰敝,财政收入总量自然不可能达到应有规模。若以大体相当的经济发展水平为基点进行考察,雍正以后直至鸦片战争之前,清代财政收入规模一直在4000万两左右上下波动。同如此漫长的时段相比,这一发展速度可谓缓慢。
鸦片战争后十年内,清政府的财政收入维持在三、四千万两左右。咸、同年间的收入缺乏史料记载,但其数额当不会增长太多。虽然在此期间产生了厘金这样的新税目,但为镇压各地起义而导致的军费开支膨胀部分地消耗了这一收入。因此笔者匡估,这一时期清廷的财政收入大体应在5000-6000万两之间。清代财政收入的飞速增长是在光宣之际,兹将此间的收入情况列表如下。(见下页表2)
由表2数字可以看出,在光绪十二年(1886)之后的十年间,清廷财政收入始终保持在8000万两以上,比嘉道年间的4000余万两多了一倍。不仅如此,至光绪三十四年(1908),清政府的岁入突破两亿两关口,用了五年时间便使规模又扩大了一倍。相较之下,晚清财政收入规模的扩张速度比前清要快得多。
表2 光、宣时期财政收入一揽表(注:《清史稿》卷一二五,食货六;刘锦藻撰:《清朝续文献通考》卷六六,国用考四;卷六七,国用考五;卷六八,国用考六。)
附图{F72c05}
财政收入规模的大小和增长速度的快慢不仅受政府财经政策的影响,更主要地是受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经济发展水平及蕴含于其中的技术进步对财政收入规模的影响是根本性的,清代财政收入规模正是在当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基础上不断发展的。
清初,由于战争的频繁和灾荒的破坏,社会经济残破凋敝,百姓生计困窘艰难。为了恢复经济,清政府不得不减免赋税,与民休息。据史料记载,仅康熙在位的前四十四年,蠲免钱粮即达9000万两有奇(注:《清圣祖实录》卷二二三。)。乾隆时的蠲免规模更是远胜前朝。乾隆十年(1745),朝廷决定于次年起分三年轮免各省额征银数,此次共计免征赋银2824万余两(注:《清史稿》卷一二五,食货六。)。此后又分别于乾隆三十五年(1770)、四十三年(1778)、五十五年(1790)普免全国钱粮(注:《清高宗实录》卷八五○,卷一○二五,卷一三五○、卷一四四一。)。依据当时的地丁收入水平粗略统计,乾隆一朝仅普免赋银就有一亿两以上。蠲免之外,清政府还要赈济灾荒,疏浚河工,用度也颇繁。恢复经济的代价是非常大的,清政府为此损失了为数不菲的财政收入,从而影响了收入规模的扩大。
商品经济在前清有了一定发展,但由于统治者厉行“重农抑商”政策,工商业发展受到限制,对外贸易也被长期遏制。因此,清政府的财政收入只能以田赋为主体,而“永不加赋”、“摊丁入亩”等改革又将田赋征收定额化,这就决定了前清的财政收入不可能有快速发展,而是长期徘徊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之上。
鸦片战争后,中国经济发生了深刻变化。随着外国的商品倾销和资本输出,原来以个体生产为基础的自然经济逐渐走向解体,已有的资本主义萌芽在外国资本的影响和刺激下进行了技术改造,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得以产生并有了初步发展。清政府为“自强”、“求富”,在政策上对工商业发展逐渐由抑禁转为认可和鼓励,对于外国先进技术亦主张积极引进。洋务运动期间及以后,西方科学著作不断被翻译介绍到中国,实用技术也伴随着外资的侵入及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源源而来,从而促进了近代工业经济的发展,提高了经济效益。就冶铁工业而言,光绪二十六年(1900),全国生铁产量25890吨,三十一年(1905)为32313吨,宣统二年(1910)骤增至119396吨(注:杜石然等编:《中国科学技术史稿》下册,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283页。)。这一巨大成就无疑归功于近代冶铁技术的传入与应用。美国学者费维恺认为,“近代前的”经济扩张是一种“低度开发”,是在落后状态下的成长;“近代性的”经济成长则是由于科技不断进步而形成的(注:(美)费维恺:《清代经济史与世界经济史》,载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明清档案与历史研究》上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93-394页。)。这一观点比较中肯,也适用于前清与晚清的经济发展状况。晚清的经济发展与技术进步使财政收入因财源扩展而增加,这一点是前清无可比拟的,其财政收入规模也达到了后者难以想象的扩张程度。
从绝对数额的层面看,清代财政收入的规模确实在不断扩张甚至膨胀,但若从收支关系的角度来考察,其入不敷出的赤字状况亦愈发严重,这一规模又相形见绌。
