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机构农村信用体系调研

『壹』 农村信用社卡往邮政储蓄银行转账，需要手续费吗

需要收取手续费，因为是跨行转账的，需要收取相应的服务费，具体收费标准如下：

1、同地异行：每笔2元；

2、异地同行转账费用：交易额的0.5%(最低2元，最高50元)；

3、异地异行转账费用：每笔2元 交易金额的1%；

4、异地柜台取款是要收0.2%-0.5%的手续费，不满1元按1元收取存/取款手续费最高20-50元；

(1)金融机构农村信用体系调研扩展阅读

农村信用合作社作为银行类金融机构有其自身的特点，主要表现在：

1、农民和农村的其他个人集资联合组成，以互助为主要宗旨的合作金融组织，其业务经营是在民主选举基础上由社员指定人员管理经营，并对社员负责。其最高权利机构是社员代表大会，负责具体事务的管理和业务经营的执行机构是理事会。

2、主要资金来源是合作社成员缴纳的股金、留存的公积金和吸收的存款；贷款主要用于解决其成员的资金需求。起初主要发放短期生产生活贷款和消费贷款，后随着经济发展，渐渐扩宽放款渠道，和商业银行贷款没有区别。

3、由于业务对象是合作社成员，因此业务手续简便灵活。农村信用合作社的主要任务是：依照国家法律和金融政策的规定，组织和调节农村基金，支持农业生产和农村综合发展，支持各种形式的合作经济和社员家庭经济，限制和打击高利贷。

参考资料来源：网络—农村信用社

『贰』 农村信用社就是等于农业银行吗

不是

农村信用合作社（英文名称Rural Credit Cooperatives，中文简称农村信用社、农信社）指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设立、由社员入股组成、实行民主管理、主要为社员提供金融服务的农村合作金融机构。

中国农业银行（AGRICULTURAL BANK OF CHINA，简称ABC，农行）成立于1951年。总行位于北京建国门内大街69号，是中央管理的大型国有银行，国家副部级单位。

中国农业银行是中国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提供各种公司银行和零售银行产品和服务，同时开展金融市场业务及资产管理业务，业务范围还涵盖投资银行、基金管理、金融租赁、人寿保险等领域。

(2)金融机构农村信用体系调研扩展阅读：

依照国家法律和金融政策规定，组织和调节农村基金，支持农业生产和农村综合发展，支持各种形式的合作经济和社员家庭经济，限制和打击高利贷。

农信社分为以下部门，农信社合作社，农信社国际金融部门，政通农信社培训学校，农信社信贷部门等，是目前由银监会和国务院双重领导的部门。

中国农业银行通过全国24064家分支机构，30089台自动柜员机和遍布全球的1171家境外代理行，以覆盖面最广的网点网络体系和领先的信息科技优势，向全世界超过3亿5千万客户提供便利、高效、优质的金融服务。

『叁』 1、农村信用社在我国金融体系中的地位如何

农村信用社是由辖区内农户、个体工商户和中小企业入股组成的社区性地回方金融机构答，是我国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截至2006年末，全国农村信用社各项存款贷款余额，占全部金融机构贷款的15%。其中，农业贷款余额元，占全部金融机构农业贷款余额的93%。农村信用社正在成为农村金融的主力军和联系农民的金融纽带。

『肆』 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特征

独立系统
农村金融本身是一个独立的系统，具有整体性、相关性、环境适应性和动态性
所谓系统，就是按一定目的、条件和环境，按一定的关系组成的互相作用的若干要素的有机整体。系统论认为，宇宙中包括人类社会宏观和微观方面，都是若干大小系统。基于这一系统论基本原理，宏观经济可以看作一个系统，农村经济可以看做是宏观经济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而农村金融可以看做是农村经济系统的一个子系统（宏观经济系统的二级子系统）。农村金融作为一个独立的系统，它也是由若干要素所组成的有机体。按照不同的层次划分，包括宏观层次的金融监管系统、中观层次的金融机构系统以及微观层次的金融需求主体系统，其中，宏观层次的金融监管系统和中观层次的金融机构系统构成农村金融的供给系统，金融机构系统是农村金融系统的主体，在整个农村金融系统中起着关键的作用。
（一）农村金融系统的整体性与相关性
整体性是农村金融系统的首要特征。如前所述，系统是由相互依赖的若干部分组成，各部分之间存在着有机的联系，构成一个综合的整体，以实现一定的功能。因此，农村金融系统各部分也不是简单的组合，而要有统一性和整体性，要充分注意农村金融系统各组成部分或各层次的协调和连接，提高农村金融系统的有序性和整体的运行效果。同时，农村金融系统中相互关联的各部分或部件形成“部件集”，“部件集”中的各部分的特性和行为相互制约和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和相互依赖，即具有相关性。农村金融系统中相互关联的各部分，有的相互关系较为强烈，有的相互关系较为软弱；有的相互关系是线性的，有的相互关系则是非线性的；有的相互关系是长久的，有的关系则是暂时的。这种相关性确定了农村金融系统的性质和形态。
（二）农村金融系统的环境适应性与动态性
农民期待农村金融体制改革
农村金融系统和包围农村金融系统的环境之间通常有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各种环境要素的变化，如政府职能转换和经济工作重心的转移、宏观经济景气状态的变化、宏观调控的收与放、银根的松与紧、农村经济增长的快慢、农村市场开放度的增减、农村金融体系内部的相互竞争与合作态势的变化、区域投资环境的改善与恶化、社会信用状况的波动等等，与农村金融系统之间均有互动作用，都会引起农村金融系统特性的改变，相应地引起农村金融系统内各部分相互关系和功能的变化。为了保持和恢复农村金融系统原有特性，农村金融系统必须具有对环境的适应能力。
为此，作为一种制度安排的农村金融系统，它在形成以后，虽然在一定时期内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但它也具有一定的生命周期特性，随着环境的变化，农村金融系统本身也需要发展，需要在变化了的新的环境下找到新的均衡，具有动态性。
行为特征
（一）重视正规农村金融，忽视非正规金融，改革缺乏必要的整体性和相关性
与我国经济改革的整体战略路径一致，金融领域的改革也采取一种渐进改革的方式，遵循“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看一步”的方式而展开，对金融改革特别是农村金融改革缺乏整体的系统性构思。在金融市场化的方向下，农村金融改革到底要达到什么目标，缺乏系统性论证。
因而，多年来的中国农村金融改革主要着眼于农村正规金融机构系统内部关系的调整和改善，没有着眼于机构间运作机制的协调。改革视角始终停留在对农村金融机构的改革上，而且仅就农村金融机构的改革来看，也缺乏必要的整体性和相关性考虑。
例如，对农业银行的改革是从改革国有商业银行的角度展开的，这样的改革必然导致农业银行从农村地区的撤离。而对于农业发展银行的改革则是在粮食市场化改革情况下不得不采取的举措。农村金融改革仅仅是为了构建一种完善的机构体制，而没有着眼于如何构建农村金融系统中各子系统间相互协调运作的长效机制。
农村
改革开放以来，多次调整和改变农村金融监管系统的运作方式，农村正规金融系统内部，也仅仅着眼于各金融机构系统内部的改革，而忽视非银行系统的安排，仅仅着眼于正规金融部门制度的演进，而忽视非正规金融部门制度的变迁。
事实上在农村私人借贷极为普遍，构成了农村借贷的主要方面。农户的支出比例从大到小依次为教育、生活、医疗和生产，当入不敷出时，农户往往更倾向于通过私人借贷的方式获得融资。据国家统计局农调队的调查数据显示，农户从正规金融获得的借款占全部借款的比重不到1/3。这主要是因为通过正规农村金融机构获得借款非常困难。调查显示，农民借贷的问题并不在于利率的高低，而是根本借不到钱。非正规金融的存在显然有其客观必要性，也有其优点。而且，非正规金融的存在也表明：我们不花钱，一样可能得到一个较好的农村金融市场机制。但问题是非正规金融游离于法律之外，不仅可能蕴含着极大的风险，而且其自身也得不到法律的保护。
（二）农村金融系统改革与城市金融系统改革缺乏协调推进性
我国经济金融改革的次序，是经济改革先于金融改革。尽管我国经济改革首先是从农村展开的，但是经济发展的路径却遵循着以东部和城市为中心推进的模式，与经济发展的路径一致，我国金融发展也遵循以东部和城市为中心推进的模式（何广文，2001），金融改革首先在城市进行，这就必然造成农村金融改革与农村经济发展的脱节。农村金融改革落后于农村经济发展，农村金融供给不能适应需求的变化。农村经济和农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带来了农村金融需求的变化。经济发展的过程在逐渐地削弱二元结构特征，城乡统筹、缩小城乡差距也成为政府现阶段经济工作的重心。同时，农村经济主体出现多元化、需求出现多样性。
然而农村金融系统却在固化这种城乡金融的二元结构特征。
一是和城市相比，我国农村历来是受管制最少的，农村金融市场应该是最能体现竞争机制的市场。
二是我国农村金融本身存在庞大的客观需求，具有内在的生存、发展和创新的能力和动力，即使在最贫困的地区，也有生存的土壤。
三是农村金融机构的命题特征应该为：体制上是私人的，对象上是立足于乡镇社区的，规模上是小型的，数量上是大批的。
四是这些金融机构本身可以充分竞争，繁荣发展，成为农村金融的主力。
五是这些金融机构服务范围窄、影响小，风险比较容易控制。但以往和目前的改革措施往往是着眼于机构，侧重于监管，热衷于“拉条条”、“定框框”，把本来简单的事情复杂化，对农村金融市场的改革、发展和创新形成极大的制约。
农村金融改革
（三）改革缺乏有效的协调机制和外部支持环境
改革的推动者和行为主体的行为没有协调，监管者和金融机构之间缺乏协调机制，金融机构本身创新的动力和创新的主动精神缺乏。现有农村金融监管力量，分别来自于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各省政府金融监管部门，往往出现职责上的分工问题，或者造成监管漏洞，监管不到位，或者监管过度。
农村金融改革需要一个良好的金融运行环境。
一是需要相应的法律和制度环境支持，对于农村金融机构包括政策性金融机构、商业性金融机构以及非正规性金融机构，目前还都缺乏明确的法律规范。
二是需要有关的宏观政策支持。对于商业性或政策性农村金融机构，在准备金管理、再贷款利率等方面，现有的制度安排还不是很合理，需要研究更符合现实情况的管理措施。
三是需要基础设施建设的支持。道路、教育、医疗、水电、通讯和法律支持等公共产品供应不足，也制约了农村商业金融服务的改善。
四是一些配套改革也非常重要。例如，尽管有的农村土地制度使农村土地和房产已进入市场，也不能成为抵押品和担保品。农村社会保险、医疗保险以及教育、投资等方面的现有体制都在一定程度上对农村金融市场发展构成了阻力。
（四）农村金融供给和需求之间不协调，农村金融改革与环境的适应性被忽视
农村金融服务的主体是“三农”，由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区域性差异决定了全国各地“三农”问题的重心和表现形式是不一致的，农村金融需求也不同。
经济欠发达的贫困地区的金融需求主要表现为解决基础设施建设和缓解贫困局面，为贫困农户提供基本的金融服务，这是通过商业金融渠道所不能实现的；中等发达的传统农区的金融需求主要是农业生产发展所需，解决商业贷款能力较弱的农户融资难的问题；发达地区的金融需求主要体现为农村经济发展所需，解决推动私营经济发展和中小型企业发展所需的融资问题。
就现有农村金融市场供给而言，经济欠发达的贫困地区和中等发达的传统农区的金融供给主要是农村信用社在实力不足状况下的低水平的金融供给，需要通过合作金融、政策金融、各种类型的民间小额信贷协同来满足。发达地区虽然业已形成了金融机构多元化格局和多渠道金融供给状况，由于私营中小型企业在商业信贷市场上的融资能力不足，需要政策金融各种形式的辅助。
可见，不论是发达地区还是欠发达地区，政策金融在农村金融供给中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并且需要政策金融在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发挥不同的功能。而就现阶段的中国农村政策金融的功能设定而言，在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的功能设定具有同质性，即为粮棉收购企业提供贷款，业务范围狭窄，功能退化，仅是在农产品收购方面发挥着政策性金融组织的作用，退化成“粮食银行”。而实际上，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的政策金融需求是不一样的。
近年来，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大量收缩县和县以下机构，涉农金融机构大量缩减，严重影响农村金融供给能力，实际上形成了农村信用社“独户挑重担”，垄断农村金融市场的局面。但是，农村信用社在满足农村金融需求方面的作用有限。
一是资金来源不足是农信社供给能力有限的最主要原因，在县域经济范围内，金融机构之间的存款竞争非常激烈。各商业银行虽然大规模收缩农村金融业务，但它们的储蓄网点还在强抓存款。同时，邮政储蓄凭借自身优势，大量挤占存款市场。这些机构抽走了大量农村资金，却大都不承担支农任务，不仅使农村资金严重外流，而且也造成农村信用社存款增长相对较慢。
二是农村信用社历史包袱沉重，不良贷款比例高，经营亏损严重。
三是支付结算体系的落后也成为农村信用社竞争能力拓展的重要障碍。目前大部分地区的农村信用社支付结算体系都十分落后，联行结算和电子汇兑业务远远落后于商业银行和邮政储蓄。这些技术制约不仅大量增加资金在途时间，时效性差，准确性低，严重影响了农村信用社的信誉和形象，从而使相当一部分资金流失。
四是从市场经营看，农村金融机构最薄弱的环节在于市场竞争和风险管理能力的匮乏，道德风险问题仍然十分严重。
（五）目前农村信用合作社的改革方案不知不觉又走了计划经济的老路
省联社与县联社的两级法人几乎就是原县联社与信用社两级法人的翻版。公司治理中最简单的道理，即权力与责任对等、努力程度与激励必须对等以及投资收益与风险必须对等，在省联社的体制中没有考虑进去，县联社需要通过增资扩股来满足监管当局的资本充足率要求，但却不必对股东负责；被剥夺了委托人权利的股东，追求的是不需要承担风险的高额收益；省联社有权任命县联社主任，但无需也没有能力承担县联社经营不善的责任。
此外，省联社体制形成了对整个农村金融部门事实上的垄断，使得农村信用社的道德风险便无可避免，可能形成信用社风险的集中化和国家化。省联社的体制还是垄断改革的根源，可能成为农村金融创新的主要制度性障碍，与改革的初衷背道而驰。在省联社的体制之下，信用社之间的竞争将被当作“家丑”来处理，信用社信息披露的选择性将会更强，其他新的金融组织创新出现的难度将大大增加。