清初,战争频仍,经济萧条,财政吃紧的情况时有发生。康熙中期以后,社会经济开始复苏,财政收入也逐步增多,加之捐纳等非常项收入的开征,收支失衡问题基本得到解决。自此至嘉、道年间,清政府的财政收支状况基本稳定,收支相抵后一般都有盈余。在乾隆中后期,户部库存银一直保持在6000-8000万两之间;即使到道光元年至十四年(1821-1834),平均每年库存仍有2716.3万两(注:彭泽益:《十九世纪后半期的中国财政与经济》,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42页。)。
咸丰之后,非常项支出激增,“军需、河工、赈务、赔款之用……为数均巨”(注:《清史稿》卷一二五,食货六。)。清政府相对稳定的收入难以承受如此庞大的开支,度支窘迫、不敷甚巨的局面日甚一日。咸丰三年(1853)六月,“部库仅存正项待支银二十二万七千余两”(注:《清文宗实录》卷九七。)。至20世纪初,清政府的财政更是到了“库储一空如洗”(注:《清德宗实录》卷五二三。)的悲惨地步。
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陈锋先生认为,晚清户部银库空虚的原因除了支出不断增加外,与各省拖欠解部款项亦有很大关系(注:陈锋:《清代财政支出政策与支出结构的变动》,载《江汉论坛》2000年第5期。)。这一论断是正确的,也符合史实,但还不够充分。为什么支出扩张就会造成收支紧张?地方何以欠解?笔者认为以下两点才是问题的症结所在。
首先,清代不健全的财政收支制度使收入在面对非常项支出时难以招架。清建朝伊始便确立了一条刚性的收支原则,即“国家出入有经,用度有制”(注:程含章:《论理财书》,《清经世文编》上册,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650页。)。这里的“经制”是指国家的财政收支要有固定的范围和数额,一般不得超越。具体规定是:岁入主要包括田赋、盐课、关税和杂赋四项;岁出分为皇室经费、兵饷、宗室百官俸禄、工程费等项。以上均为经常性项目,相当于现代的预算收支。这一原则的缺陷是弹性不足,财政收入“表现出鲜明的定额化特点”(注:何平:《清代赋税政策研究:1644-1840》,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08页。),财政支出则未将战时军费、社会救济经费等重要项目包含在内,相对固定的收入难以应付特殊情况下的非常项开支
清代前期,非常项支出主要是军费,它所造成的财政缺口通过捐纳等非常项收入形式得以填补。到了晚清,非常项支出不仅范围扩展,而且数额庞大。军费方面,据彭泽益先生估算,仅咸、同年间用于镇压各地起义所耗军费,最低也有8.5亿两(注:《十九世纪后半期的中国财政与经济》,第137页。)。为抵抗外国军事侵略,清政府也消耗了巨额军费,而战败后赔款又使其遭受了更大损失。按《马关条约》和《辛丑条约》的规定,清政府要支付的对外赔款不计利息即达6.5亿两,相当于它七年财政收入的总和。晚清皇室奢靡的程度也远胜前清。同治十一年(1872)皇帝大婚,清廷谕令各省添拨京饷银100万两(注:《清朝续文献通考》卷六九,国用考七。)。光绪十三年(1887),为办理帝婚,慈禧太后命户部先行拨银200万两解交礼仪处(注:《清德宗实录》卷二四三。)。这些巨额的非常项开支事先并未列入预算,因此当其突然出现时,清政府只能通过加赋增捐、开征厘金、举借公债等手段来弥补经常性收入的不足,以期平衡收支。然而支易收难,财政支出的扩张速度远远超过了收入增加的速度,清政府不健全的收支制度最终使自己陷入了财政赤字的泥潭。
其次,晚清农业经济的落后和农民生活的贫困也是财政收支失衡的重要原因。在清代,农业生产是国家财政收入的基础,农民是税负的最终落脚点,即税收归宿。农业生产状况的好坏和农民生活水平的高低对国家财政收入有着决定性影响,从而对收支关系起了间接的制约作用。清代前期,“摊丁入亩”、蠲免钱粮等赋税政策的实施使农业经济逐渐恢复,农民生活有所改善。因此,即使此时出现军费等非常项支出,也能通过田赋的自然增长及捐纳等临时性收入的征取来缓和入不敷出的紧张。到了晚清,由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侵略、清政府的加赋抽厘剥削及自然灾害的严重破坏,农业经济凋敝不堪。另一方面,晚清农业生产的发展主要是依靠土地的开发和劳动力投入的增加,而不是农业技术的改进,这就决定了农产品产量不可能有太大提高。在南方产稻最裕之江浙一带,年产量仅为136-508斤,产量最高之湖南长沙,年产也不过680多斤(注:史革新主编:《中国社会通史·晚清卷》,山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37页。)。在这种农业经济状况下,农民生活异常艰难,“加以各省摊派赔款,益复不支,剜肉补疮,生计日蹙”(注: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第五册,中华书局1958年版,总第5251页。)。在此情况下,清政府增加财政收入可谓困难重重,因为厘金、公债等非常项收入的征收最终会将税负转嫁至农民身上,而农民的贫弱已如上所述,因此,入不敷出的结果也就必然产生了。

清代前期的财政收入结构属于以田赋为主、其他收入为辅的传统型模式,鸦片战争尤其是咸丰之后,这一结构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田赋在整个财政收入中所占比重逐渐下降,关税收入的比重明显上升,厘金、公债等收入形式则从无到有。
探讨财政收入结构,就必然要对之进行科学的分类。笔者认为,应按照财政收入形式将其分为税收和其他收入两大类,税收作为清代财政收入的主体部分,如此划分更能体现其主导地位。
清代前期的财政收入全部属于税收形式。若以收入来源为标准,前清的财政收入可分为田赋、盐课、关税和杂赋四种经常性税目。兹将这一时期财政收入结构情况列表如下(注:资料来源:何本方:《清代户部诸关初探》,载《南开学报》1984年第3期。)(杂赋数额不多,在财政收入中所占比重也很小,故在此不列入表)。
表3 前清历朝财政收入结构比较表
附图{F72c06}
由表3可知,地丁银一项在财政收入中所占比重始终在61%-88%之间,其他诸项所占比重最多时也不到40%。表中的地丁银是指“摊丁入亩”后对田亩和丁役合并征收的货币形态的收入,它是田赋的主体部分,此外田赋还有漕粮等实物形式。前清所征实物田赋为数不少,且包括米、麦、豆、草等多种形式。现将部分年份的实物田赋数额列表如下(见下页表4)。
从表4中可以看出,前清的实物田赋数额是比较大的,如果折算成银两(按时价平均每石、束折银1两),康熙朝的实物田赋约合900万两左右,相当于同期地丁银的一半强。若将二者合并计算,田赋在财政收入中的比重当比前表所列地丁银所占比重更大,足见农业税在前清财政收入中地位之重。
表4 前清征收实物田赋简表
附图{F72c07}
在这一时期,盐课和关税收入的总额与所占财政收入比重均有增加,但总体上仍处从属地位。关税征收以榷关即内地常关为主要来源,海关收入仅占极微小部分。可见此时的商品经济没有得到较快发展,中国处于比较封闭的、以农业生产为基础的封建经济阶段。
清代前期,弥补财政赤字的重要工具是捐纳,它是一项颇为重要的非常项收入。清代继承前明旧制而行捐纳,根据人们所捐钱物多少给予功名或实职。它起初仅是临时性收入,清廷也并不提倡。乾隆五十八年(1793),上谕对各地屡行捐纳之举予以严责:“倘复有奏开捐者,即为言利之臣,更当斥而勿用。”(注:《清高宗实录》卷八五○,卷一○二五,卷一三五○、卷一四四一。)然而,军需浩繁,河务待兴,财政支出的扩张使统治者不得不借助捐纳以增收入,最终将之变为长期性收入。据统计,雍、乾、嘉三朝行捐数额少者十余万两,多者上千万两,其所占户部收入比重在嘉庆九年(1804)甚至达到78.68%(注:周伯棣编著:《中国财政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44页。)。捐纳是封建性极其浓厚的收入形式,它在财政收入中的重要地位从侧面表明,前清的财政收入结构是古老的传统型模式。
这种结构模式到了咸丰以后开始发生变化。田赋在财政收入中的主体地位有所下降,关税比重迅速提升。税收“垄断”财政收入的局面终被打破,公债这一新的收入形式产生,并很快成为财政收入的重要构成部分。作为弥补财政赤字的工具,厘金和公债超越了前清的捐纳,在财政收入中占据重要位置。现将晚清财政收入结构状况列表5(公债一项另行分析)。
表5 晚清财政收入结构比较表(注:邓绍辉:《晚清赋税结构的演变》,载《四川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4期。)
附图{F72c08}
从表5可以看出,关税是晚清财政收入中最具活力的一项,其所占比重一直在20%-30%之间。究其原因,是由于此时的关税征收已从前清的以常关为主转为以海关为主,随着近代海关制度的不断完善及中外贸易的日益扩展,关税收入总额直线上升,至清末已比鸦片战争前夕增加了近百倍,所占财政收入比重也由前清的10%左右猛跃为晚清的30%左右,成为仅次于田赋的第二大收入来源。关税、盐课和厘金均为税负可以转嫁的间接税,三者所占财政收入比重总和为24%-73%,而田赋这一直接税的比重则由前清时的70%-80%降至晚清的不足50%。
厘金是此时产生的一种商业税,自咸丰三年(1853)出现后很快通行全国,几乎达到“无处不卡,无货不税”(注:《清德宗实录》卷二三二。)的疯狂程度。其税率起初仅为1%,但到后期不断提高,许多地区在5%-10%之间。在上海,油、豆饼的厘金税率在同治初年已比咸丰四年(1854)增长了十余倍,“豆则增至三十余倍”(注:《申报》1875年11月6日。)。这一新的收入形式以极快的速度发展,以至于在其产生仅仅三十年后,收入总额便占到财政收入的近20%,成为晚清弥补财政赤字的重要手段之一。