『伍』 欧美国家农村金融体系的优缺点

我就找到了这个
(二)“4+1”需求功能型的美国模式
美国是世界上农业最发达的国家，农村金融组织是从需求的角度来构建的。该模式由“4+1”即商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系统、政府农贷机构、政策性农村金融和保险机构等组成。其主要特点是：
1．按照农业需要的合理分工设计惠农金融服务体系。该体系主要由四大部分组成：(1)商业银行。美国联邦储备银行规定，凡农业贷款占贷款总额的25%以上的商业银行，可以在税收方面享受优惠。(2)农村信用合作系统。它主要包括联邦中期信贷银行、合作社银行、联邦土地银行，由农业信用管理局管理。(3)政府农贷机构，包括农民家计局、商业信贷公司、农村电气化管理局三个机构。需要说明的是，农民家计局主要是对不能从商业银行借到低利率的青年农民提供适合农业生产周期的借款，这是一种“无追索权贷款”。(4)政策性农村金融机构——小企业管理局，专门向不能从其他正常渠道获得充足资金的小企业提供融资帮助。
2．政府为信用社提供持续的正向激励措施。美国以法律形式规定对信用社的优惠政策：免征各种税赋；建立信用社存款保险；信用社不缴存款准备金；信用社可以参照市场利率自主决定存贷款利率。
3．多层次的保险提供了比较完备的农作物保险业务。美国农业保险运行主要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为联邦农作物保险公司(风险管理局)，主要负责全国性险种条款的制定，风险的控制，向私营保险公司提供再保险支持等；第二层次为有经营农险资格的私营保险公司，它们与风险管理局签订协议，并承诺执行风险管理局的各项规定；第三层次为农作物保险的代理人和查勘核损人，美国农作物保险主要通过代理人销售，他们负责具体业务的实施。
(三)“4+1”国家控制型的法国模式
法国是欧洲农业最发达的国家。在农业的发展过程中，法国农业信贷银行、互助信贷联合银行、大众银行和法国土地信贷银行等农业信贷机构及法国的农业保险(即“4+1”模式)都为农业发展做出了贡献，其中贡献最大的是法国农业信贷银行系统。该模式的主要特点是：
1．农村金融体系属于典型的国家控制型金融模式。目前，法国农村金融形成了由法国农业信贷银行、互助信贷联合银行、大众银行和法国土地信贷银行组成的农村金融体系。该体系是在政府的主导下建立并运行的，同时还要受到政府的管理和控制。因此，它属于典型的国家控制型金融模式。
2．最大的农村金融机构采取“上官下民”的组织体系来构建。法国最大的农村金融机构农业信贷银行系统是一个典型的半官半民性质的金融组织，由地方农业信贷互助银行、地区(省)农业信贷互助银行和中央农业信贷银行三个层次组成。该体系是在民间信用合作组织基础上由上而下逐步建立起来的。这种体制的优点是便于管理，合作金融机构的业务与国家政策结合得很紧，甚至可以说是为政府政策服务的。其缺点是各级信贷互助银行独立性较小，受政府干预大，经营效益较差，国家财政补贴较大。
3．政府对农业保险进行必要的干预并加大科研投入力度。法国农民为保障自己的经济安全，发起并设立了地方互助保险公司以应对火灾、冰雹、牲畜死亡等农业生产经营风险。政府则负责对商业保险所无法承保的巨灾风险(如农业自然灾害)进行必要的干预。1980年以后，法国在大学和有关部门逐渐出现了专门从事农业风险科学研究的机构，政府投入巨资资助研究。
(四)“5+1”分类对口型的墨西哥模式
墨西哥支持农村发展的金融机构比较齐全，包括国家农业银行、商业银行、保险公司、国家外贸银行、全国金融公司及农业保险机构(即“5+1”模式)。该模式的主要特点是：
1．将不同情况的农户进行分类并安排相应的机构提供对口的金融服务。墨西哥根据农户的不同情况，分别由不同的金融机构提供资金，如现代化大农场的资金由商业银行、保险公司、国家外贸银行等金融机构提供；具有一定的生产潜力的中等农场或农产的资金主要靠国家农业银行提供优惠贷款；那些生产落后、不能获得正常银行贷款的贫困地区或贫困农户主要靠政府通过专门的基金会提供的低息或无息贷款来发展生产、保障生活。
2．农业保险中政策保险与商业保险共存，国家提供一定的政策优惠。墨西哥农业保险公司的最初资本金由财政部提供。国家财政还提供该公司费用的25%以示支持，并对整个农业保险给予政策性免税。墨西哥还有其他4家商业保险公司经营部分农业保险业务，该农险业务向国有农业保险公司分保，并可经墨西哥农业保险公司从政府获得30%的保费补贴。农业保险的推广实行自愿原则。但是，对一些种植业、养殖业保险采取强制措施。
(五)“6+1”领头银行型的印度模式
印度农村金融体系最大的特点就是具有鲜明的多层次性，各金融机构之间既分工明确，又相互合作。这一金融体系构成了“6+1”领头银行型模式，即印度储备银行、印度商业银行、农业信贷协会、地区农村银行、土地发展银行、国家农业农村开发银行、存款保险和信贷保险公司。该模式的主要特点是：
1．用“领头银行”计划的制度安排确保金融对农村地区的支持。在农村金融发展中，印度推行“领头银行”计划，就是在一个地区，必须有一家领头银行负责该地区的发展开发工作，该银行必须向国家规定的优先发展的行业(如农业)提供金融支持。
2．用法律的形式确保农村金融服务的覆盖面。印度政府在《印度储备银行法案》、《银行国有化法案》、《地区农村银行法案》等有关法律中，都对金融机构在农村地区设立机构网点提出了一定要求。如《银行国有化法案》明确规定，商业银行必须在农村设立一定数量的分支机构，将其放款的一定比例用于支持农业发展。印度储备银行规定，商业银行在城市开设1家分支机构，必须同时在边远地区开设2～3家分支机构。在今天的印度，平均每2万个农户就有1家农村金融机构为之服务。
3．用中央银行的特殊职能确保农村地区的信贷投放。印度储备银行确定了“优先发展行业贷款”制度，要求商业银行必须将全部贷款的40%投向包括农业、中小企业、出口等国家优先发展行业，其中贷款的18%必须投向农业及农业相关产业。如果达不到规定比例，差额部分的资金以低于市场利率的资金价格存放到国家农业农村发展银行，由该银行对地区农村银行进行再融资，也可购买印度农业农村发展银行的债券。印度的农村金融体系建设解决了农民贷款难的问题。
4．印度的农业保险充分发挥了保险在分散农业经营中风险的重要作用。印度的农业保险实行自愿保险与有条件的强制保险相结合的方式，即进行生产性贷款的那些农户必须参加相关农业保险，其他的保险如牲畜保险，实行自愿原则，由农户根据自己的条件选择是否参加。另外，印度最近开始开办经济作物保险，更多种类的农作物被纳入农作物保险计划。
二、国外农业发展金融支持的主要经验及启示
(一)选择符合本国国情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各国根据各自的国情，因地制宜地设计了不同的金融支农发展模式。农业最发达的美国针对地广人稀资源丰富国力富强的国情，从需求的角度设计“4+1”模式的金融服务体系，满足农村市场的需要；日本根据人多地少资源匮乏经济发达的国情，发挥团队作用，以合作金融为依托设计“2+1”模式的金融服务体系，支持农村经济的发展；墨西哥农村经济存在二元结构，地区发展不平衡，由于公共信贷资金不足，将农户进行分类并安排相应的机构(“5+1”模式)提供对口金融服务；印度根据人多地少经济落后的国情，采用“6+1”领头银行模式扶持农业发展。
中国大陆具有东亚小农社会的典型特征，工业化开展较迟，劳动力转移速度较慢，农村存在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商品经济发育不足，农户规模太小以及人多地少等现状。在欧美，“村”的形式已经不存在了，中国绝大部分人口还住在村里。城市化速度再快，在未来几代人的时间里，这种局面不会有太大的改变。因此，我们不能照搬欧美模式，而应更多地借鉴日、印等东亚模式。
(二)用立法手段保障农村金融对农业发展的金融支持
早在19世纪，法国政府就颁布了《土地银行法》，着手建立农业信贷体系，试图通过建立农村金融制度来促进农业和农村的发展，帮助农民提高收入。美国根据《农业信贷法》建立了一个分工合理、相互配合的农村金融体系。日本也颁布了《农林渔业金融公库法》等，而印度的立法规定得更具体、更具可操作性，如在《印度储备银行法案》等立法中明确规定商业银行在城市开设1家分支机构，必须同时在边远地区开设2～3家分支机构；商业银行必须将全部贷款的18%必须投向农业及农业相关产业。无论是美、日、法等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国家，还是印度等发展中国家，都用立法手段规定农村金融机构对农业发展应承担的责任。
(三)政府提供持续的正向激励措施扶持农村金融机构
由于农业生产的弱质性，农业生产吸引资金的能力较弱，农村金融需要政府的大力支持。因此，政府对支持农业发展的金融机构采取持续的正向的激励措施就成为一种普遍的做法。如美国对支持农业发展的金融机构实行税收优惠、利率补贴等措施；日本政府向农协组合增拨财政资金；法国政府实行的优先支持、贴息政策；墨西哥实行的低息、无息贷款政策；印度对农村金融机构采取了利率补贴计划，规定了商业银行农村信贷的差别利率。这些措施的实行，既是对农业的支持，也是对支持农业发展的金融机构的激励。
(四)农村金融机构提供宽松优惠的贷款条件支持农村经济发展
农村金融是国家引导农业发展、农民致富、农村繁荣的重要制度安排，是农村摆脱贫困的重要手段之一。因此，政府有必要给予财政税收等方面的优惠政策以扶持它的发展。而农村金融机构在得到政府的扶持政策之后，又将优惠的信贷支持政策服务于农村领域。如美国商品信贷公司为支持农产品价格提供无追索权的贷款和补贴补偿等；日本的农协系统不以盈利为目的、贷款不要担保等；墨西哥对贫困地区或贫困农户实行低息或无息贷款来发展生产、保障生活；印度的《地区农村银行法案》明文规定，地区农村银行经营的目的就是为了“满足农村地区到目前为止所忽视的那部分人的特殊需要”。
(五)通过建立农业保险制度来降低农业经营风险
在农村金融体系中，无论是发达国家的美、法、日的“4+1”或“2+1”模式，还是发展中国家的墨、印的“5+1”或“6+1”模式，这个“广就是农业保险，也就是说，各国都无一例外地建立了农业保险制度。这些国家的农业保险为农业发展的自然、经济、社会三大风险提供了有效的保障功能，是各国政府扶持农业的重要政策，并且通过法律为农业保险的发展提供保障。
三、我国农村金融体制的不足和缺陷
(一)不恰当的农村金融功能定位导致农村金融体系存在四大“短板”的金融抑制
“短板”之一：政策性银行——农业发展银行不为农户发放贷款。长期以来，农业发展银行只局限对粮、棉、油等收购企业发放收购贷款，而无权对农户发放贷款，将本来具有政策性扶持的农户贷款由企业性质的农村信用社承担，政策性的农业发展银行曾变成了纯粹的“收购银行”。现阶段，农业发展银行虽然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发放贷款，但受其信贷资金来源的限制，支农作用不明显。
“短板”之二：商业性银行——农业银行名不副实。现在的农业银行在转轨过程中过分追求商业性目标，特别是在实行股份制改造以后，效益最大化似乎变得天经地义，也更加有理由偏离“三农”方向。
“短板”之三：支农主力军——农村信用社的支农贷款比例缺乏刚性约束。农村信用社虽然承担着为“三农”服务的政策性职能，但这种职能只停留在弹性的倡导上，还没有上升到刚性的约束。作为金融企业，逐利性更是一种内在的商业需要，当弹性的政策性金融职能与刚性的逐利性内在需求发生冲突时，信用社会毫无疑问地舍弹性职能而取刚性需要，最终导致信贷资金流向非农领域。
“短板”之四：“劣币驱逐良币”——非正规金融组织对正规金融机构具有挤出效应。在我国农村，非正规金融组织(劣币)由于具有投向自由、借贷期限灵活、贷款手续简便等特点，更容易为农产所接受。在正规金融组织(良币)供给不足的情况下，它已经成为农户借款的主体，也已经开始填补由正规金融留下的信贷市场空间。据农业部农村固定观察点对2万多农户的调查，在2003年的农户借款中，银行信用社贷款占32.7%，民间借贷占65.9%，其他占1.24%。这是典型的“劣币驱逐良币”。
(二)不合理的金融支农体系的网点收缩导致部分乡村出现金融服务“盲区”
根据产权安排和收益冲销理论(埃格特森，1990)，金融机构将网点大幅减少，收缩了放贷权限，已逐渐淡出农户及农村中小企业贷款领域。如湖南省永州市农行营业网点在全市188个乡镇中设有机构的只占34.6%；农村信用社也实行撤并，对1300多个农村信用代办站进行撤销，部分乡村出现了金融服务盲区。在撤并的网点中，基本上属于偏远的农村和山区的机构，当地居民因无法得到便捷的存取款和结算服务而极为不满。如安徽省石台县横渡镇兰关村曾是乡政府所在地，由于撤乡并镇，信用社也跟着撤销，当地居民办理存、贷、汇业务要跑到15公里以外的乡镇，用卡业务则要到县城办理，加重了老百姓的经济负担和融资困难，为此先后发生两次村民群体上访事件。此类现象，并非个案，许多欠发达地区均有类似情况。而印度规定：商业银行在城市开设1家分支机构，必须同时在边远地区开设2～3家分支机构的做法对我们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三)失衡的农村信贷资金供需矛盾造成供给总量不足，导致农村信贷资源的严重“贫血”
从欠发达地区的现状看，国有商业银行逐渐演化成为上级行的“吸储器”，加之基层邮政储蓄银行只办理存单质押贷款，农村经济发展的资金(血液)被大量抽走，出现了农村资金的“抽血机”效应——本地资金异地化。据统计，遍布城乡的邮政储蓄机构，所吸收的存款有近60%属农村存款。本来就“贫血”的农村，在邮政储蓄“抽血机”的效应下变得更是犹如雪上加霜。这与印度“贷款的18%必须投向农业及农业相关产业”的规定相去甚远。
(四)缺失的农业保险支农功能难以满足农业分散风险的需要
我国农村保险业目前基本处于停滞状态，国外由政府主导、各种金融机构参与的农业保险体系在我国还未建立，农业生产的风险很难分散。我国是世界上自然灾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由于多年来对农业基本建设投入一直不足，农业基础设施陈旧老化，各种突发性的自然灾害往往给农业生产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
四、完善农村金融体系的对策建议
(一)合理界定金融机构功能定位，减少供给型金融抑制
借鉴美国的需求功能型、墨西哥的对口支持型、印度的领头银行计划等经验，我国应合理界定金融机构的支农定位：一是农发行定位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农村生态环境建设、农业结构调整、扶持重点地区和行业等方面发挥作用，真正成为新农村建设中重要的基础性力量。二是引导商业银行加大对农业地区的投入，如明确规定商业银行县级以下网点新增存款用于支持“三农”的比例。三是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使农村信用社真正发挥地处农村、与农民联系紧密的优势，在防范风险条件下，简化贷款手续，加强对“三农”的信贷支持。四是完善邮政储蓄制度，建立资金回流机制。五是规范民间融资行为，积极培育和发展如村镇银行等小额贷款组织。六是推进农业保险进程。
(二)转变政府职能，减少政府对农村金融的干预
要减少政府的行政干预，就必须将微观、直接的干预上升为宏观、间接的管理，使金融机构成为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经济实体，以免损害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地位。
(三)开放农村金融市场，放开对民间金融的过度管制
农村经济主体对资金的需求大多具有规模小、时间短、频率高的特点，正规金融机构很难满足这类资金的需要。而民间金融具有设立方便、资金使用灵活、服务于民间等特点，应该成为金融体系的有益补充。
(四)发挥政府的积极作用，采取持续的正向激励支农政策
从国际经验看，各国农村金融的建设离不开政府的财政投入和政策支持。建议我国政府在以下几个方面发挥积极作用：第一，继续向政策性金融机构进行提供支持，坚持专款专用的原则，为农业发展提供广泛的资金支持。第二，为偏远地区农村金融机构的建立和发展提供资金支持，适当剥离一部分不良贷款，减轻财务负担。第三，制定各种优惠政策如税收优惠、利息补贴等，鼓励金融机构为农村提供贷款。第四，拓展农贷风险补偿渠道，建立农业投入的补偿基金。