厘金之外,晚清出现的另一项弥补赤字的收入是公债收入,它是税收之外的独特收入形式。公债是一个财政范畴,它首先表现为一种财政收入,它与税收的最大区别是具有偿还性和自愿性。以筹措和发行的地域为标准,公债可分为内债和外债两种。晚清的公债主要表现为外债,内债处于次要地位。
清政府借用外债活动可以光绪二十年(1894)为界分为两个阶段。在此之前,其国外借款共计4626万两,每年收入平均仅占财政总收入的4%左右;晚清时期共借外债12.04亿两,每年收入占财政总收入的30%-50%(注:徐义生编:《中国近代外债史统计资料》,中华书局1962年版,根据第38-52页、90-91页表格计算所得。)。清政府发行国内公债共三次:光绪二十年(1894)的“息借商款”、光绪二十四年(1898)的“昭信股票”及宣统三年(1911)的“爱国公债”。直隶、湖北、安徽、湖南等省也发行过地方内债。上述各种内债的发行均以失败而告终,未达到弥补财政赤字的目的,原因主要有二:一是缺乏发行内债的经济基础,即资本主义经济尚未获得充分发展;二是不具备近代金融机关和国债市场。除此之外,政府的借端苛派也违背了公债发行的自愿性原则,致使民不堪负,效果自然极差。这一点连当时的户部都自认不讳:“所集之款,不过百分之一、二,而流弊有不可胜言者。”(注:千家驹编:《旧中国公债史资料》,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8页。)
以上分析说明,到了晚清,自然经济的解体已愈来愈快,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比前清快得多。公债这一资本主义性质的收入的产生表明,中国财政正朝着近代化方向迈步;另一方面,晚清财政收入对外债的依赖越来越重,并因此导致了部分利权的丧失,具有典型的半殖民地时代印痕。总的来看,晚清的财政收入结构从某种程度上讲已具有近代性,属于过渡型结构模式,这比前清的传统型收入结构模式有了很大进步。
晚清的财政收入结构与前清相比确有巨变,但变中亦有不变。笔者认为,无论这一结构如何变化,以下两个方面是始终一致的。
第一,清代财政收入的各个构成部分都被赋予了一个共同的政策目标,即维持收支平衡和满足国用,从而巩固封建政治统治。财政收入各部分所占比重有所增减,项目也偶有裁添,但这些变化无不为了维护王朝的稳定。清代财政收入结构的嬗变是以社会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它又在根本上服务于政治。因此,无论前清还是晚清,其财政收入结构都带有鲜明的政治功利目的。
第二,尽管田赋在财政收入中的比重呈相对下降趋势,但它的绝对数额是不断增加的,这说明它仍是政府财政收入最重要的构成部分,而且农民税收归宿的地位在有清一代并未发生明显改观。农业税比重的下降和各种间接税比重的提升确实反映了商品经济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晚清的进一步发展,但如果据此而夸大中国的近代化程度,则未免过于片面。客观地讲,田赋收入直至清末仍占国家财政收入的30%左右,收入“老大哥”的位置没有改变;其他收入中所占比重较大者为公债和关税,二者均非源于中国自身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而是与外国资本主义国家的对华经济侵掠密切相关。再就纳税人的负担而言,农民既要交纳农业税,又要承受各种间接税转嫁而来的无形压力及农产品与工商业产品之间的“剪刀差”剥削,他们始终是税负的最终落脚点。总之,在整个清代,农业税一直是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农业经济是财政收入的基础,收入结构的变化并未超越农业国这一历史阶段。
综上所述,清代财政收入的规模与结构均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这些变化从财政的侧面反映了清代社会经济的发展与进步。通过分析财政收入这一微观问题,我们可从宏观上对清代的财政状况予以把握,从而给予一个更为客观的定位:中国封建性财政至清代已走上颠峰,并开始逐渐向近代化嬗变,清代财政的发展演进为近代性财政形态的到来作了必要的铺垫。