『陆』 1、农村信用社在我国金融体系中的地位如何

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社会抄主义社会生产力水平偏低，最广大农民太需要通过资金互助，以期实现合作化农业生产，推动社会化经济发展。于是，党和政府从融通区域社会资金、防止民间高利贷剥削的宏观计划出发，领导人民群众组建合作金融组织，发挥调节资金余缺的互助服务功能，共同建设好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至此，由农民自愿入股组成，由入股社员民主管理，主要为入股社员服务的，具有一级法人资格的合作金融机构即为农村信用合作社。因其充分体现组织上的群众性、管理上的民主性、经营上的灵活性且不以盈利为最大目的，而被认定为社会主义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至此，服务“三农”的市场定位便确立起来

『柒』 如何优化农村金融生态环境

一、农村经济、农村金融及农村金融生态环境的关系
农村经济问题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大问题。农村经济与城市经济难以融合导致的“二元经济”结构；农业市场化和产业化以及科技化等难以实现导致农业抵御风险能力低下；农民增收缓慢等，这三个方面的问题被合称为“三农问题”。由于农业在整个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基础地位，以及农民增收缓慢引致的农村市场无法开拓进而导致的消费需求不足，城乡“二元化”日益明显导致的社会发展严重不均衡及其他社会问题等，都是因为农村经济发展滞缓引起的，因此如何解决好农村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这三个方面问题，是挡在我国社会发展道路上的核心问题。
在近年我国经济实现飞速发展的时候，由于各种原因城乡经济发展的差距越来越大，同时城市金融发展水平与农村金融发展水平之间的差距更为明显，
农村主要的金融机构中国农业银行、邮政储蓄及各农村信用合作社的发展非常缓慢，除个别经济发达地方外基本上都处于亏损状态。由于城市在人才占有、科技技术领先、金融发达、生活便利、资源占有占优、商品流通速度快等方面的优势，城乡间的差距将会进一步拉大。

我国城市资本尚处于资本积累阶段，不能直接用城市的资金来拉动农村经济的发展，否则城市科技产业将再次落后于其他国家，从而不利于国家综合国力的提升和长远参与国际竞争能力的增强。金融作为经济的核心，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是勿庸置疑的。农村经济的发展也只能依靠农村金融的发展，通过农村金融的发展，增强农村资金的流转效率、使用效率，使其最终成为能支撑农村经济发展的资金大动脉。在当前我国农村金融极不发达的情况下，如何迅速提升金融服务水平，笔者认为，首要的应该完善和提升农村金融生态环境，通过生态环境的提升促使农村金融能从内部实现质的飞跃发展。
《金融时报》社评文章《金融生态环境就是竞争力》指出“金融生态环境不仅关系到一个国家或区域的软环境和文明程度，而且也直接影响到该经济体的经济金融发展水平，从一定意义上讲，金融生态环境就是竞争力。”
雷和平、林之诠（2005）通过对陕西周至县和澄城县的调研，并对取得的数据进行对比分析，指出金融生态环境的优劣直接关系到一个地方金融、经济的发展程度。

因此，我们要发展农村经济，在不可能实行规模性直接政策倾斜的今天，我们唯一可以走的路就是要发展农村金融，通过农村金融的发展，实现农村存量资金的盘活，加速资金流转，进而实现资金总量放大，推动农村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而农村金融的发展又必须依赖于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因此，要实现农村经济的发展，当务之急是要提升农村金融生态环境的建设水平。

二、当前我国农村金融生态环境的缺陷分析
农村经济的欠发达状态，尽管不是完全由于农村金融不发达的现实引起的，但是，如果农村金融能得到较好的发展，则一定可以极大的推动农村经济的发展。然而由于我国当前农村金融生态环境不佳，农村金融的发展受到了极大的限制。章政远、祁斌昌（2005）指出目前我国农村金融生态环境在四个方面存在欠缺：法制环境欠缺而导致的金融债权难以受到保护、征信体系欠缺导致贷款人道德风险加剧、信息披露失实而导致银企关系扭曲、经济金融错位导致农村资金大量外流等。《金融时报》的系列评论员文章也从法制、信息、会计制度、征信体系建设等角度对我国金融生态环境建设的弱势部位进行了详尽的分析。笔者在这些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我国农村金融生态环境的现状总结如下。
第一，农村宏观经济形势不容乐观，农村资金外溢现象严重。农业的利润率从来就是低于社会平均利润率的，因此农业如果没有一些适当的措施进行补贴，其回报率的低下必然将导致该行业的资金外溢。我国农业发展的现实是回报率极低，农村金融机构赖以生存的土壤如此贫瘠，如何让农村金融健康的成长？此外，由于我国农村的金融机构中，商业银行分支机构及邮政储蓄占有相当的份额，前者出于对利润的追求必然将资金从农村通过其上级行贷放，而后者作为政策性银行运营资金的主要供给者，其在农村吸纳的资金也大部分流出于农村经济循环体系外。资金流动的必然规律作用并且有外流的渠道，导致了我国农村资金外溢现象比较严重，农村金融运行的整体生态环境不容乐观。
第二，法制环境缺失，征信体系建设滞后。法制建设方面的缺失从理论上讲包括立法、司法和执法三个方面，具体到农村的现实，我们在后两个方面才是真正的缺失，已经有的法律规范不能得到很好的执行，“有法不依、执法不严”是农村法制建设中不容忽视的顽疾。这样的法制环境必然是对债权人利益的一种忽视。诚信环境的缺失则是导致农村金融生态环境恶化的更为直接的原因，诚信缺失导致的道德风险由于不可预见性和对后续贷款行为的有力影响，将对农村金融生态环境造成极其不利的冲击。雷和平、林之诠（2005）在其调查报告中列举的这些数据是值得深思的：周至县2004年底农村信用社贷款余额7.6亿元，不良贷款1.7亿元，不良贷款率近25％，而其中的十三类突出的不良贷款余额为4608万元，党政干部和政府的贷款（或担保贷款）就有1656万元，占比近36％，政府及其工作人员都能不讲信用，不还贷款，并且得不到任何的惩戒，这就是我国农村金融生态中的一个不容否认的现实——征信体系建设滞后，贷款人诚信缺失。
第三，对农村金融的监管难以深入，农村金融业务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现象，不利于正规农村金融机构的发展。由于农业贷款的分散性和农村私人放贷的隐蔽性，对其监管难以深入进行，因而不能很好的引导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业务并同时打击那些不利于正规金融事业发展的地下贷款行为；同时由于私人贷款手续简单，贷款期限较短等优势，在农村信用合作社等金融机构不能实现金融业务创新的现实情形下，不能满足市场上的部分资金需要，因而也加剧了非正规金融业务的发展，农村金融市场市场份额不断被侵蚀，外部竞争环境较差。
第四，农村金融机构内部控制制度建设滞后。作为农村金融的主要机构，信用合作社由于历史原因定位一直比较低，参与市场竞争较少，因而导致其管理体制建设、人力资源建设、市场竞争意识建设等都比较欠缺。尤其由于业务涉及范围较窄，致使其在内部控制制度建设方面严重滞后，不仅不能对业务创新进行预见性的控制引导，就是对传统业务也不能很好的进行控制。内控制度的缺失主要表现在财务会计制度、人事及岗位管理制度、风险稽核制度、问责制度等方面。这些内部制度的缺失，是农村金融机构不能实现主动性、创新性发展的内部原因。因而当前我国农村金融机构的内部生态环境是失衡的。
第五，农村行政力量的介入较为普遍，金融市场的市场化程度较低。在第二点中笔者引用的数据已经从一个事实的层面上说明了农村行政力量的介入——不仅是间接的（打招呼贷款、提供政府担保等），更有直接强行与金融机构发生借贷关系，占用大量贷款资金进行非财政性运作，使得原本有限的农村资金创造出现断层。农村金融市场的市场化程度低，不能为农村金融机构的发展提供市场的准确引导，交易环境较差。三、优化农村金融生态环境的若干思考

2005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要建设农村竞争性金融市场，而竞争性金融市场的培育需要有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笔者针对前面提出的当前我国农村金融生态环境中的欠缺点，拟提出以下优化农村金融生态环境的建议。

（一）加大法制建设力度，营造宽紧适度的农村法制环境

第一，加强针对农村经济金融建设特殊需要的立法工作。农村经济金融基础薄弱，需要不同于一般经济环境下的特殊法律保护，尤其在如何保障农民以及相关农村经济体的既得利益、预期利益等方面要加大立法力度，只有用法律来确保农村各经济体的正常经济利益获得，才能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否则各经济体之间的利益冲突将很难得到解决，农村金融生态环境将缺失有效的法律屏障。

第二，加大执法、司法力度。在处理和协调农村经济金融事务中要真正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在已有法律框架的约束下的所有领域都要做到这一点；同时在农村经济金融活动中司法的力度应该加强，不能等上诉，应该强化主动监督功能。

第三，加强对农村金融犯罪的打击。鉴于农村金融案件一般都多而小，如果按照常规法律程序，打击农村金融犯罪的成本将大为增加。因此，笔者认为建立一种处理农村金融案件的特别简易程序，以期加大打击农村金融犯罪的力度，为营造良好的农村金融生态环境创造一个宽紧适度的法制环境。

（二）以农村信用社竞争意识提升为突破口，营建竞争性农村金融市场

2005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要“培育竞争性的农村金融市场”。农村信用社作为农村金融的主力军，按照建立此类金融机构的本意——作为农民等农村经济主体自己的银行，或者按照其设立与管理的模式——社员自治，都应该成为促进社员利益的金融机构。但是由于我国农村固有的封建残余思想，乡镇、村甚至县级政府都对农村信用社进行行政干预，致使信用社的经营行为不能很好的代表广大农民等农村经济体的利益。因此优化农村金融生态环境的重要一步就是要将信用社的官办色彩剔除，体现民治思想，还信用社经营权于民，促使信用社按照市场规律经营，从而为农村金融市场增添一个有力的竞争性主体，进而促使其他各类农村金融机构也能主动由行政主导转变为市场主导，最终建立一个竞争性的农村金融市场。

（三）加强农村征信体系建设

信息不对称是社会的普遍现实，交易双方对自己的状况比交易对手有更多的了解，于是双方可能会利用自己的信息优势进行博弈，一般的结果是社会效率出现损失。因此，信息不对称情况下的交易从整个社会资源利用方面看不是最优的交易行为。

农村金融市场中的交易行为，一个重要的风险来源于交易主体尤其贷款方的信用引起的违约问题。如果贷款方或者金融服务的提供方不讲诚信，则可能会导致交易对方的利益在道德风险发生的情况下蒙受损失，但是交易对方可能不会等到损失发生才进行事后追偿，其可能通过增加其他附加条款增加可能违约方的交易成本，以弥补可能的预期损失。这样的交易将进一步抑制农村金融市场资金的充分及时利用。因此，有必要建立一种包括征信数据库、诚信奖励与惩罚体系、追偿制度等完整的征信体系。

（四）从完善内部控制制度建设、提高人员素质等方面着手，提升农村各类金融机构进行业务创新、风险控制的能力

农村金融市场缺乏必要的细分，对农村各经济体的金融服务需求进行挖掘，因此，金融创新就是一种必要的和急迫的工作。但是我国农村金融机构在现有的人员和制度下，不仅金融产品创新不能实现，就是通过跟随创新实现了金融业务的创新，创新产品的风险也不能在现有的风险约束机制下得到有效控制。

因此农村金融机构应该加大内部控制制度建设力度，尤其在财务会计制度建设、岗位责任制度建设、风险监督与稽核制度建设等方面；此外，农村金融机构应该更加注重引入高素质的金融专门人才，加大对现有员工的培训力度，提升风险意识、风险防范与控制能力、业务创新意识及业务创新能力。为繁荣农村金融市场提供内部制度和人员保障，进一步优化农村金融生态环境。

（五）建立农村贷款保险制度，促进支农贷款发放，提升农村资金自我创造能力

农村金融机构的存贷比一般都只有30％甚至更低，货币创造能力较弱，加上农村商品市场交易通常都是通过现金交易完成，货币流通速度慢，因此，农村资金总量供应不足便不可避免。

建立农村金融机构的贷款保险制度可以有效的促进农村金融机构的贷款发放——贷款保险制度可以确保农村金融机构的经济效益趋向最大。就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现实和社会条件可以采用两种不同的贷款保险模式。其一，行业协会模式——农村金融机构自主设立行业性、区域性保险基金。如以农村信用社为主体，联合其他各类农村金融机构，通过类似上缴存款准备金方式强制各机构缴纳一定比例的贷款准备金，形成资金池，并通过招标方式确立区域性的基金管理公司，在资金的运作上采取以安全性为主、以盈利性为辅的方式，当被保险机构发生保险范围内贷款无法收回或其他既定损失情况下按损失金额的一定比例或全额直接从资金池拨付予以补偿；其二，政府机构主导模式——以市级人行中心支行和银监局为核心，通过强制上缴贷款准备金的方式设立资金池。具体资金运作上与前一种方式基本一致，只是在资金管理上可以采取更灵活的方式，或者招标管理，或者自行运作，或者通过指定机构运作等。相对而言，笔者认为第二种模式在当前更为可能，在运作效率上、资金安全性及盈利性等方面都更有保障一些。