5. 清朝的证券交易所设在哪个城市

中国证券交易所的发展概况

在我国清朝光绪末年,由上海经营外商股票的经纪人所组织的“上海股份公所”,是旧中国出现的第一家外商经营的证券交易所。1905年,上海股份公所在香港注册,定名为“上海众业公所”。辛亥革命以后,随着新兴企业股票发行数量的日趋增多,证券交易日渐兴旺,一些商品经纪人开始兼营证券买卖。一些上海商号也挂出股票公司的招牌,以现货交易形式经营当时发行的银行股票和少量工矿股票。1914年,在上海经营股票交易的商号正式组成“上海股票商业公会”,在公会所在地集中经营证券业务。同年,北洋政府颁布《证券交易所法》,明确准许便利买卖、平准市价而设的国债、股票、公司债券及其他有价证券的交易活动。1918年,北京证券交易所正式成立,1919年北洋政府农商部正式批准设立“上海交易所”,1920年改名为“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上海股票商业公会”也于1921年改组成为“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1929年国民党政府颁布《交易所法》后,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并人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自此,在上海形成专营外商股票的“上海众业公所”和专营国内证券的“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并存的局面。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这两家证券交易所停业。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股票交易逐渐恢复,证券交易所复业。抗战胜利后,证券交易所一度中断,到解放前夕才正式停业。

6. 我手里有一张建国初期公私合营的股票400元到现在谁能帮我算算能拿回多少钱或是这张股票的收藏价值

这东西去兑现金恐怕不可能了,只有收藏价值,历史价值,研究价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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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清朝的股市最后是如何崩溃的

在中国,股票市场出现在现代银行之前,早在1860年代,洋行股票开始在上海问世。之后,在中国洋务运动的驱动下,第一只华商股票——轮船招商局——于1872年底开始交易。接下来,江南制造局、开平煤矿等现代工业企业、矿业企业相继发行股票。1881年,外国商人创办了上海自来水公司,其股票供不应求。同年,原本乏人问津的轮船招商局股票价格也开始上涨,100万两的额定资本全部招足,而原本的100两一股也在1882年时达到了260两的高位。
正如1882年9月2日的《申报》所评论的:“今华人之购股票者,则不问该公司之美恶,及可以获利与否,但有一公司新创、纠集股份,则无论如何,竞往附股。”就是说根本也不管你公司是干什么的,是蒸蒸日上还是面临倒闭,总之你敢发我就敢买,还不如今日去欧美扫货的中国土豪,起码认认驴包。
于是大起大落的刺激来了。1883年10月,对矿业股票的过分投机导致中国迎来了历史上第一次现代意义上的金融危机。当时,矿业股票暴跌,形同废纸,其他原本信誉良好的招商局、开平矿务局股票也是一落千丈。于是股市崩盘,股民血本无归,纷纷上天台思考人生。介入股票投机和承做股票抵押的钱庄也纷纷倒闭,一度空前繁荣的股票市场变成了夜晚的菜市场——热闹过后一片狼藉。

8. 清王朝就已经有股票了吗,谁推出的

清王朝在接连遭受了两次鸦片战争的痛击之后,深刻认识到自己的不足,开始师夷长技以制夷,在总理衙门的带动下开启了一场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创办近代军工企业的近代化运动,也就是洋务运动,揭开了中国近代化的序幕。洋务运动主要靠有能力和实力的汉族地主在地方推行,其中执牛耳者当属。李鸿章可谓是涉猎了近代工业的方方面面,同样中国的第一只股票的发行也是在他的推动之下完成的。

招商局原始股的股价定在了每股100两白银,相当于现在一股6000元人民币,不愧为泱泱大国第1股。10年之后,轮船招商局的股票股价被炒到了美股265两白银,相当于现在人民币接近16万元,可谓天价。这么高的股票价格居然还有人在买,可见当时清朝人炒股甚至比当代人还要疯狂。基于此制度优势,轮船招商公司很快成为了近代中国创办的规模最大企业,之后在清政府贷款的支持之下,居然以222万白银收购了美国旗昌轮船公司,成为了亚洲首屈一指的居于垄断地位的航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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