此外，科学高效的贷款保险制度还需要建立一个公正、有效的损失评价、损失确认、监督体系，以防止部分贷款机构的道德风险发生。在这样的一种制度保障下，贷款的发放必然加速，从而降低了农村资金的沉淀，提升了农村货币创造能力。

（六）限制农村金融机构成为资金外溢的渠道，以培育相对独立的、具有完整金融创造功能的区域金融市场

农村资金外溢，不仅不利于农村经济的发展，对当地的所有金融机构的发展其实也是不利的。从金融生态环境的含义上理解，在没有充足的资金作保障的情况下形成的金融生态环境绝对是不能支撑当地金融的正常发展。因此，应该从制度层面直接规定各金融机构的资金吸纳与运用方式，同时建立相应的监督和激励约束制度，以确保资金外溢状况得到抑制，农村金融生态环境能有质的提升。

（七）提升对农村金融监管宽度和深度

农村各金融机构为了达到盈利或者其他目标必然与其他机构发生交易，尤其在为了达到利润最大化的目标时，有可能做出违规行为，进而威胁到整个农村金融生态的平衡。因此在当前我国农村金融体系抵抗风险能力薄弱的情况下，应该加强监管，包括两个方面的升华。其一，拓展监管范围即监管宽度。不仅要将农村金融机构的日常经营活动纳入，同时也要把非金融机构的金融业务纳入，以减少其可能产生的对农村金融机构、农村金融及农村经济的冲击；其二，提升监管水平即监管深度。不仅要对农村金融机构的常规经营活动进行监管，同时也要对产品创新行为、制度建设等进行引导，以切实提升农村金融机构的经营管理水平。

（八）加快农村经济体发展，为农村金融机构的发展提供根本支撑

农村金融生态环境的提升从根本上讲还是要依靠农村经济的发展，正如前文所分析的，两者之间存在密切的线性关系，而这种关系是一种映射。只有农村经济体发展壮大，才能促使农村资金在供应量上放大，同时也会促使农村资金在需求量上放大，从而增强货币创造能力和农村资金的使用效率，最终实现农村经济体系内资金的稳定、健康、自主、有序的乘数循环流转，从根本上改善农村金融生态环境。

『捌』 我国银行体制的基本构成

原载《2000中国金融发展报告》，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0年

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兴起了我国经济的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的波澜壮阔的大潮。在这个过程中，金融体制改革和金融的对外开放则是这一潮流中的一支重要的支流。对这一支流的剖析，不仅有助于我们加强对我国经济改革开放潮流的认识，更是我们籍以判断其未来走向的必要依据。

所谓金融体制实际上就是所有金融活动的运作方式、组织结构和制度安排等要素的总和。具体而言，金融体制由金融机构体制、金融调控监管体制和金融市场体制组成。本文对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分析将分别从这3个方面进行展开。

一、我国的金融机构改革

（一）我国中央银行的形成及其发展

从建国初期到1978年间，我国的金融体制在本质上表现为“大一统”的银行体制。在这一时期，中国中国人民银行作为唯一的一家银行既承担了“中央银行”的管理职能，集中管理和分配资金，又从事“商业银行”活动，办理吸收存款和发放贷款的业务，集现金中心、结算中心和信贷中心于一体。[1]这种“大一统”的银行体制显然与改革开放的市场化目标相抵牾。因此，金融体制改革的第一步，只能以建立完整的中央银行制度为发端。

1979年，先是中国农业银行，继而是中国银行从中国人民银行分设出来。这两家被中国人民银行长期兼并的银行终于又恢复了独立地位。随后中国人民建设银行（后改名为中国建设银行）也从财政部独立出来，纳入银行体系。1982年9月，国务院下达的文件明确指出，中国人民银行是我国的中央银行，各专业银行按照指定的5个方面受中国人民银行领导。1983年9月，国务院再次下达文件，决定自1984年1月1日起中国人民银行作为国务院领导和管理全国金融事业的国家机关，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另行成立中国工商银行，办理工商信贷和储蓄业务。1984年1月，中国工商银行成立，成为承接原由中国人民银行办理的城镇工商企业存贷款及城镇居民储蓄业务的专业银行。同年我国又批准设立了众多的城市信用社，并在全国普遍发展了农村信用社。至此一个完整的专业银行体系最终在我国确立。所谓专业银行体系是指业务划块作严格的分割，专门从事某一方面业务的银行分工格局。如中国农业银行主要办理农村地区的业务；中国银行作为外汇专业银行则限于外汇业务及与此相关的人民币业务；中国人民建设银行以基本建设贷款为主要业务。

随着专业银行体系的建立，中国人民银行方得以从一般的银行业务中摆脱出来，成为以金融管理为职责的中央银行。国家外管局也划归中国人民银行。中央银行与专业银行在职能及其相互关系上的界定由此正式完成。中国中国人民银行单独行使中央银行职能在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标志着我国的金融体制向市场化方向的根本转变。但是，中央银行和专业银行的分设仅仅是一个开端，由于我国传统体制的积弊相当深厚，金融体制市场化的最终完成必然是一个漫长的渐进过程。

1986年1月，国务院发布了《银行管理暂行条例》，该条例对中央银行的职能的规定仍然带有浓重的传统体制色彩。例如，只规定中国中国人民银行的各项权力，缺少相应的约束条款；赋予中国人民银行以发展经济、稳定货币和提高社会经济效益等相互冲突的多重政策目标。中国人民银行尽管在理论上成为中央银行，但在实际上仍然办理某些经营性业务，如以“支持地方经济”的名义对非金融部门发放贷款，但贷款质量欠佳，本息回收率较低，损害了其中央银行的形象；中国人民银行还自办证券公司、城市信用社、融资中心和咨询公司等盈利性机构，既造成不小的损失，又与其宏观管理的职责相冲突，削弱了中央银行的威信；同时，由于当时实行中国人民银行与财政部利润分成的预算制度，强化了中国人民银行的利润动机，扭曲了中国人民银行的行为。此外，专业银行继续承担着某些政府功能，如办理政策性贷款等。

为了扭转这种状况，1993年12月，国务院下发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把中国中国人民银行办成真正的中央银行。1995年3月18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中国人民银行作为中央银行的地位、性质和职能得到了更为明确、详尽的法律规定，廓清了以前的许多模糊认识，并对中国人民银行的行为制定了限制性条款，如不得对金融机构的帐户透支，不得对政府财政透支，不得直接认购、包销国债和其他政府债券，不得向地方政府、各级政府部门提供贷款，不得向非银行金融机构以及其他单位和个人提供贷款，不得向任何单位和个人提供担保等。1997年，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了《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条例》、《票据管理办法》和《支付结算办法》等涉及机构管理、风险监管方面的规章近百件。这些都显示了我国中央银行制度的市场化特征的日趋完善。1998年5月，中共中央建立了中央金融工作委员会，使中央银行和国有商业银行党的领导实现垂直领导体制。上述改革的重要目的是：使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摆脱地方政府（主要是省级政府）的干预，彻底消除中央银行的盈利行为，使国有商业银行的业务也摆脱地方政府的干预。

长期以来，中国人民银行主要是按行政区划建制，依省、市、地（市）、县设立对等的分支机构，由此形成如下弊端：（1）层次多、运转慢，为地方政府干预金融洞开方便之门，不能适应不同地区人均收入水平、金融业务规模、金融机构数量、监管任务不同的要求，也有悖于资源有效配置的基本原则；（2）职能分工不明确，总行、一级分行、二级分行、县支行的职能相似，不利于搞好金融监管工作；（3）机构重叠，人浮于事，经常存在利益冲突，省（市）、地（市）重叠设置的分行，在有利可图的工作上相互竞争，在无利可图的工作上相互推委、扯皮，工作缺乏效率。为了独立、公正、有效地履行职能，中国人民银行于1998年开始调整组织体系，跨行政区设立分支机构。

中国人民银行于1998年11月撤消了31个省级分行，组建了9个跨省分行，同时与所办的证券公司、融资中心和各种经济实体彻底脱钩。至此，我国的中央银行制度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

表1 中国人民银行九大分行及其辖区

分行名称
管辖地区

天津分行
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

沈阳分行
辽宁、吉林、黑龙江

上海分行
上海、浙江、福建

南京分行
江苏、安徽

济南分行
山东、河南

武汉分行
江西、湖北、湖南

广州分行
广东、广西、海南

成都分行
四川、贵州、云南、西藏

西安分行
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

中国人民银行撤消省级分行以后，9个跨省分行的工作与我国现行省级政府强大的行政权力结构之间仍然存在一定的矛盾，特别是在金融监管方面。除国有商业银行外，许多地方金融机构是省级政府控股的，中国人民银行对这些机构的监管和处罚仍然有很大阻力，因为法院和司法部门是隶属于地方政府的，所以在金融机构的关闭、债务偿还、企业逃债违约、存款纠纷、对金融机构的乱收费等方面很难得到公正的司法执行。这些问题有待改革的进一步深入予以解决。

（二）银行的商业化进程

80年代初的专业银行体制的建立仅仅是在理顺我国的银行机构体制迈出了第一步。一方面，中国人民银行尚未完全从一般的业务经营中摆脱出来，另一方面，专业银行也仍在办理某些政策性业务，且其经营的商业化仍然步履艰难，机关化的运作方式严重阻碍了专业银行的发展。为了促进专业银行的商业化经营，我国于1980年开始对这些银行实行经济核算，试图改变传统的“大锅饭”现象。1983年，银行系统开始实行“全额利润留成制度”，把各项指标考核与利润留成挂钩，使专业银行初步确立了利润、风险和成本等一系列经营范畴。1987年核定“三率”，即成本率、综合费用率、利润留成与增补信贷基金或保险周转金的比率，下放“六权”，即业务经营自主权、信贷资金调配权、利率费率浮动权、内部机构设置权、留成利润支配权、中层干部任免及职工招聘与奖惩权，突破了传统的高度垄断集中的管理体制，使专业银行的经营机制逐步向商业化转变。

接着，我国又开始探索专业银行向商业银行转轨的途径，允许专业银行向综合化经营的方向发展，出现了“农行进城，中行上岸，工行下乡”的现象。这种业务的相互交叉和竞争，为专业银行深化改革和商业化经营奠定了良好的基础。随着专业银行之间的业务交叉，“专业银行”的称谓也逐渐消亡，转而由“国有（独资）商业银行”所取代。从目前情况看，各国有商业银行的业务仍以自己所专长的专业分工为主，交叉业务为辅。

与此同时，我国从1986年起陆续建立了一批新兴商业银行，如4家全国性商业银行，即交通银行、中信实业银行、中国光大银行、华夏银行和一些区域性商业银行，如深圳发展银行、广东发展银行、招商银行、浦东发展银行、福建兴业银行、海南发展银行（已关闭）、烟台住房储蓄银行和蚌埠住房储蓄银行等，借以推动我国银行体系的市场化建设。尤其是打破了专业分工和地域格局，从一开始就摆脱了政策性业务的桎梏的全国性股份制银行——交通银行的重新组建，标志着新中国第一家商业银行的诞生。在此期间，在我国的许多中心城市还逐步建立了城市信用社。

金融机构的改革在农村也在向纵深推进。1980年，中央财经领导小组讨论银行工作时指出，要把农村信用社办成真正的合作金融组织。1984年8月，国务院批准中国农业银行《关于改革信用合作社管理体制》的报告，把农村信用社纳入了中国农业银行的领导。这与我国当时仍实行传统的集中管理的金融体制有关。随着金融体制的逐步市场化，金融风险也日益增加。为了避免政府承担过多的风险，根据《国务院关于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我国从1996年9月开始进行农村信用社与中国农业银行的脱钩工作，全国5万多个农村信用社和2 400多个县联社与中国农业银行顺利脱钩，农村信用社的业务管理和金融监管分别由县联社和中国人民银行担任。

1993年12月，我国决定加大对4大专业银行的商业化改造的力度。国务院下发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成为我国商业银行组织体系建设的里程碑。《决定》提出了“把国家专业银行办成真正的国有商业银行”的口号。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政策性银行与商业银行分设，政策性金融和商业性金融分离，国家专业银行向国有商业银行转变的目标。为此，我国在1994年先后成立了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3家政策性银行。专业银行的政策性业务逐步划转到政策性银行，经营机制进一步向市场化靠拢。1995年，我国发布的《商业银行法》又明确规定了商业银行“实行自主经营，自担风险，自负盈亏，自我约束”，并且以其全部法人财产独立承担民事责任。于是，各银行纷纷建立了单一法人制度，陆续取消了分支机构的法人地位。4大国有专业银行逐步完成了改组成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过程，专业银行商业化也进入了实质性的实施阶段。这一时期我国还成立了中国民生银行，各市的城市信用社也于1996年分别合并组成了城市合作银行，并在1998年更名为城市商业银行。我国的商业银行体系由此得到了进一步壮大。

我国的4大国有商业银行是目前世界上分支机构最多（各有8 000-10 000家分支机构），员工人数最多（各有15-60万人）的银行，但由于长期的机关化运作使其费用开支十分庞大，经营效率却相当低下。为了促进其商业化的进程，自1998年起，国有商业银行的省分行和省会城市分行陆续合并，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在1999年已撤消了一大批的县级支行。同时，在财务、住房、工资、养老金、医疗等方面也实行了全面的改革，加速向商业化经营的方向发展。

在，1998年推出的有关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其他内容还包括：改革和完善国有商业银行资本金补充机制以及呆坏帐准备金提取和核销制度；扩大贷款质量5级分类法的改革试点；全面实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和风险管理；加强中央财政对国有商业银行的支持，通过发行2 700亿元特种国债筹措资金，以增加国有商业银行的资本金；对国有商业银行的某些贷款实际用于财政支出的部分予以补救或改变；将现行金融会计制度中不符合金融业谨慎原则的内容加以修正。

1999年4月20日，我国组建了第一家以经营并化解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为主业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注册资金100亿元，由财政部全额拨付，负责购买或托管中国建设银行的不良贷款。其后，我国又先后成立了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和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分别购买或托管中国银行、中国工商银行和中国农业银行的不良贷款。这些公司均属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国有独资金融企业，其主要任务是负责接收、管理、处置对口银行划转的不良贷款，最大限度地保全资产、减少损失。其主要运作方式为：综合运用出售、置换、资产重组、债转股、证券化等方法对贷款及抵押品进行处置；对债务人提供管理咨询、收购兼并、分立重组、包装上市等方面的服务；对确属资不抵债的企业进行破产清算；此外可以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向境内外投资者出售债权和股权。这些资产管理公司收购不良贷款的范围是：按当前贷款分类办法剥离逾期、呆滞、呆帐贷款（其中待核销贷款以及1996年以来新发放并已逾期的贷款除外）。

（三）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崛起

为了推动我国金融业的发展，满足我国经济增长对资金的迫切需求，我国于1979年开始着手发展信托业。1979年10月，中国银行重建信托咨询部（后改建为信托咨询公司），该年10月，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中信公司）成立。以此为标志，我国的信托公司得到了迅速的恢复和发展，一些地区和部门开始筹建不同形式的信托投资公司。为了促进信托业的发展，国务院于1980年作出了银行试办各种信托业务的决定，鼓励银行支持经济横向联合。当时的主要考虑是：（1）银行是金融机构，有一套完整的制度办法和拥有熟悉金融业务的人才，把信托业务纳入银行轨道较为稳妥；（2）银行机构多，信息快，调控机制灵敏，贯彻国家方针政策得力；（3）银行资金雄厚，信誉卓著，与工商企业和人民群众联系密切，开展新的业务容易为社会所接受。

根据这种情况，中国人民银行于1980年8月召开了全国分行行长座谈会，并作出决定：企业及企业主管部门的多余资金，可以委托银行对指定地区和企业投资或贷款，也可以委托银行代选对象进行投资或贷款。同时，为保证信托业务能够规范有序地开展，同年9月，中国人民银行发出《关于积极开办信托业务的通知》，对发展信托业务的步骤、业务人员素质等有了明文规定。1981年7月，在中国人民银行召开的13省、市信托工作座谈会和8月的会议上，银行办理信托业务被视为金融体制改革的内容之一。在两次会议精神的推动下，我国的信托投资机构迅速发展，触角几乎覆盖了全国各个地区和国民经济的所有领域。到1981年末，全国共有各种信托投资机构600多家。

我国的信托公司主要有4个大类：（1）全国性信托公司，即中央一级直属国务院。经过清理整顿，目前仅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1家。（2）地方政府主办的信托公司。一般由地方财政、计经委等政府主管部门出资筹办。（3）银行系统的信托公司。主要指原4大专业银行所属的信托公司。这类公司资产雄厚，分布极广，得益于银行原有的业务联系和活动空间，具有其他信托公司所无可比拟的天然优势，是信托公司的主体。随着我国实现金融业的分业经营，这些信托公司已全部撤消。（4）民间出资的信托公司，如上海爱建信托投资公司。

1979年4月9日国务院批转的《中国人民银行全国分行长会议纪要》决定逐步恢复保险业务，设立保险公司。25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出了《关于恢复国内保险业务和加强保险机构的通知》。1980年，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恢复办理国内业务。1991年初，交通银行成立了太平洋保险公司。1993年以后，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完成了财产险、人寿险和再保险业务的分离，改组设立了中国人民保险（集团）公司，下辖中保财产保险公司、中保人寿保险公司和中保再保险公司3家子公司；太平洋保险公司与交通银行脱钩，改制为独立的股份制商业保险公司；平安保险公司将6家子公司的独立法人地位取消，将其改组为直属分公司。与此同时，中国人民银行还陆续批准设立了一批新的股份制保险公司，如大众、天安、华泰、永安、华安、泰康、新华等保险公司，保险业由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一家独揽转向“百家争鸣”。

我国在对外开放和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面临的一个棘手问题是，一方面亟需引进外国的先进技术，另一方面，国内的外汇资金又极度匮乏。为了解决这个矛盾，就需要通过国际租赁业务，开辟利用外资的新渠道。1980年初，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组织了一个考察团赴日本考察现代租赁业务，开始了我国租赁业务最初的尝试。由此，租赁业作为一种利用外资的“新技术”被传入我国。1981年，为了更好地开展租赁业务，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先与北京机电设备公司、日本东方租赁公司共同创建了我国第一家中外合资租赁公司——中国东方租赁有限公司，后又与国家物资局等单位合建了中国租赁有限公司。这几家租赁公司的成立，标志着现代租赁业务在我国的诞生，以及现代租赁体制在我国的建立。

80年代初，为了适应企业更新改造设备的需要，一些地区，如上海也出现了专门从事设备租赁业务的租赁公司，成立了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太平洋租赁有限公司、联合租赁有限公司等3家中外合资的商业租赁公司和由国内几家银行合资的上海国际租赁公司。到1993年，我国的金融租赁公司已多达13家。

此外，我国的证券公司、财务公司、典当行等其他非银行金融机构也在改革的进程中得到了全面的发展。1987年，我国第一家证券公司——深圳特区证券公司在深圳成立，到1994年底，专业证券公司已达91家。1987年我国成立了首家财务公司，到1993年底达到39家。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个体经济的发展，融资领域的扩大，信用形式的增多，新兴的典当业开始复苏，并有日趋活跃的趋势。1988年，上海第一家典当行——恒源当铺成立。到1993年，上海已有8家当铺。

（四）逐步放宽外资银行的进入

我国从1978年开始实施改革开放政策，自1979年起，金融开放就成为对外开放的重要组成部分。在1979-82年间，以日本东京银行北京代表处设立为开端，陆续有31家外资金融机构在华设立代表处。在1982-85年间，我国开始批准外资金融机构在经济特区设立营业性分支机构的试点，允许它们从事各项外汇金融业务。第一家被批准的是香港的南洋商业银行深圳分行。1985年，我国政府颁布了《经济特区外资银行、中外合资银行管理条例》，确立了外资金融机构在我国经济特区设立营业性分支机构的法律地位，标志着我国金融业开放向规范化方向发展。

1990年9月，为配合中央关于开发开放浦东的战略决策，国务院批准上海成为中国除经济特区以外率先引进营业性外资金融机构的沿海开放城市。此后，引进外资金融机构的数量和规模不断增长，质量不断提高，地域不断扩展。

在1992年和1994年国务院又相继批准开放大连、天津、青岛、南京、宁波、福州和广州等7个沿海城市和北京、沈阳、石家庄、西安、成都、重庆、武汉、合肥、杭州、苏州及昆明等11个内陆中心城市，允许在这些城市设立营业性外资金融机构。

1994年，国务院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1992年起，在上海进行开放保险市场的试点，陆续批准了美国友邦保险公司、日本东京海上保险公司、瑞士丰泰保险公司等4家保险公司上海开设了营业性分公司。1998年，国务院又同意批准英国和澳大利亚的2家保险公司来华展业。

在资本市场方面，1995年，我国建立了第1家中外合资投资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与美国摩根·斯坦利合资的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开始探索规范化开放我国资本市场的途径。

1996年底，经国务院批准，本着“先试点、后全面开放，开始从严、以后逐步放开”的原则，中国人民银行颁布了《上海浦东外资金融机构经营人民币业务试点暂行管理办法》，并开始审批符合条件的外资金融机构在上海浦东经营人民币业务。1997年，中国人民银行批准了9家外资银行在浦东试办人民币业务。1997年3月27日，汇丰银行上海分行和日本兴业银行上海分行正式举行了首笔人民币贷款（协议）的签字仪式，从而标志着上海外资银行在浦东进行人民币业务试点的正式开始，揭开了我国银行业本外币业务全面对外开放的序幕。1998年10月，我国又决定增加8家外资银行在上海浦东经营人民币业务试点。至此，获准经营人民币业务的外资银行已达17家。随后又批准深圳为第2个允许外资银行试点经营人民币业务的地区。

二、金融调控监管体制改革

（一）银行资金管理体制改革

我国金融管理体制的集中表现是银行的资金管理体制，尤其是信贷管理体制，即通过信贷规模的控制实现宏观经济管理的目标。我国的银行资金管理体制改革主要经历了这样几个阶段：

1、“统存统贷”阶段。从新中国成立到1980年以前，我国的银行资金管理一直实行高度集中的“统存统贷”管理体制，即由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对下属各级银行层层下达年度各项存款、贷款和现金投放、回笼的额度指标，各级银行必须保证计划的实现。在这一阶段，资金供应的管理权和控制权完全掌握在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手里。

这种贷款规模控制方法存在严重的缺陷：（1）贷款规模的操作缺乏严肃性，专业银行的贷款规模采取自上而下的纵向分配方式，基层中国人民银行无法对当地的专业银行实施有效的规模控制和监管。（2）贷款规模呈刚性增长，形成资金供应倒逼机制。（3）贷款规模缺乏可调性，难以根据实际需要的变化增减。（4）贷款规模控制不利于资金余缺的调剂，有些银行可能规模过剩，有些可能不足。

2、“差额控制”阶段。党的11届3中全会以后，为了搞活经济，我国开始实行产品经济向有计划商品经济的转换，逐步放弃了把实物量作为经济管理主要内容的方式，转而把控制价值形态作为经济管理的主要内容。在这种情况下，原来对银行资金管理所采用的统收统支方式已无法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因此，从1979年起，中国人民银行开始调整信贷政策和管理办法，先是在广东、福建试点，1981年起在全国推广。这种方法的主要内容是，在信贷资金管理上实行“统一计划，分级管理，存贷挂钩，差额包干”，即由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统一编制信贷差额包干计划；各省、市、自治区分行吸收的存款与发放的贷款相应挂钩，对核定的信贷差额实行包干使用，在差额包干计划内多吸收的存款和多回收的贷款，可以按规定增加发放流动资金贷款；各项流动资金贷款也可以相互调剂使用；未完成存款计划和不能如期收回贷款，则只能少发放贷款。

这种“差额控制”方法，通过改变各级基层银行的指令性计划单纯执行者地位，使之具有在完成存贷差额计划的条件下发放贷款的自主权，将各级银行管理资金的权、责、利结合起来，扩大了各级银行相对独立经营的自主权，也相应加重了其管好、用好资金的责任，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统存统贷”时期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对基层银行信贷业务干预过多、统得过死的弊端以及各级银行使用资金、总行一家搞资金平衡的状况，有助于调动基层银行吸收存款、放好贷款的积极性，促进信贷资金管理水平的提高。

“差额控制”是我国金融体制方面试图冲破传统的集中分配资金体制的尝试，其核心是存贷挂钩、差额包干。实践证明，“差额包干”虽然比过去的管理办法有了很大的进步，但是，由于这一管理体制会形成存款派生机制，而当时中国人民银行对信贷资金管理的手段还很不充分，仅仅依靠存贷差额这一手段，并不具有足够的宏观调控能力。另一方面，虽然专业银行开始渐次设立，但由于和中国人民银行的联行资金清算没有分开，仍然吃中国人民银行资金“大锅饭”，使得中国人民银行不能有效地控制货币信贷总量，容易引发信用膨胀。因此，这种体制在本质上还是没有突破以指令性计划指标管理为主的框框。为此，我国的信贷管理体制便由“差额控制”转向了“实存实贷”。

3、“实存实贷”阶段。1983年，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从农村发展到了城市，城市改革的步伐进一步加快。国务院决定实行银行统一供应和管理流动资金的体制，财政不再供应和管理企业流动资金，此即所谓“拨改贷”。该年9月，国务院决定中国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于是，中国人民银行从1984年起，要求各专业银行在中国人民银行开设专户，试行“存贷分户，按实贷放”的资金管理办法。1984年10月，在石家庄召开的全国银行信贷资金管理体制改革会议，对新时期银行资金管理办法进行了讨论，确定的管理原则是“统一计划，划分资金，实存实贷，相互融通”，并明确自1985年1月1日起实行。“实存实贷”方法的特点是：各家银行的信贷计划统一纳入国家综合信贷计划；中国人民银行与专业银行的资金往来由计划指标分配关系改为借贷关系；专业银行在中国人民银行开立存款户和贷款户，存款户上无钱不得向中国人民银行透支；专业银行之间、地区之间可以根据资金余缺进行拆借。这一办法的进步意义在于：（1）将信贷计划与资金分开，改变了过去有计划就有资金的做法，各家银